龚柏龄，名世宗，号锡先。1881年古历11月12日出生，石门县望羊桥广洞山(现荷花村)人。其父龚万表是前清秀才。

弱冠从军 矢志救国

。俗语云：“穷秀才，富举人。”龚万表因家境贫寒乃师从邻里中医做学徒，后在望羊桥一带悬壶济世聊以度日。龚万表育五子一女，田少人多，生活难以为计。年幼的龚柏龄只得离家外出靠烧窑制瓦谋生。其妻邱氏系石门维新人，原许配给柏龄长兄龚世家。因龚世家未成年即夭折，其父龚万表乃将柏龄与邱氏婚配。故此，邱氏大柏龄9岁。

柏龄曾在石门县白云乡竹坝桥慈氏寺随官祖武读书，官祖武授课极严，加之家父督导，柏龄自幼养成勤奋笃学习惯。随年龄日增，柏龄渐明理。他感悟到：与其在穷乡僻壤苟全性命、老于户牖、尽其天年，不如外出闯荡以效豪杰。即使扼腕墓道，也不枉此一生。于是他日渐不安于乡间繁重、贫困的生活。时逢满清末年，欧风东渐，柏龄受其熏陶日甚，愈加不满清廷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现状。乃于1900年一人单独外出在临澧愤而参加新军。此后，与湖北云梦人吴禄贞相识。吴与孙中山、黄兴、刘静庵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柏龄受吴禄贞影响，对飘摇的国社，落后的皇权更加痛恨，决心推翻满清政权，许身社稷，矢志救国。尔后，考入东北奉天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即在北洋新军任职。

柏龄自幼饱尝人间辛酸，艰难困苦的生活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锻造了他的品格，而且使他对劳苦大众辛酸清贫的生活至察至痛，奠定了他求变革反腐朽的思想基础，左右着他生命的轨迹。新军中下层军官类似柏龄的经历而又不安清廷腐恶现状，怀有反清情绪的人甚多。一部分有良心的热血官长，对清廷的昏庸误国，深恶痛绝，常聚一起纵论国事，遂渐成一个反清组织。后经冯玉祥提议，正式组成秘密团体——“武学研究会”。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为骨干，采用读书会的形式，加强联络，秘密酝酿推翻清政府。“武学研究会”的活动逐渐扩大。其时，柏龄与鹿钟麟、商震等皆为核心成员，积极参加其活动。他们以读书为名，暗中讨论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具体事项，或互相报告各人所知情况，何处掀起革命高潮，何地又有朝廷亲贵欺压百姓等。同时，筹措经费，购置弹药，为推翻清廷做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全国响应，势如奔涛。同盟会指示各地革命团体相机武装起义。“武学研究会”重要骨干王金铭、施从云等与冯玉祥议定，在河北滦洲与海阳镇同时行动，以策应“武昌起义”。于是王金铭、施从云召集龚柏龄、鹿钟麟、张之江、韩复榘等，于1911年12月31日在滦州发动起义，1912年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公推王金铭为大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檄告全国。檄文发出，死寂的北方，革命空气猛然高涨，新军中青年将领响应者极多。滦州地邻京畿，此举津、京震动，前清余孽心碎胆丧，失魂落魄。袁世凯派兵镇压。1月4日起义军西进天津，王金铭、施从云遭诱捕遇害，“滦州起义”遂告失败。柏龄时任新军营长，机智脱险，幸免于难。

“滦州起义”，又称“直隶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推翻满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历史上写下流光溢彩的一页。正如冯玉祥所说：“正因为这次的失败，遂使清廷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愈深。因此，南方军民的声势大振，不久即整个颠覆了清廷统治，这也并不是夸张的。”

“陆军大学”曾是近代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和军事学术机关。由于它是旧中国军事人才的荟萃之地，军事学术研究中心。故此，被近代军人所看重。

“陆大”设正规班、副课生、旁听生。正规班入学考试极难，考试成绩不及格不得入学，即使蒋介石下手谕准其入学也只能在正规班旁听，旁听3年，仍不给毕业文凭。“陆大”办学47年，共毕业正规班二十三期，计2438人。近代中国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有“陆大”学员的参与。

当时社会上颇重学历，国民政府更甚，并出于派系利益用人唯亲。故社会上流传着“黄褂子（黄埔）、绿袍子（陆大）、缺一不可。”职业军人认为不入“陆大”难有前途。故此，每期报考人员极多。军官们跃跃欲试，趋之若鹜。千人投考，百人录取是常事。

柏龄以优异成绩于1914年2月考入“陆大”第4期正规班学习，于1916年12月毕业，在校学习3年。有资料称柏龄入读“陆大”第一期实为误记。笔者查《陆军大学同学录》得知柏龄先生乃第四期正式毕业生。在“陆大”1—23期毕业学员中，第4期毕业学员最多，是职务升任较高，发展面最宽的一期。因此，在民国史上构成一定影响。如熊斌虽然只是第4期旁听生，后来也升任参谋本部次长，军委会新闻局长，陕西省主席等职务。柏龄通过在陆大3年的学习，不仅加深了军事理论造诣，同时，也结识了一些军政界的朋友，如郭松龄等。

1924年秋，郭松龄代表张作霖到日本“观操”——参观日本军事演习。于无意中得知张作霖有勾结日本出卖国家主权的迹象，经多方打听证实。奉方拟以承认“21条”为条件，商定由日方供给军火，进攻国民军。郭等对张作霖为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的阴谋，极其愤慨，决心倒戈讨奉。柏龄与郭松龄既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又是陆军大学的同学，关系密切。郭便与柏龄相商，柏龄得到李大钊、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于是坦然承诺：战端一开，保证过往列车在京奉路线上畅通无阻。经过一番策动，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2日在滦州向全国通电倒戈反奉。柏龄即于当日晚调动机车，一列列兵车在秦皇岛铁桥上向东开去。奉系将领张学良只得在“镇海”号军舰上观望。至11月25日，拥兵7万的郭松龄顺利挥师进关，起兵倒戈，反对张作霖。

柏龄曾调任“陆大”教官。著有“《战时陆军卫生勤务》、《陆海军红十字会历史》、《铁道运输》各一卷。当时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叶剑英曾到“陆大”讲授游击战理论，同时在“陆大”授课的还有杨杰、蒋百里、周亚卫等，均为著名军事家。

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府院”之争。黎下台，张勋于7月1日勾结康有为等拥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6年为清宣统9年，引发公愤，民怨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冯玉祥顺其民意率16混成旅举兵讨伐。其时，冯部乘夜色由丰台出发，柏龄以冯部第16混成旅参谋长职紧随其后。到达北京右安门绑扎四、五十把云梯登城。天亮时，即已攻入城内，大开城门。由北京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后，勇猛冲击。张勋兵败，逃入荷兰使馆。致使为时12天的复辟闹剧迅速破灭。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玉祥在北京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茶馆召集开会。柏龄以参谋长职参与谋划。冯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赶走溥仪。冯玉祥激愤陈言：“我们16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准备下令调炮轰打皇城，因段芝贵等人阻挠未能执行。致使溥仪在故宫居留到1924年。

1924年，柏龄任冯玉祥第三军参谋长。孙中山密嘱冯玉祥相机推翻曹锟、吴佩孚的统治，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彻底废除帝制。10月19日冯部抵滦平，召集前后方部队将领集中滦平开会。当场宣布行动计划，柏龄按其计划迅速返回北京。10月22日午夜抵安定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围要害地区，占领邮电通迅等部门。第二日清晨，城内街巷全是冯军，软禁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因兵败从大沽口乘军舰逃遁。10月25日冯玉祥与其所部将领商议后电邀孙中山北上。1924年11月3日，冯部将守护故宫，保护溥仪的部队1200余人悉数缴械，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5日下午4时，溥仪及其后妃和亲属等分乘汽车出宫。由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就此结束。

此事史称“首都革命”。柏龄将军参与其事，积极谋划，赶走末代皇帝溥仪，取得“首都革命”的成功。此后，冯部改编为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柏龄任第一军参谋长。

随后，冯玉祥一度与张作霖合作。因连通关外的京奉铁路处于极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乃由柏龄出任京奉铁路局局长。1927年柏龄在察哈尔省与鹿钟麟、张之江继续共事，柏龄出任实业厅厅长、陆军垦务总办。兴办实业、屯兵种粮，对生产建设贡献甚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汉、津浦两线划为第一战区。柏龄时任津浦铁路线区中将司令官。

津浦铁路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日军素以剽悍凶残著称的矶谷、板坦两师团多次争夺津浦线。柏龄身为线区司令官，奉檄守御。每有警，常领幕僚及健卒躬亲前往，巡防督查。寒夜冷露，衣甲凝霜结冰，落地有声。柏龄虽年逾半百，但尽忠职守，竟数日不寝，仅裹衣小憩。危急时，昼夜生活在专车上以便指挥。一次，专车行于山东兖州车站遭日机轰炸，随行人员强行拉他下车，匍伏农田，才幸免于难。柏龄不顾危险，深入现场指挥，是为常事。将大量机车、弹药等辎重调运内地，不为日军所用。因屡建奇功，备受嘉勉，军委会专赠军大衣等物慰劳，供其御寒。

1937年日军板坦师团沿津浦线路向南进逼，值此紧要关头，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为保存实力退而避战，致使敌军于1937年11月5日攻入济宁，沿津浦线长驱直入，对韩复榘的行为，柏龄异常气愤。事后，参加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师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时，仍余怒未息。

早在1936年正当南京国民政府贯彻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时，柏龄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参加与投降派的斗争。其时，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战已是四周年。吉鸿昌已被蒋介石杀害，为了宣传抗日，打击投降派。柏龄与张之江（上将）共同在南京发起召开纪念察哈尔抗战4周年大会。召集积极抗日的各界人士400余人参加。张之江主持会议，特邀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及王世杰（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莅会，起到了宣传抗日的积极效果，在国民党军政界影响很大。此一史事记录至今陈列在山东省泰安市滦州起义纪念馆内。

自平津沦陷，津浦线失守。广大华北地区沦入敌手，处于中原的河南迅即成为华北抗战的后方，华中抗战的前线，保卫武汉的屏障，南北战场的枢纽。因此，河南战场成了全国抗战的重要地方。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统10万大军30余师。2月初，他又兼河南省主席。统一指挥军政。程潜驻河南，深感责任重大。多次召开会议共商防务。在召开有师长、军长及集团军司令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专门研究派遣得力将领加强防务等事项时，会上有人提出：溃散在各地的29军余部和西北兵军官甚多。这些人多次与敌交锋，浑身挂彩，对日军仇恨至极，抗日怒火心中燃烧，时刻以求再战。但因29军军长宋哲元以病告假，赵登禹、佟鳞阁等将军战死。缺乏有资望将领统一指挥。并建议选派一位资深的西北军将领率领抗战。另有人提出：“柏龄兄久历戎阵是最佳人选……。”但，亦有人提出：“柏龄兄虽忠勇善战，但年事已高，恐难胜任，且河南防务艰巨，地处全国抗战枢纽，不可视军机为儿戏。”柏龄拍案而起，圆睁怒目，愤而变色：“一个军人，值此国难当头，岂能言老，避而不战，苟全性命，是要我学韩复榘吗？况且，我身体很好，愿意前往。”语调咄咄逼人。参会将领闻言，尽皆哑然。程潜与柏龄为湖南同乡，相知甚久。于是，程与冯玉祥相商，派遣柏龄任冀鲁豫边区自卫军中将总指挥兼豫北行署专员、保安司令。在冀南、鲁南、豫北等区域与友邻部队协同抗战。曾与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同为师长的常好仁被任命为副总指挥，辅佐柏龄。

1938年初，柏龄在河南滑县东南桑村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冀鲁豫边区自卫军。下辖7个支队。当时任河北濮阳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辖三个旅）及山东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部均在其指挥下。此外，尚有范龙章和雷少荃两部。柏龄所部又通过共产党员刘晏春、卢辉等与八路军联系后，先后数次派出80余名青年分别到冀南解放区永年及南宫两地培训。他们受训后积极发展抗日武装，以冀鲁豫边区自卫军指挥部的名义又扩编了3个支队，其队长分别由在解放区受过训的李荫青、贾守业、李九臬等人担任。这些部队配合八路军，会躲会藏会打，打了就走，昼伏夜袭，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给日寇以重创。

1938年农历2月28日，老羞成怒的日军进攻滑县，一面用大炮向城内轰击，一面又从城南龙虎堤攻城，战事激烈，从天黑打到天亮，龚部粮弹俱尽。城破，四百多群众被日寇集中于城东北隅，用机枪射杀。同时，日军又进犯浚县，杀害城内群众4000余人。柏龄所部与地方民众经激战收复滑县城。1938年8月，日军第二次进犯滑县城，土匪扈全禄带4个旅4000余人枪投敌，并驻滑县城内。柏龄所部与八路军联合歼击扈全禄，于8月25日收复滑县城。8月26日俘获扈全禄1400多人马。柏龄派亲信参谋长夏熙辑（澧县人）枪毙替扈全禄充当内奸勾结日本人的副官秦际昌。

1938年11月15日，日寇开始对冀南等地实施第一次“扫荡”，出动兵力有独立混成第3旅团及114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日军攻占聊城时，龚部所辖范筑先部奋起抵抗。范筑先，姚弟鸿及张郁光等壮烈殉国。李荫青所部在豫北数次陷入险境，后机智脱险。

继第一次“扫荡”后，日寇于1939年1月又出动3万多兵力，分11路向冀鲁豫中心区进攻。龚部与八路军联合，与冀南军民沉重打击了日军有生力量。此后，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徐向前、刘志坚率一部继续进行反“扫荡”。柏龄所部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仅至5月间，经大小400余战，杀伤毙敌共数千人。各种报纸纷纷报导。笔者摘录几则如次：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0日第二版：程潜11月8日就时局谈话称“我大河沿线，防务巩固，晋南、豫北我游击队活跃，北方局势无恶化之虞……”

《扫荡报》1938年12月7日第二版：豫北所属游击队10、11两月毙日军士兵4920人，10月毙日军中将1名……

《扫荡报》1939年2月14日第二版：冀鲁豫边境游击队活跃，歼日军数千人，夺大炮三门……

《河南民报》1938年12月18日、1939年元月6日及3月28日分别报导：“豫北日寇屡受创迄无进展……。”“豫北日寇（计寇伪4万多人）无法西犯……。”“豫北日寇陷我包围中……”

民众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引起当局重视。为巩固抗日成果，争取民众力量。程潜在1938年2月18日电示各专区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到朱集（今商丘市）集合，赴郑州陇海花园16号会客室开会。参会人员陆续到齐后，程声音高昂地说：“为抗战，军民配合，军政配合。欲想抗战胜利，必须刷新政治。这就要你们发动民众时，必须刷新政治，河南需要100个好县长，这就要你们发动民众时，把各县的好官、坏官、好人、坏人，统统给我如实报上来……。”并宣布施政方针是：一、铲除贪污；二、肃清土匪；三、免除苛派；四、整理征兵；五、赈济灾民。

柏龄按其指令，相继撤换滑、浚、淇等大县的县长。分别派亲信参谋夏熙辑（澧县人），总部副官李庆希及陈妄清等人为新任县长。同时，严惩贪污腐败。1939年春，龚部驻洛阳办事处无人负责，司书李汝砺勾结第一战区某机关人员之弟王某，盗用龚部印章，冒领经费2万余元。事发，柏龄为不增加驻地群众负担，不怕得罪王某后台，力主严查，遣贾心斋（进步人士）负责追查。贾与柏龄副官张敬吾等三人绕道日军占领的滑、浚两城，经淇县、汲县、林县、孟县，历尽艰辛，抵洛阳。由洛阳专员李杏村及县长李连庆配合，查找线索。知李汝砺已带一妓女逃匿四川，贾遂带专署所发云票追至四川广兴县，人赃俱得。又，滑县商会副会长徐显荣（其子在邵力子部下任职）仗势拒交税款，柏龄不畏权势，令人将其扣押。

为了发动民众抗战，柏龄利用多种渠道，争取抗日力量。1938年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外国人的天主教堂处于中立状态，柏龄常与外国牧师交往，利用教堂做掩护，自己穿着信服，宣传抗日，旨在争取抗日力量，并与牧师合影，表白自己已信教，以此制造假相，麻痹敌人，掩盖抗日动机。

柏龄为冯系耆宿，著名将领，声名隆盛。日寇意欲拉拢。在任冀鲁豫边区自卫军总指挥期间，其旧日好友雷寿荣（日本士官生，与岗村宁次有交往）在日军占领北京后当了汉奸，任平津维持会秘书长。雷派与柏龄相熟的屈丙持函劝龚率部投降日本。柏龄拍案而起怒骂不止，并将信函撕得粉碎。

柏龄治军严肃，令行禁止，受到群众拥护。1981年元月曾任滑县桑村学校校长的高思任及高向朝等老人回忆柏龄所部情况说：“当时部队所到之处，公买公卖……杀的是坏人，汉奸，大快人心……。”1939年，柏龄身边一副官强奸妇女，派人查证核实后，立即在滑县召开群众大会，亲自主持处决了那名副官。此举更加严明了部队纪律，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积极配合军事行动。如滑县自治会主任进步人士贾心斋受柏龄委托不畏艰险带人赴嵩县替龚部领取枪支弹药。

程潜及柏龄积极推行抗日统一战线，更加受到共产党的关注。不久，共产党正式在一战区长官部设第18集团军联络处，朱瑞任主任。继之又在柏龄所辖濮阳游击支队设第18集团军办事处。这对豫北、豫南的抗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朱则民根据北方局指示，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与龚部所辖支队司令丁树本谈判，达成协议：八路军4支队改用冀鲁豫边区自卫军第四支队番号，保持相对独立。但在军事上接受统一指挥。由龚部所辖丁树本部供其给养、枪弹。朱则民以八路军代表身份住柏龄司令部。平杰三（60年代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任四支队高级参议、民运科长。共产党员罗士高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直到1939年2月八路军仍按党的指示精神和冀鲁豫实际情况确立工作方针：“在黄河以北继续团结丁树本一致抗日……。”由于共产党的帮助，龚部得以巩固和发展。仅丁树本部二支队就由原来的2个团2000余人扩大到3个旅、2个支队、1个特务团共万余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柏龄所辖冀鲁豫指挥部人马不断扩大，后又相继成立了滑、浚、淇三县抗日自卫军及豫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这些部队的重要职务均由列耕夫、王舒苗等共产党员担任，军事上属龚部指挥。后来，这些部队大多编入了八路军的序列，如游击二队司令员就是共产员罗新民担任的，1938年9月27日这支部队编入了八路军115师688团。1938年9月6日时任国民党滑县县长的进步青年陈曙辉率自卫军400余人开赴井店编入八路军。1938年7月地下党员张慧僧被委为东明县县长拉起枪杆成立抗日队伍。

柏龄对共产党真诚抗日，日渐有所认识。当日军进占濮阳县城时，所部丁树本支队为日军追逐，率部四处溃逃时，八路军于濮阳城南小濮州袭击日军，掩护丁部。柏龄知道后指示丁树本不许南退，就地与八路军配合抗战。并允许共产党派出干部到丁部建立政训处。

柏龄真挚地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方针。在他防区里的官兵常与中共河南省委派来的代表联系。共产党的组织利用地方政权许可组织抗日自卫军的决定，在各乡各村自上而下地组织抗日自卫队，使冀鲁豫边区自卫军又增加了6万多人，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正如中共河南省委在《保卫河南宣言》中指出的：“……全国与河南民众，经过6个多月对日抗战的锻炼，已经大大觉醒了，国民政府与河南政府已经开始成为统一的国民政府。这表现在坚决领导抗战，开始采用民主方式动员民众，并在抗战时期开始注意改善民众生活，如豁免战区田赋，实行优待抗战军人，发布惩治贪污法令与退还过去摊派的救国公债等……”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柏龄多次身处险境，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为部属所钦佩。1946年柏龄昔日副参谋长姜北华对柏龄长子龚肇柄说：1938年他同柏龄将军在豫北某地遭日寇追击。危急之中柏龄从容镇静地藏卧到农户的马槽底下，任日寇大声地喊，柏龄丝毫不动。表现出抗日将领一往无前，宁为玉碎，敢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在险象环生流弹飞矢的战场，不论是敌人的炸弹在身边爆炸，还是日军追兵疾速迫近，柏龄处变不惊，从容镇定的大将风度，无疑起到了稳住战阵的威慑作用。

清廉豪爽，严于律已

柏龄出生于贫苦家庭，一生清廉。对旧军阀的腐败极端不满，设法抵制。他一生不吸烟，不赌博，不涉足妓院。戎马倥偬，紧张惊险的军旅生活异常艰苦。因其妻邱氏大他9岁，且为小足，行走不便。为照料其饮食起居，柏龄才娶刘氏为妻。而其一家生活一向以薪金度日，别无其它经济来源。在京居住20余年，一直租借别人房屋，不置产业。为的是不给后人以生存上的依赖，勉励自立。直至1936年，由于家庭人口增多，才在亲友的劝说下，在北京西斜街购房屋一所。抗战爆发后，柏龄一人赴前线抗战，北平沦陷，音讯阻隔，全家老小不仅生活窘迫，还时时提防日伪骚扰。柏龄在济南时，其长子龚肇柄为高级军医，亦从南口移师济南。日军不断轰炸济南，深夜两人对座，感念国破家亡，难免有思乡思亲之情萦怀，但柏龄决不提及，唯恐影响子女斗志而颓退。柏龄抗日名声日隆，其家小在京，日伪当局了如指掌，日本警察及宪兵，伪政府侦缉队多次骚扰龚宅，意在恫吓。其次子龚肇机因在志诚中学参加抗日锄奸团，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受尽酷刑，之所以未下毒手，实为另有所图。柏龄怒斥雷寿荣，甚至要枪毙说客屈丙，也是对日伪图谋的一次响亮回击。

柏龄对趋炎附势之徒，对流行的裙带之风，深恶痛绝。其子龚肇柄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拒绝为其安排工作，嘱其自己开诊所度日。抗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为军医。女婿李安庭在北大政法系毕业，亦拒为其安排工作。李安庭对岳丈的心情亦表理解，遂回云南以教书谋生。柏龄二个兄弟即松龄、竹龄及其侄儿们亦不因柏龄在北京做官而在京谋得差事，在北京小住后令其回家务农。

柏龄深明大义，禀性豪爽，爱憎分明，早年即得吴禄贞青睐，成为冯系将领后又受冯玉祥器重。与柏龄相交久远者亦必礼义之士，多为豪爽品格。驱逐溥仪出宫后，柏龄干脆搬到北京旧巡捕厅24号与陆军大学好友熊斌（曾任北京市长）同住一个四合院内，冯玉祥与之居住对面的寓所，故时相往来。炎夏之夜，冯常手持蒲扇赤膊短裤走过院来，共同商洽军务大事。时常聚会的还有鹿钟麟、商震、张之江等，均为当时关系政治大局的军务大员。

柏龄处事公道。因出身寒微，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极为同情。如柏龄乘坐的汽车误将家境贫寒求其谋事的士兵晏某撞伤后，柏龄立即下车亲自送晏某去医院诊治，并写信给当时任京畿司令的商震要求警方据实处理司机，事后又携礼品到晏某家中慰问。旧社会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如蚁，柏龄如此热忱的对待一个普通士兵，使身为上将的商震很受感动。

柏龄看重乡情，有很浓的乡情亲谊，热情而又乐善好施，在柏龄的积极赞助下，于1932年在北京西直门内东新开路9号设立湖南石门会馆，以助来京同乡居住、求学。并常以家乡菜馔款待来客，使身处异地的乡亲倍感亲切。因此，他的家也成为石门乃至湖南籍同乡经常聚会之地。肖伯享曾受广东革命政府委派与冯玉祥联系，柏龄倾力相助，予以引见。郑洞国、伍家宥、伍家宜等人到北京，均视柏龄为前辈专程拜访。柏龄总是盛情款待，深情交谈。

柏龄对家乡父老一往情深，颇为信赖。“文革”时柏龄的祖坟及房屋瓦舍均未损坏。祖宗牌位保留神龛之内，亦完好如初，实系乡亲保护之功。

1939年初，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1939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免龚柏龄本兼各职，赴天水行营报到，任天水行营中将参议。天水行营中与八路军将领关系密切的将校甚多。大多由程潜召去。如程星龄（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时任行营参事（校为参事、将为参议），多次赴解放区，受到朱总司令及刘伯承将军的欢迎。天水行营的氛围，柏龄心向往之，奉调天水，内心是欢愉的，于是日夜兼程，欣然前往。他从豫北高寨出发，闯敌占区，涉黄河，沿陇海路到西安。

天水行营统辖北方第一（卫立煌），第二（阎锡山）、第八（朱绍良）、第十（蒋鼎文）等战区和冀察战区（鹿钟麟）、豫鲁战区（于学忠）、晋陕绥宁战区（邓宝珊）等7个战区。辖陕、甘、宁、青、新、藏等13省。天水行营于1939年2月1日正式成立。程潜就任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登门祝贺。1940年5月天水行营撤销时，蒋介石对中下级人员不予安排，仅拨法币5万元作资遣费。朱总司令知道后即向西安发话：“天水行营裁撤，官兵如无出路，欢迎来延安共同抗日……。”天水行营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柏龄奉调天水行营后，国民党当局随即对冀鲁豫地区自卫军总部人马“整编”。原所辖支队司令丁树本受石友三引诱，图谋变节，曾召集阎希孟（原龚部游击司令），孙相坤（原龚部一支队参谋）、贾心斋（原龚部辖区滑县县长）等人开会，要他们带人枪投敌，但均不为所动。此后，石友三又策动丁树本进占东明县，渡河北窜，丁仅率千余人过铁路，投敌当了汉奸。龚部参谋长夏熙辑则遭软禁后遇害。

此类事件的相继发生，令人疑窦丛生。有资料称此类事情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所造成。《纵横》杂志总第98期载文引述大量史料论证柏龄将军坠岩殒命乃国民党右派密谋加害的结果。据此，联系到柏龄将军所乘汽车坠翻后，肇事司机下落不明的情况分析，柏龄将军突遭不测，确令人生疑，此一疑议，尚有待进一步考实。

据有关资料反映，柏龄将军遇难经过大致是：石家庄失守后，山西门户洞开，阎锡山恐慌动摇，1939年冬，程潜嘱柏龄前往督导军务。经解放区返回西安，不幸在陕西中部的鄜县境内危崖坠车，身负重伤。当人们把他送到西安时两眼盈泪，口不能语。柏龄将军亲属吴本堂及远在贵州的长子龚肇柄闻讯赶赴西安。但，柏龄将军终因重伤不治，于西安亡故。

柏龄遇难后，传闻甚多，每有不实。一说为：柏龄1940年冬在西安翠华山遭日军飞机轰炸遇难。另一说为：在甘肃徽县境内危崖坠车殉难。二说均为有误，因1939年12月8日前，柏龄已经遇难，1940年5月天水行营已经撤销，柏龄不可能是1940年冬遇难。另，柏龄去山西督查军务，奉召还营，军务紧急，而甘肃徽县与山西南辕北辙不在同一路线。何苦延时绕道返回呢？

据笔者十余年详细辩考。事实是：柏龄受天水行营派遣赴山西督查阎锡山防务后，奉召还营返西安。于延安与洛川之间的鄜县（1964年改为富县）境内殉难。洛川是西安到延安的门户，柏龄所经路线主要是在解放区，有意绕过了敌占区，考虑到走八路军驻防区要安全些，可见柏龄是相信共产党的，诸多资料可资证明。而《西京日报》1939年12月12日的一则通告是可信资料之一。

柏龄将军殉难后，《西京日报》自1939年12月8日至16日连续9天刊登通告，周知诸生前好友前往吊唁。特抄录如次：

“西京日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第二版

天水行营龚故参议柏龄追悼会筹备处启事

敬启者，本行营中将参议龚先生柏龄。原籍湖南石门，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一期，（笔者注：应为第四期）历任察哈尔实业厅厅长、京奉路局长、津浦路局专员、津浦线区司令、第一战区冀鲁豫线区自卫军总指挥、河南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所至有功，事无不理。此次奉召还营，翊赞戎机，甫御征尘，又膺重任，不避关山险阻，勇往迈进。讵料在鄜县境内危岩坠车，竟以身殉。同时罹难者尚有邓、韩二君，遗榇现已移至西安，暂厝于南门外大兴善寺。呜呼！三仁殉国，千古流芳，痛念老成，弥怀忠荩，爰订于国历是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假崇廉路陇海礼堂开会追悼。敬希诸友好届时参加，如惠挽幛请于期前送交卧龙寺本筹备处代收，为祷。恐未周知，谨此通告。”

柏龄将军从乡村步入军营，自滦州起义迄止魂归翠华山，戎马倥偬，久经战阵。朔风裹战袍，寒光照铁衣。起身寒微，持清廉耿介之德。不恃才傲物，“缙绅而能不易其志。”是为至难！柏龄遇难时，仅青山为伴，清风为友，除随身衣物，别无他焉！与当时大发战争财的国民党腐败官僚们形成鲜明对比。

1939年12月17日，天水行营在西安为柏龄举行以“公忠殉国”为名的公祭。八路军司令部、新四军政治部/司令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朱德、林伯渠等领导惠赠挽幛。另有程潜、于佑任、鹿钟麟、卫立煌、阎锡山、商震及国民党军政要员亦送挽联，以示哀悼。

西安翠华山，葬有诸多抗日阵亡将士，程潜题有“为国捐躯”牌坊。柏龄亦归葬于斯。

将星殒落，万古悲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