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国际通用的黄皮书是《国际预防接种证书》。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保障入出国（边）境人员的人身健康，防止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通过入出国（边）境的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等传染和扩散而要求提供的一项预防接种证明，其作用是通过卫生检疫措施而避免传染。另外，也有可能是指封面是黄色的报告或者文件。

所谓黄皮书，顾名思义，因为它的封面通常是黄色的而得其名。也就是说，世界上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基本通用黄色。所以，提起黄皮书，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那么，黄皮书的真正称谓是什么呢？黄皮书即《国际预防接种证书》（英文为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OF VACCINATION）。

黄皮书过去被泛指旧中国和法国等政府发表的重要报告书，因为习惯上使用黄色封皮，故有此名。

19世纪末，法国有一本黄皮书，内容是有关法国与中国就修筑滇越铁路进行的交涉。1971年台湾《中国月刊》用私人署名发行过一本《中美关系黄皮书》，封皮也是黄色。该书作者在书末附记中说，白皮书是官式文件，黄皮书是民间文书。

美国有一种国会黄皮书，并非官方文件，乃是一种活页的美国国会议员住址簿。

现代汉语词典 政府、议会等公开发表的有关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的文件，封面为白色所以叫白皮书。由于内容或习惯不同也会用其它颜色，如蓝皮书等。

白皮书，是由官方制定发布的阐明及执行的规范报告。

蓝皮书，是由第三方完成的综合研究报告。

绿皮书，是关于乐观前景的研究报告。

红皮书，是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

黄皮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保障入出国（边）境人员的人身健康，防止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通过入出国（边）境的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等传染和扩散而要求提供的一项预防接种证明，其作用是通过卫生检疫措施而避免传染。如果出入国（边）境者没有携带黄皮书，国（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则有权拒绝其入出境，甚至采取强制检疫措施。所以对于因私出国人员来说，在具备有效护照，有效签证，和经过认证的公证书之后或同时，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条，就是到所在地的卫生检疫部门进行卫生检疫和预防接种，并领取黄皮书——《国际预防接种证书》。

黄皮书一般印有英文和本国文字两种文字。

黄皮书的封面印有《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字样；第一页印有《说明》—霍乱和黄热病有效期及有关使用黄皮书的注意事项；第二页和第三页是《黄热病国际预防接种或接种证书》；第四页为《霍乱国际预防接种或复种证书》；第五页为《其他预防接证书》，包括卡介苗，小儿麻痹，百白破，麻疹，流脑，乙脑等；第六页为《旅行者须知》； 第七页为《预防疟疾》说明；最后一页为《医生须知》。

黄皮书的有效期是按疾病种类划分的。对于预防霍乱，黄皮书的有效期为：自接种后6天起，6个月内有效，如前次接种不满6个月又经复种，自复种的当天起，10年内有效。

中国的黄皮书统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印制。申请人出入国（边）境，需要办理黄皮书，一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检疫局签发和注射疫苗。

1963年我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主要是西方文学作品。包括《麦田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基督山伯爵》等多部名著。这些书封面大多是黄色或灰色的，故称“黄皮书”或“灰皮书”。文革期间，这些书悄悄流传，成为“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

黄皮书、灰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他们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带来了新知。

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这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

时至今日，很多人心中还存有一个疑问：在那个特殊时代里，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是怎样被选出来，被翻译、出版、流通的？

让我们重拾这段历史，听当年参与翻译、选编的老人们，讲讲他们感性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

那些黄色的精神之粮

这些书以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方式产生和发行，却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上世纪60年代，《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一批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这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在一篇“追寻80年代”的口述文章中，作家徐星回忆，他曾经在一个高干子弟的带领下，去过一次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内部书店。“我一走进去，就惊呆了，那里真是什么书都有，我当时心想，能在这里当一辈子店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至今，他仍收藏着一本1962年版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诗人芒克也曾回忆，1973年，他与一位画画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先锋派”，决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这本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品，1962年在中国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

前奏

内部发行的文艺类图书“黄皮书”是在中苏矛盾和“反修”的政治背景之下产生的特殊出版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秦顺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做编辑，参与了“黄皮书”出版的具体工作。依据他的回忆，在1957年、1958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内部参考”的文学类图书。

“此书封面和普通书一样，但是不公开发行，有的在封底印有‘内部参考’字样。这些内部图书主要是苏联作品，不符合我们意识形态但在苏联引起轰动的作品，当时还没有欧美的作品。中宣部下令内部参考，不公开发行。比如1957年出版的《不单是面包》。这部分内部图书主要是提供给文艺界、宣传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阅读。”秦顺新认为这部分内部参考的图书，还没有用黄色封面，而按普通图书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虽然正闹矛盾，但是还没有决裂。

这应算是“黄皮书”出版的前奏。另外，《世界文学》杂志也加入了这个前奏部分。翻译家高莽时任《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从1959年底开始，他参与编译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当时参与此专辑出版工作的唐梅也回忆说，《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大概从1959年出到1964年，有时一个月出一期，有时两个月出一期。为了出版这套参考资料，他们查阅了大量苏联、东欧的文学类刊物，而苏联《文学报》则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和获取苏联文学动态的消息来源。这套文学参考资料，除了主要关注苏联和东欧外，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欧美的消息，主要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家动态和出版动向。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由时任《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陈冰夷主持。而当时《世界文学》由中国作协领导，周扬则是时任作协副主席。

陈冰夷也曾回忆说，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中方代表团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1960年前后，“反修”开始。这时，一个由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黄皮书”出版序幕。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主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秦顺新听过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周扬或钱俊瑞曾说过，“我们中国对苏修的情况是半明半暗，对欧美的情况是漆黑一团”。

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

60年代初，作协召开外国文学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四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记得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还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但当时不称为‘黄皮书’。”

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而李曙光则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所以“黄皮书”出版后都送他样书，有时他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出版高潮

当时，秦顺新的具体工作是“看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文部组织一批人看材料，以苏联和东欧的材料为主，欧美主要是看流派，比如当时在西方引起重视的垮掉派。秦顺新则主要分管

苏联部分。“我们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订报刊、图书，也和《世界文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独立为中国社科院）互相借阅外文材料。大部分的作品直接从外国的文学刊物翻译过来，也有一部分由图书翻译而来。”

一开始的内部发行文学类图书，并没有统一使用黄色封面。“大概出了十几本后，林默涵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商量，说干脆改个封面，不用普通书的封面，改个单调的颜色，就采用了土黄色。”秦顺新记得大致是在1962年、1963年左右统一使用黄色书皮。“爱伦堡回忆录的第一、二部为普通封面，后面的几部则是黄色封面。”

秦顺新和冯南江一起翻译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作品是上面（具体是谁不清楚）提出要翻译的，因为在苏联引起了轰动。”秦顺新说。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除了回忆录，他的小说《解冻》也被翻译出版。《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历史人文作品，加之原文没有注释，翻译难度较大，所以负责此书编辑的秦顺新自己也加入翻译。

为了提高“黄皮书”的翻译速度，通常由多人共同翻译一部作品，很多翻译者没有署名，或者共同署名。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人民出版社寻找了一批他们所了解和熟悉而且翻译水平可靠的人。秦顺新自己也记不清总共翻译过多少作品。“四清”开始后，他即停止了翻译工作。

在1960～1970年间，因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的文学作品。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文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孙绳武说。“黄皮书”以小说为多。孙绳武曾粗算过，单是苏联的小说大约共收进80种。也有少部分诗歌和文艺理论。

文艺类图书一般为皮书中的“乙等”，通常出900本。“当时出版社有个花名册，上面是有资格购买、阅读内部图书的人员名单，主要是各地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以及个别的名作家。我们按照名单通知他们，出了这样一本书，你要不要，要的话寄钱过来，我们再邮寄过去。”这是当时“黄皮书”的主要发行方式。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内部书的出版工作都停止了。“文革”中后期，上海的出版社却开始出版“黄皮书”。据秦顺新了解，这是因为“江青又想看了”，当时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所以她就让上海的出版社接着出版“黄皮书”。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继续出过几本“黄皮书”，但是当时的内部书已基本解禁，“黄皮书”的形式已没有必要，不久后就停止了。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外国文学图书30年的书目，列出了1951～1990年的出版作品，内部书都列于其中。

1983年的某个时期，Sony公司和Philips公司意识到他们的数字化音乐媒体，即光盘，同样能做适当的数据存储工作。举行的讨论和委员会会议直接导致了CD-ROM的产生，它在本质上和今天应用的CD-ROM有着相同的形式。错误校正变得更为强健，这对存在着坏位导致程序毁坏（对应于在音频单轨上导致一个小的“砰”声）的媒体来说是很重要的。数据存储同样必须进行数据“检索”，从而要求能快速索引和定位的系统。“黄皮书”同样提供这方面的内容。

“黄皮书”指定了一种四层结构：

Layer 0------与“红皮书”位结构的定义相同。

Layer 1------指定扇区的布局，包括错误检测码和校正码的应用。

Layer 2------定义了逻辑扇区组织。在进行物理扇区布局的同时，逻辑组织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来调整扇区大小，以适应某种类型软件的要求。

Layer 3------代表逻辑文件组织，以便在各种计算机平台上使文件访问标准化。ISO 9660提供这种组织的方式，它已得到了CD-ROM开发商的广泛支持。

“黄皮书”扩充结构的探究 　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发现CD-ROM对于保存他们过去常常存于文件柜的成吨纸张文档是很方便的，且CD-ROM的早期应用强调了文本存储和数据库。原始的“黄皮书”标准对于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应用是很完美的。但是，文本存储和检索不能用任何类型的方法来驱动该媒体。随着计算机相关技术的出现，一些开发商开始用新方法推行该媒体，这种新方法突破了该媒体固有的性能限制，与此同时，这些开发商向当前的音频和视频存储方式（也就是“红皮书”数据）提出了挑战。将信息传到CD-ROM中的开发商变得更迷恋于多媒体的表现形式------如视频------但他们发现同时播放计算机应用程序并从“红皮书”区访问音频数据是很困难的。激光读取头必须覆盖更大的范围才能检索数据。音轨通常和显示的动画或视频剪辑不保持同步，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嘴唇动了但无声音发出，或是叙述滞后于屏幕内容几秒种。播放的多媒体节目就象糟糕的外国电影配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该媒体的潜在性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时，Microsoft公司加入到了Sony和Philips公司的讨论中，并建立了CD-ROM XA标准，该标准于1989年得到了采用。CD-ROM XA的主要增强包括物理扇区的重定义，以便包含特殊形式的压缩音频。这种格式的音频能嵌入到运行应用程序的计算机数据------驻留于邻近的扇区------和交插音频间，且数据能被更为快速地访问。这样，发出的单词和屏幕上的嘴唇保持了同步，且节目末尾的音乐强音得到了首尾呼应。

但是，应用扩充标准制作的CD-ROM不能立即被原有的CD-ROM驱动器播放。许多制造商说不能考虑XA兼容驱动器，因为没有为它们开发的软件。CD-ROM节目开发商不想花费时间并致力于制作XA兼容节目，因为没有驱动器能读取它们。

但这种现象已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且XA兼容性正在变得普通。如果读者正在开发一个不要求多媒体扩充应用的应用程序，则可按照“黄皮书”指引的标准创建自己的CD-ROM母盘。事实上，CD-ROM都是在“黄皮书”的限制下生产的。如果想要优化多媒体播放的性能，就需应用XA约定。但在XA兼容性广泛应用前，读者要记住的是，用户的范围仍会有一定的限制。在CD-ROM XA 标准下使用的音频数据存储压缩（ADPCM），允许较长的单道声音段被录制。在牺牲一些完美CD音质的同时（但仍会较从AM无线电广播收听到的音质强），可制作达到18小时声音的盘片。用于该功能的优秀应用程序能被登录到一张盘片上，该程序是几个公司发行的流行书籍的光盘替代物。如果读者将这种功能和好的声音引导软件相结合，则可在盘片上创建交互式的引用和音频书籍。对于自负的开发商寻找有价值的项目来说，这或许是很理想的。 　“黄皮书”的扩充版本认可两种不同模式的数据存储。 　Mode 1------保留了对位敏感的计算机数据，它依赖于在“红皮书”、EDC和ECC中介绍的错误校正方案，但将扇区尾部的值增加了276个字节，以获得更为精确的校正。在扇区的开始，一个12字节的同步域和4字节的“首标”（header）允许CD-ROM驱动器识别并连接到该扇区内部的信息。首标和错误校正域减少了可用的数据存储区，这时，每个扇区中的可用数据存储区为2048个字节。

Mode 2------应用CIRC校正方案，专用于不太敏感的数据形式（这时，一或两位错决不影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