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山，广东台山第四区洞乡人，自幼聪颖。中学就读于香江皇仁书院，毕业后升读清华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27年回国任上海劳动大学教授，1929年任国立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讲授西方知识史、西方学史、革命社会学等课程，1930年任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后兼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1940年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45年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院长。1949年移居香港。1951年任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国文化艺术史讲师，1953-1956年任美国旧金山亚洲基金会顾问。1957年迁居美国洛杉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种学研究所学报编辑。1960年任美国南加里福尼亚大学中国艺术史讲师。1961年任洛杉矶中国文化学院院长。1962年曾代表台湾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他还是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员，美国人类学协会会员，台湾人种学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社会学观点注重社会的文化因素解释。孙本文在其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把黄文山列为“注重文化论者”。黄文山注重社会的文化因素，并长期力图建立二门“文化学”学科。其思想渊源于德国、美国等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某些学派以及两门学科的某些方面逐步合流的趋势。诚如他自己所说：“文化学之成为独立科学，实在是二十世纪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进入新综合阶段应有的产物”（《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他的立论根据，特别受到德国物理化学家W.奥斯特瓦尔德、英国人类学家B.泰勒、美国人类学家F.A.怀特，以及30年代中国提倡建立文化学的梁漱溟，阎焕文，陈高傭、朱谦之、陈序经等学者的思想观点影响。黄文山可以被认为是建立文化学最早和最热心的学者。其建立文化学的中心思想和目的是：“对于东西文化究应如何评价，对于西方文化应如何选择与接受，对于中国旧型的文化应如何整理，对于新兴文化怎样为之创造和计划，凡此种种问题之解决，皆有赖于一种客观的科学——文化学——的建立，才能给予适当的解答，所以数年来，我觉得综合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史学的科学来创立文化学，用以窥探文化现象的发生、历程、机构、形态、变象和法则，在学术界似有急切之要求”（同上书）。
黄文山关于文化学的基本观点是：①文化体系或文化历程有自己的生命，自成一类的实在，受本身的法则决定。②文化不但是超有机的而且是超心理的，超社会的。③文化学者认为人的有机体是一个“常数”，文化是“变数”。④文化学体系可以分为两方面：普通的文化结构学与普通的文化动力学，另外尚有特殊的文化学，如艺术文化学等。以上各点是他的主要主张。但由于“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他在40年代以后，除了对中国美术史作了较多的涉猎外，在文化学的研究上似无更多的突破。诚如他自己所说：“在人类知识的现阶段，希望对于复杂万端的文化体系之主要类型的齐一性，予以概推化，并建立这种体系的发生、功能、变迁、没落、转形或新生之类型的方式或法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上书）。
黄文山早期的代表作《“进化杂志”宣言》，1919年1月10日发表于《进化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影响20世纪最大的学说，就算
达尔文的《
进化论》。达尔文的学说不但可以说明物理和人类的现象，就那社会制度，我们也可以应用“顺应性”来将它改变。1879年，动物学家嘉司黎证明物种的向上进化、“互助”、“公例”，比那“互竞公例”还重要。著名的无政府党人
克鲁泡特金原是地理学家，他搜集许多动物上的材料和历史上互助的证据，编著《
互助论》，证明互助在生物社会的利益是很大的。《进化杂志》的志愿，要把“互助”的公理传播到社会上去。《进化杂志》主张全世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社会进化到无政府，无私产，让大家晓得“互助”是进化的要素，并分担在互助中的责任。
同时，黄文山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展开论战，其代表作是《马克思学说的批评》，1919年9月发表于《
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在他以前的
社会党和社会学者早已说过了，他把辩证的事业代了前人辩证的观念，最后的断案却是一个预存的观念。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说明社会进化的原理，和达尔文发明的生物机体进化的论据很相似。社会主义的政策不应当压制个人自由，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公司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家的专制更厉害。社会主义的国家首领难保不变成
拿破仑、
袁世凯。如果实行按个人劳动多少来分配的政策，使强有力的人，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薄的，将至不能生活，应以“各取所需”作分配政策。还应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以单纯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
黄文山专长于中国文化史，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主要著作有：《文化学论文集》（1938），《社会进化》（1932）、《文化学的建立》（1948），《文化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1982）、《社会法则》（1931）。译著有：阿伯尔的《德国的统计社会学》（1932）、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学说》（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