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刻石》 是刊刻于
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的一方石刻，又称“鲁孝王刻石”“鲁孝王泮池刻石”等，无撰书者姓名，属
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曲阜市孔庙
汉魏碑刻陈列馆。
鲁灵光殿基西卅步，曰太子┘钓鱼池。盖刘余以景帝子封鲁，┘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诏修孔圣庙，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之。侧有文曰┘“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又曰┘“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余孙孝王之时也。西┘汉石刻，世为难得，故予详录之，┘使来者有考焉。提控修庙朝散┘大夫开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记。┘
从所刻文字来看，《五凤刻石》应是为纪念某建筑物落成而刊刻。金代
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此石出土于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的太子钓鱼池一带。而太子钓鱼池一带在鲁孝王刘庆忌时期是鲁王活动场所，故刘庆忌是有可能在此再修宫殿亭榭的。且西汉时期刘姓鲁国共享国一百五十余年，而此石刊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在鲁国立国后近一百年，当时鲁国仍有一定势力和地位，故仍能在国中新起建筑物，而立此石。
《五凤刻石》的隶形字态中交错着明显的
篆书遗迹，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属典型的隶形篆笔风格。一方面，在趋向以方扁结构为主要结字形式中掺杂着纵势结构，如“五”字、“ 凤”字、“ 鲁”字、“ 成”字等具有明显的从篆书脱胎而来的痕迹，与商代墨书甲骨文、宰丰刻辞、
秦隶等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在看似圆浑凝练的篆意笔画中具有浓厚的隶书态势，如“二”字、“年”字、“卅”字、“六”字、“成”字等的横画或撇画、点画虽无波磔的具体形象，但已具有成熟隶书“蚕头雁尾”的意味和迹象。
《五凤刻石》采取纵成行，横不成列，字距小于行距的纵向紧密，行间宽阔，各行上下几近均齐的布白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未给欣赏者以呆板，平淡之感，反而使得整篇作品在质补中又透出“虚静”和“空灵”。而两个相邻“年”字皆纵向拉长，但大小、长短等不同，又第二行的“四年”二字有意无意的左偏，使之与第三行之间形成一个较大的空白，将线与线之间的间隔变成了或大或小且形式有别的有机的空间节奏，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平均分割，耐人寻味而毫无雷同之嫌。同时使得整体布局上密下疏，显示出章法上的疏密有致、虚实相间、拙朴灵动。
明代金石学家
赵崡：西汉石刻传者极少，此字简质占朴。（《石墨镌华·卷一·汉五凤刻石残字》）
明末清初收藏家
孙承泽：字形朴质，此西汉之物绝无仅有者也。（《庚子销夏记·卷五·五凤二年残字》）
清代书法家
翁方纲：浑沦朴古，隶法之未琱凿者也。（《两汉金石记·卷七·五凤二年石刻》）
清代书法家
方朔：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字在篆隶之间。（《枕经堂金石跋·卷二·旧拓汉鲁孝王刻石跋》）
近代书法家
康有为：①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笔益茂密。（《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②汉隶之始，皆近于篆，所谓八分也。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降为《褒斜》《郙阁》《裴岑》《会仙友题字》，皆朴茂雄深，得秦相笔意。（《广艺舟双楫·卷二·本汉第七》）
近代书法艺术家
杨守敬：王虚舟称其书极古质，又断是隶书，极辨朱竹垞目为篆书之非。余谓此固是隶书，然犹带篆体，与元初四年之《三公山》相类。竹垞目为篆书，亦未足惊讶也。（《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一·汉·鲁孝王刻石》）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施安昌：《五凤刻石》上的隶书，结体宽博有力，笔力沉着刚劲，用笔有圆有方，而且圆多于方，如“凤”“鲁”“月”字的转折处十分明显。（《汉代〈五凤刻石〉》）
金代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工匠在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太子钓鱼池取石时发现《五凤刻石》 ，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将其移到孔庙。公元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