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龄（公元1668—1748年），字笙三，号古愚，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梁召乡梁召村人。生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7年）中举人，后开馆课授徒，维持家计。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9年）授官云南永平县令，因政绩突出，升任江西赣州府同知，期间曾代署长宁县知县。在任五年中，他举发奸匿，认真处理积案、疑案，“明断服人”。

康熙末年高成龄升任瑞州知府，改变了当地不少恶习，“士民悦服”。人们在府衙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三邑福星”，“万家生佛”，一时传为佳话。当时，高安(瑞州府治所在地)人朱轼正在巡抚两浙，虽然与高成龄没见过面，但瑞州是他的家乡，所以对高成龄的政绩很清楚。于是上疏朝廷，称高成龄“天下治行第一”。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接受了朱轼的奏荐，越级提升高成龄为山西按察使(公元1723年)。高成龄从瑞州离任后，朱轼亲笔写了《高公去思碑》。

在山西按察使任上，每到庭审时，高成龄总是亲自提审案犯，详加讯问，细审情节，总计平反案狱四十余件。为了振兴久已废弛的吏治，征得巡抚诺珉的同意，提出六条禁令：一、禁止人命株连；二、严禁拷问过于苛刻；三、取缔聚众要挟官府的不良风气；四、禁止贿取仵作之弊(假证)；五、禁止包揽讼词，挑唆罪犯；六、清查田土卷契。积弊很快清除，全省吏治一新。大学士朱轼，兵部尚书卢洵、巡抚诺珉交相上疏荐举。朝廷下旨，召高成龄进京陛见。到京后，雍正皇帝召见三次，高成龄对奏很多建议，全部受到赞许或采纳，并赏赐了很多物品，回来后，高成龄升任山西布政使。

在布政使任上，高成龄突出的政绩是首创了“养廉银”制度。以前，上级官衙的日常消费取自下司。下司取自随课税征收的“羡余”(即“火耗银”)，而火耗银又没有限额，多的竟达正税的一半，少的也不下十之二三，“民甚苦之”。高成龄提议，把火耗银定为正税的十分之一，提取后全部上交布政司，再由布政司分派给各府县，做为“养廉银”，诺珉把这一建议上奏给朝廷。因事关重大，朝廷建议再三，没有定论。高成龄再次上疏，“排众议而伸己见”。最后，雍正皇帝裁断“期于必行”。初在山西试行，很有成效，遂推广到其他省，“均感到公私两便”，于是“养廉银”之法成为制度，坚持下去。

高成龄在山西布政使任上呆了五年，其间代理总督一次，代理巡抚四次，山西“一切陋例裁汰殆尽”，而他自己，除薪俸养廉之外“毫无所染”。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因受诺珉库银亏空案牵连丢官，在山西“羁居”八年。乾隆元年(公元1738年)遇赦归里，十二年(公元1748年)无病而终，寿80岁。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2年)平反昭雪，复原官，诰赠通奉大夫。

《劝捐重建（长宁）学宫序》

盖闻圣人为斯道而生，庠序因人伦而设。自天子以至庶人，率由正路溯国学而及乡校，各有专祠，历代皆然，于今尤最。圣主临雍幸鲁，屡赐恩荣，御书玉版，金标遍垂。郡邑爰是，宫墙数仞，咸增仰止于当年；庙貌千秋，更倍巍峨于往日。抚兹长邑，僻处山陬，自设县建治以来，即有学宫之建。顾民贫土瘠，难问诸经始之人，且世远代移，遑计及告成？而后日月逝矣，栋宇将倾，既弦歌之无色，更秽杂而难言。义路礼门半埋瓦砾，讲堂射圃时见鸡豚。过其门者，大为茂草之悲；登斯堂也，不无榱崩之泣。新莅山城，首谒圣庙，见丹青之剥落，忧风雨其飘摇，及今不治，岂惟吾党之羞。舍此安归，亦是司牧之责，但功非一篑，筑类三年。而佐郡冰操不过清风两袖，师儒冷署惟存旧简盈笥。既非若力征田赋，可责之通国编氓；又岂同梵宇仙宫，姑俟彼十方善信。欲成大举，惟籍同心；士类固宜乐从，百尔亦应首肯。或身列缙绅，已食诗书之报；或名登坛坫，伫期金紫之荣；或受弟子之貤封，庭容驷马；或厕铨曹之仕籍，绶绾双鱼。毋曰家本农桑，而释耒横经；原多名士，漫云业通。货殖而牵车服贾，不乏畸人；幸生明备之后，皆属圣人之徒。因心所欲，量力而捐，庶几积少以成多，所谓众擎而易举。敢望辉煌金碧，同大邦巍焕之观；惟期整顿门墙，起下邑文明之象。遣椽踵门，遍告诸君子，纵笔大书。

高成龄奏章

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成龄谨奏，为敬陈末议事钦，惟我皇上励精图治、求言若渴，无时不以吏治民生为念，凡属臣工有所条奏，须酌情度理，合上下而计其安全，方有实济，若徒尚虚名、不察时势，以局外之空谈致上下之交困甚，非皇上虚怀下问之意也，臣近阅邸抄，见内阁交出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窃不能无议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道之大，本乎人情，故正赋以供国用，耗羡以养廉员，治人食人，相维相紧是此。耗羡者，百姓之银钱，即朝廷之财赋，乃皇上体恤群臣、通院、司、道、府而酌盈剂虚，以补其常俸之不足，非专为州县而设也，今如条奏所云，竟以耗羡为州县应得之物，上司不宜提解，殊不知耗羡与节礼原属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羡，属官必呈送节礼，自督司道府厅，量其权势之重轻，定其规礼之厚薄，夫下既送节礼以媚上，则有所恃，而生其挟制，必至肆行而无忌，上既贪节礼以取下，即有所闻，而碍于情面亦将徇隐，而不言损名节。败官常脧民膏亏国帑，实由于此。

若禁止馈遗，一概不许收受，其不肖上司必将寻隙勒诈，别生事端，恣其无厌之求，即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绝馈遗，而上司衙门别无出息，枵腹办事，反不如州县各官，安享厚利，谁能堪此。

故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敢凭大吏分拨，以公众之耗羡为公众之养廉，天理人情之至，王法所不禁也，况耗羡提解于上，则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费，即可随便支应，而不分派州县，上司既不分派，则州县无由借端科索里甲，是提解火耗亦可禁绝私派，岂非因时制宜，安上全下之要务乎，再阅条议，谓提解火耗定限每两若干，不得寓抚字于催科等语，近如山西一省，现将州县火耗逐一详查、逐一酌减，较之昔日轻其大半。

又钦奉上谕，旧欠钱粮分为三年带征，民力宽纡，乐随正项完纳，若不限于一定之数，则小民将无所遵依，而不肖州县反得任意多征，今既固封粮柜，又较定分数，州县不能入己，谁肯多征，是提解耗羡即禁止滥加，亦抚字之一法，至若年岁歉收，则正项且不能完，安问火耗。此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又谓公取分拨，非大臣鼓励属员之道，殊不知，上司即清慎禔躬，亦必有请幕宾养家口之费，与其暗收馈遗，常怀贪赃之惧，何如明分养廉，共拜圣主之赐，且既不受馈遗，则亦无所瞻徇，廉洁者荐之，贪污者劾之，正大光明，严威整肃，未必非砥砺廉隅之道也，又谓大州县不过给银千两，中小州县每两仅存三分，不能敷用等语，窃思州县之分，稍早则用亦俭省，不送节礼，不出公费，惟在遵照定例，少带家口，恪遵上谕，学俭学廉，则所得养廉及襍税盈余尽可以供衣食，况晋省分拨州县养廉而外，又有倾销脚价以及御塘马匹加增草料银两，总于羡余银内酌给。是冲繁州县原有二千余金，而简僻州县亦非每两仅留三分也，至以羡余赔补亏空，前任巡抚原有彼此通融之举，无辜者为人赔垫，亏空者事外优游，廉员短气，奸徒得志，诚属不平，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一遇亏空之员，即照例参革离任，先于任所原籍搜查衣物产业，令其自行赔补，如果家产尽绝，逾限不完，将本犯正法之，后方以留贮耗银补其亏项，仍将补过某人亏空银两数目造册题报，既无丝毫假借，又无分厘染指，何至有假捏亏空希图帮银，如从前之弊窦乎，惟是有治人无治法，倘或上司不肖，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条议所虑，亦未可定。

臣请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巡抚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火耗银两约计数目先行奏明，俟年终之日，将给发养廉若干，支应公费若干，留补亏空若干，一一具折题销，则电照之下，谁能侵吞，总之耗羡非州县之已资，应听分拨于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实非为厉于属员，臣因吏治民生起见，如果微言可采，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雍正贰年陆月初捌日

高成龄奏章译文（雍正贰年陆月初捌日 具）

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成龄谨奏，向朝廷上奏，皇上励精图治、求言若渴，无时不以吏治民生为念，凡是属于大臣的条奏（小报告），给予酌情考虑，是不是符合大局和安全性，通过以后才付诸实施，如果只是追求虚名、不观察时势，采用外行的空谈致使全国上下非常交困，不是皇上虚怀下问的本意也。

我最近看了《邸抄》（《皇家通讯》），见内阁交出了请禁止上缴“火耗”的条奏，我不能不发表意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道之大，本乎人情，故国税以供国用，耗羡以养廉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依存。耗羡者，百姓之银钱，即朝廷之财赋，乃皇上体恤群臣，允许院、司、道、府而以盈补亏，以补充官员的基本工资的不足，非专为州县官员而设的，今如条奏上所说的，竟以耗羡为州县官员应得之物，不宜上缴上司，殊不知耗羡与节礼（节日礼金）原来就是相关的，上司如果不提取耗羡，属官必呈送节礼，自督、司、道、府、厅，根据其权势之重轻，制定其规礼之厚薄，端阳、中秋、新年、生旦名为四节，四节之外又加表礼，表礼之外又有土仪，土仪之外又供时鲜，这样下面既送节礼以媚上，则有所依靠了，而挟制了上级，必然肆无忌惮，上面既然贪了下面的节礼，即时对下面的官员的贪腐有所闻，而碍于情面亦将徇私隐瞒，而不予处理。腐败官员经常搜刮民膏、亏空国家财政，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禁止送礼，一概不许收受，其不好的上司必将找机会敲诈勒索，生出事端，贪得无厌，即使有清廉的上司，想要抵制送礼，但是由于没有其他收入，不得不勒紧裤带办事，反不如州县各官，安享厚利，谁能够这样？

所以我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上缴国库，由大吏来分拨，以公众之耗羡作为公众之养廉，合情合理，王法也允许也，何况耗羡上缴，如果省里面遇有不得已的事情想要公费，即可随便支付，而不分派到州县，上司既然不分派，则州县就没有借口向乡里索要，这样，上缴“火耗”也可禁绝私自摊派，岂不是因时制宜，上下安全的要务吗？再看条议里说，上缴“火耗”限定每两若干，考察地方官吏的治政，最近如山西一省，现将州县“火耗”逐一详查、逐一酌减，比较以前，减轻大半。

又奉皇上圣旨，以前欠的钱粮分为三年征收，如果民力宽裕，乐意随着国税一起交纳，如果不限定数目，则百姓将无所依照，而不好的州县官员反得任意多征，如今既然固封粮柜，又较定数字，州县不能中饱私囊，谁肯多征收？由此，上缴耗羡就是禁止滥加征收，也是管理的一个方法，至于年岁歉收，连国税也不能完成，怎么能够收取“火耗”呢？

众所周知，公开上缴分拨，并非大臣鼓励属下官员之道，殊不知，上司即使清正廉明，也需要请私人顾问和养家口的费用，与其让官员暗中收受送礼，常常怀有贪赃之恐惧，不如明确分拨养廉银，使官员知道是圣上的恩赐，而且既然不受送礼，就也无所徇私，廉洁者推荐之，贪污者弹劾之，正大光明，威严公平，未必不是磨练端正之道也，又有人说大州县不过给银千两，中小州县每两仅存三分，不能敷用等语，我想州县分拨以后，尽早就要节省预算，不送节礼，不出公费，就在遵照法规，少带家口，恪守上谕，学习俭朴，那么，所得的养廉银及杂税的盈余尽可以供衣食，何况山西省除了分拨州县养廉以外，又有差旅费以及马匹加增草料的银两，总是在羡余的银内酌情拨给。这样算来，繁华的州县就有二千余金，而简僻的州县亦不是每两仅留三分也。

至于以羡余赔补亏空，前任巡抚原有的彼此通融之举，无辜者为别人赔垫，亏空者逍遥法外，廉员短气，奸徒得志，实在不公平，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如果没有亏空之处，先向朝廷奏明。一遇到亏空之官员，就照例弹劾革职，先在任所的官员的原籍搜查衣物产业，令其自行赔补，如果家产全部没收完，逾期不退赔，就将本犯绳之以法，然后才可以拿留贮的火耗银补其亏空，仍须将亏空银两数目登记在册上报，既无丝毫虚假，又无分厘私吞，怎么会有伪造亏空来欺骗扶贫款？象从前之弊病。因为，以前只有管理人，没有相关法规，倘或上司不好，巧立名目私用耗羡，就像条议里所忧虑的，也不是不可能。

我请皇上命令省一级的官员，就像山西巡抚诺岷所奏的，将全省一年所得的火耗银两大约的数目先行奏明，等年终的时候，发养廉银若干，支付公费若干，留补亏空若干，一一具体上折报销，则光天化日之下，谁能侵吞，总之，耗羡非州县之自己的资源，应该由上司来分拨，乃是安全之良策，并不是对属下官员严厉，我考虑到吏治和民生，如果我的微言可以被采纳，皇上圣明，请予谨慎考虑我的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