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1962年出生，法学博士学位，担任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理事等职。

25年前的大学校园，景象是有些奇特的。一批年龄悬殊、经历迥异的学子就读于同一间课堂，他们被人称为“77级”。那年，刚满16岁的高志凯是同学中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不点儿，高考拔尖的英语成绩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荣誉，倒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就以一个高二学生的身份。跳级考入了大学。这一跳，似乎是预示了他今后人生旅途的某些征兆。苏州大学图书馆的老师至今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小状元”。他们回忆道：“学生的借书卡，登记的最满的就是高志凯。但是图书室里的英文版书籍是很宝贵的，有些还不向学生出借，但那小孩也不知用的什么方法，反正馆里所有的英文书籍，借阅登记上都有他的名字，他全借去读过了。”

19岁，正读大三的高志凯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一年后又考取了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两年的学习结束后，被分派到外交部翻译室当译员，曾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李先念、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27岁时，他被派往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旋即又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的译员，在那儿工作了四年，期间他结了婚，并取得了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他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总能碰到扶持他的“贵人”。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叙称他是“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一直很器重他。在耶鲁读博士，如果有5位知名人士作担保就可以免去昂贵的学费。替他签名担保的人中，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来华访问时见过这位中国领导人身后的年轻翻译，并记住了他。

因为曾头顶过一个耀眼的光环：高考状元，他们被人所津津乐道，我们不但关注他们的过去，更好奇他们……掀开昔日状元的盖头1962年出生，1978年3月由苏州一中考入苏州大学外语系，为当年高考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现任香港电讯盈科中国地区执行董事。为成功留下一串足迹。

32岁，高志凯告别了译员生涯，供职于纽约州律师事务所，成为美国摩根财团的法律顾问，两年后当了该财团亚洲分公司的副总裁。1999年，他在16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被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聘为证券与期货监管委员会中国事务顾问。

他的家人说他其他一切都很平常，唯有一点特别——特别“口紧”。当年做翻译时，别人爱向他打听一些领导人的传闻花絮，他总是一笑了之，纹丝不漏。后来做证券期货，又有人认定他的“情报”值钱，可他对此从来不着一字，对有关此类的询问刺探，他理解，但作为行业中人，他把“守规矩”视为天职。

今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成功人士”，想探究他的成功秘诀，可除了那一连串人生旅途的“跳级”外，似乎真没什么特别之处。再三追问，也不过只有以下这些耳熟能详的寻常词汇。

比如，认真。他在外交部工作时，部里有严格防火纪律，一次为了掐灭烟缸中未燃尽的烟头，他冒着危险从气窗中爬进了被锁住的会议室。这事曾在外交部引起议论，有人说他冒失，也有人说凭这股认真劲儿，这小年青将来会有大出息。比如，守时。他曾跟随胡耀邦总书记出访澳洲，一路上，胡耀邦极强的时间观念，分秒不差的行事风格深得外国人士好评，也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此后，他脑子里似乎也装上了无形的钟表，总是准时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

再比如，怀乡。太太孩子在纽约，父母兄弟在苏州，他自己则是“太空人”。少小离家的他，随着岁月变迁，对故乡的眷恋也愈益深厚。他曾为苏州期货市场的建设出力，也曾为太仓港的发展牵线搭桥，不管在什么地方，“苏州”两个字总会触动他的神经末梢。

让人感兴趣的还有，他这个从小的跳级生、及至他后来人生旅途中如此频繁的跳槽——那些被他甩在身后的职业，在旁人眼里也不失为金饭碗——他想追求的，究竟是什么？金钱？名声？成就感？他说都不是，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而言，他最终真正想不断超越的，也许只是他本身。

15岁跳级成为大学生，21岁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邓小平的翻译，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中金公司投行部总经理，中海油高级副总裁，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第二任中国事务顾问……

“我很热心建言献策，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议。这是我的一大兴趣。”深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50层高的北京京城俱乐部，睿智、儒雅、谦和、谈锋甚健的高志凯博士娓娓道来地对记者讲述起他的传奇人生。

高志凯博士并不回避自己的聪明，15岁作为高一学生的他就跳级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年龄最小的“77级”；21岁研究生毕业于北京知名学府——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工作，随后担任邓小平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然而，这只是高志凯博士传奇人生的开端。

“当时年纪很小，21岁从北外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一直工作到1988年。”高志凯博士说，在外交部工作的这5年，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接触时代伟人，亲历了很多国家大事，这在高志凯博士心中积淀了一层厚厚的印痕。虽时间流逝，这层印痕不是轻了，而是越来越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志凯博士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包括尼克松、老布什、蒙代尔、基辛格等历史风云人物，曾陪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等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

在高志凯博士看来，邓小平是个极具魅力的政治家，在涉外活动中，他的言谈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因为他用先知般的洞察力，看准了整个民族的前进方向，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领导整个民族不断向前进。30年过去了，他所说的都做到了，他预言的都实现了，整个民族受益于他，整个世界对他肃然起敬。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美国人都在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小平同志30年前就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他强调不要扣帽子，不要空喊口号，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知灼见，今天看来格外珍贵，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巨大财富。”“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具有如此高的前瞻性，一条路看得那么准，当全世界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他能够认准一个方向，带领整个民族杀出一条血路，而且不管遇到什么阻力，甚至遇到一些巨大灾难的时候，他都能够把好舵，领导整个民族往前走。当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的时候，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整个民族都是受益者。”“后来我有一个感悟，小平同志就是先知。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称呼他。”高志凯说。

美国金融风波以来，一些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体制，国外还有一些人不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对于这个现象，高志凯说，“小平同志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他提出不扣帽子，不空喊口号，而是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领导中华民族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成了高志凯博士在事业选择中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并且在处理问题的方法选择和待人接物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高志凯博士。

“对小平的领悟是有很多的阶段性，目前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到过去，看看他怎么说。”，有两件小事给高志凯博士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的那一次，在分手时邓小平开口说了一句“good bye”，而高志凯想当然地又把这句话给小平同志翻译成了中文，小平同志哈哈大笑。 “现在回想起这个情景，历历在目，老人家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另一次，“邓小平在谈到一件事的处理时说，你们这是在应付，你们应该是对付!”最后发现果真如此，应付和对付之间真有天壤之别。高博士始终牢记对待一些问题，必须对付，不能应付。

那段历史时期的独特的工作经历对高志凯博士的影响，在事后才慢慢体现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时候，国际上的一大争论就是，到底是中国走的路对，还是前苏联走的路对？”高志凯回忆说，那时候，在异国他乡，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中，在一些来耶鲁访问的学者中，他不断向他们解释中国当时所走的道路，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思辨性的文章。这个时候，高志凯开始思考和感悟伟人。历史随后证明，中国所选择的路是对的，“小平当年的所有承诺都实现了”。

“我对伟人的感悟是阶段性的，不断加深。”当高志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亚洲，从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从事经济金融领域工作的时候，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志凯对伟人又有了很多的感悟。“这是一点一滴的，就像是'润物细无声’，我对邓小平的理解逐渐加深。”高志凯说。而到了本世纪，回过头来看伟人的贡献，高志凯经常会写一些具有历史深度的回忆文章。“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假设现在见到小平，该怎么称呼他。”高志凯说。

就在频繁陪同最高领导人接见、出访时，高志凯注意到很多讲话和文件都特别重视法律方面的准确性，便逐渐培养起了法律意识和兴趣。这也正是高志凯日后选择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名校耶鲁大学，高志凯先后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而那个时候，正是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的时期。

高志凯博士热衷于建言献策，经常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其中不乏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在国家工作中予以采纳和推行的好建议。“多琢磨一些问题，多为国家、社会、人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动脑筋，多提几个好建议。为国家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活到老，做到老。”这是高志凯的真挚独白。

年轻时的高志凯崇拜基辛格博士，希望能够成为基辛格博士一样的人，在基辛格博士的推荐下，高志凯投奔有公共服务传统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最强调的就是公共服务，鼓励学生投身于公职，为人民服务。

作为耶鲁大学的学生，高志凯还清晰地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当时的耶鲁法学院Calabresi院长风趣地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坐在这里，就说明你们都是佼佼者。25年后，你们当中会出一位美国总统、10位参议员、30多位政府要员、百万富翁不计其数。但是，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你们是否会有一颗为公众服务的心。”高志凯回忆说，当时他听到这句话，心中大为激动，从贴满“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国内到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想到在开学典礼上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仍是“为人民服务”。

而公共服务这条主线，后来贯穿了高志凯博士的整个工作和生活。多个社会团体的兼职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亚洲协会国际理事、耶鲁法学院中国协会主席、中国市长协会法律顾问、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等等。

按照高志凯博士的定义，这种公共服务，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见解，还有一些专业才能，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种不懈的追求，当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喜欢去琢磨去思考，把这件事跟国家跟社会联系起来，切切实实而不是务虚地提出你的见解，拿出你的解决方案来。

“我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但公共服务是主线，从来没有变过。”高志凯博士说。

“你始终走不到地平线，地平线总在你的前面。”高志凯博士对于自己的“跳级”式职业道路给以了哲学诠释。

高志凯博士，少年得志，是用“跳级”的方式完成了本科、硕士的读书过程。1962年出生，15岁作为高一的学生成功考取大学，21岁研究生毕业，毕业分到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做翻译，5年后考取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不久担任摩根士丹利亚州区副总裁，后又担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中海油高级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第二任中国事务顾问等重要职务。同时，“业余”时间他还兼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评论员。

高志凯博士的“跳级式”职业生涯，令人眼花缭乱。高志凯博士也戏说为:“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变动也许过分频繁。”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1990年代金融比较热的时候，我在做投行；2000年代初期互联网很热的时候，我在做电讯和互联网；前几年能源最热的时候，我在做石油；现在，我在做私募股权基金。如果非得用一个词语来给他定位，“弄潮儿”比较贴切。”高志凯博士坦荡的哈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