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武，男，汉族，祖籍江苏，浙江出生。1982年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并任教于清华大学中文系；1988、1991年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戏剧专业硕士和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作家。

马相武，1991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研室主任、华人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太湖文化论坛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多种全国文学学会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多种全国评奖评委；讲授当代戏剧研究、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大众文化与文化思潮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影视文化研究等课程；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作为评论家活跃于当代文坛，长期从事当代文化研究与文艺评论，出版《二十一世纪文化观察》、《旋转的第四堵墙》《东方生活流新写实小说精选》等著作多种，出版编著十余种，发表《论文艺原创性》等学术论文多篇。

中国教育改革完成了一个目标，就是达到了规模化世界第一。但是欠缺很大的是教育软实力、科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学术软实力。大学光有高楼大厦和政府机构，但是缺少世界级大师，缺少学术和科技的创新能力，缺少和世界一流学术和大师接轨、交流的能力，更别说超越了。

从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的角度来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改革大政府教育，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小政府教育，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无政府教育。无政府教育在国际上并不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态。比如诸子百家时代、“五四”时代，就基本上是无政府教育时代，但是，它们恰恰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文化学术高度创新和繁荣的时代，是“跨国”文化或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是百年大师甚至千年大师辈出的时代，历史文化影响极其深远。

政府要把自己作为教育改革的对象，要转换(大小)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政府变小甚至退出了，教育改革才能够成功。我曾概括大学教育内部弊端问题两句话，一句话是“官本位”，第二句是“近亲繁殖”。这是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弊端，其后果一是阻碍发展，二是退化畸形。

关于教育中长期改革是否成功的指标性标志， 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大、小政府与教育的关系， 也就是教育的根本体制和政府的角色转换问题， 第二个就是高考制度。看教育改革成功不成功， 就看这两个最关键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