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任全(1908～1988年) 江苏常州人。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民国20年(1931年)，马在其父经营的顺昌石粉厂任营业经理、厂长,先后去日本、印尼、新加坡、美国等地考察，引进先进技术，推广产品销路,积极开拓、经营，成为远东最大石粉厂之一。

解放后，马积极投入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认购公债等活动。1956年，担任顺昌石粉厂厂长，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后厂并入上海石粉厂、天原化工厂。50年代初期，他被选为新泾区人民代表和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任新泾区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主任委员。1956年，新泾区部分地区划归长宁区后至1984年，马先后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区人民代表，第五届、第六届区政协委员，任第一至第六届区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1973年退休后，马仍不辞辛劳，义务为市化工公司翻译数十万字的科技情报资料，撰写《矿石原料的识别和应用》，还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长宁、振兴中华提出意见和建议。

1908年，马任全生于常州城一户民族工商业者家庭。他从学生时代起就迷上集邮，纯因家庭渊源的关系。马任全的父亲马润生，是当时我国民族工商界中一位极富开拓精神、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先后在沪常两地创办过纺织厂、铁工厂和石粉厂，为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帝国主义侵略作出过贡献。马润生一生喜好集邮，并对邮学颇有研究。在繁忙的工作之暇，在风雨如晦的抗战年代，他常与邮友一起切磋，收集珍贵邮票，并撰写过多篇邮学研究心得和论文。马润生生有6个子女，马任全排行老二。父亲的爱好，对马任全影响很大。马任全年幼时，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的书箧中有套盖有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任纪念邮戳的北京老版半分至二元的小套票，于是拿出来反复把玩，爱不释手。父亲看到后，知道他十分喜欢，就把这套珍贵邮票赐赠给了他，并叮嘱他：“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

马是中国著名的集邮家，从学生时代起，即爱好收集清代以来的各种邮票，研究编写邮书。民国33年，编写《国邮手册》，民国35年再版时，增加苏区邮票、解放区邮票内容。民国36年，编写出版中英文合刊《马氏国邮图鉴》，这本邮学巨著，至今国内外仍公认为是研究中国早期邮票的权威著作。1956年，他毅然将解放前用重金购得、珍藏20余年全球仅存一枚的清代“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元”旧票，连同其他珍贵的各个时期的中国邮票6167枚，捐献给国家。1957年，他应邀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参与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集邮展览，其参展的《变体邮票集》获银奖。

1981年，马再次向中国邮票博物馆捐献一部新中国邮票《实寄首日封专集》。1982年，马在区内举办《新中国邮票》专题展览会，提倡良好的邮德，并展示其收藏的邮票。是年8月30日，邮电部为表彰他在集邮事业上的成就和贡献，在市文艺会堂举行隆重发奖仪式，授予奖状、奖金和纪念邮品。 其《民国旧票集》获1983年上海市第一届集邮展览一等奖；其《国邮拾贝集》曾在1983年中华全国邮展中作为荣誉类展品展出。 1986年后，马在古稀之年，进一步修订《马氏国邮图鉴》，于1988年出版，满足了国内外集邮爱好者的愿望。

马任全为推动建立全国性集邮组织，于1980年通过全国政协上海委员，向政协全国委员会五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议政府加强对集邮工作的领导，迅速成立全国性的集邮协会，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以提高我国在集邮方面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案》。

解放初，百废待兴的中国，邮政事业极为落后，堂堂的国家邮政部门竟拿不出一套完整的邮票和齐全的邮政资料。马任全在过去就了解到国外不少国家都有邮政或邮票博物馆，早就设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邮票博物馆，可这在民生凋敝的旧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此时，已身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他决定把自己一生花重金收来的邮票捐献给国家，以实现建立中国自己的邮票博物馆的夙愿。1956年7月，马任全把6167枚珍贵邮票（包括全世界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红印花小字当壹圆”旧票）精心装裱成99只每个一米见方的仿红木镜柜，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任全焕发出新的青春。1981年，已年愈七旬的他又将他第一次捐献后再次收藏的许多珍邮，拿出来参展并捐献给国家。其中不乏精品和孤品，如一部“实寄首日封专集”（包括1949年10月8日发行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时的“实寄首日封”）。对于我国邮政，这本邮集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一套解放军解放新疆塔城时发行的手盖票，共10枚，票上的菱形章清晰可见。这套邮票不但为我国邮票档案中所遗缺，而且堪称是世界孤品。

1988年7月15日，马任全因患癌症不幸逝世。国内外集邮界对他的逝世万分悲痛。哲人已去，来者可追。值得告慰马任全的是，他的次子马廷璋、幼子马幼璋都继承了父业，成为我国集邮队伍中的佼佼者，马幼璋还担任了全国集邮联合会理事、江苏省集邮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