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仪英校长，1909年生於香港，毕业於广州白鹤洞真光中学，岭南大学教育学士、美国斯密士大学教育硕士、纽约圣经学院宗教学硕士及加州大学教育博士。1949年，马校长带同员生抵港，以九龙窝打老道115号为校址，定名为九龙真光中学。学校由起初设备简陋，发展至规模渐备，任内更竭力推展校务，推行母语教学，并邀聘外籍宣教士教授英文、圣经，积极推行各项校内校外的学生活动与社会服务。在其循循训诲之下，学生学行优良、校风纯朴，真光教育得以发扬光大。她凭著信心，承担使命并回应社会的需求，建立九龙真光中学并创办真光女书院。

马仪英博士，MBE，JP（Dr. Ma Yi-ying，1909年12月23日－1974年2月7日），香港基督教女教育家，1947年至1949年任广州真光中学校长，1949年至1973年任九龙真光中学创校校长。

马仪英早年在香港和广州接受教育，后来前往美国深造，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除担任九龙真光中学校长外，也是多间教会学校校董，亦曾获香港政府委任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和中文中学会考委员会委员。在1964年，她获港府委任为教育报告书工作委员会委员，就《马殊及森逊报告书》的建议作出研究和检讨。工作委员会复于1965年1月发表报告，促成港府在同年4月发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书》，对港府教育政策的方针起一定影响。

马仪英是虔诚的基督徒，曾为中华基督教会和合一堂等担任教会事工。　

马仪英祖籍广东台山，1909年12月23日生于香港，自幼不良于行。家中另有两姊两妹的她，少时先后就读基督教教会营办的英华女学校和广州真光女子中学。她在1926年毕业于广州真光，是当年晃社的学生。毕业后，她入读广州岭南大学，主修教育，并在1929年获学士学位毕业。

大学毕业后，马仪英旋即返回母校广州真光任教，1935年调往香港新创立的真光小学，出任校务主任，协助小学校长曹何玉瑛处理行政事务。她在1937年前赴美国深造，于麻省史密斯学院修读教育，获文学硕士学位，嗣后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考获宗教学硕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仪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深入研究教育议题，于1945年发表题为“Effects of Attendance a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upon San Francisco Children”（《旧金山儿童就读中文学校的效果》）的博士论文，同年获大学颁发哲学博士学位以及荣誉金钥匙奖。马仪英在旧金山从事教育研究时，曾反对华人子弟入读华人学校，但她的研究同时指出，华人子弟入读华人学校，比起一般入读公立学校的华人子弟，学业成绩和表现较好，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认识也较深。

马仪英获博士学位后，仍留在美国任教大学。日本战败投降后，她在1946年返回中国，起初在岭南大学任教，1947年6月第二度返回母校，出任广州真光校长。马仪英出任校长前的广州真光经历多重波折，起先是1937年因日本进犯广州，学校被迫迁至香港，而1941年香港沦陷后，学校一度停办，后来在1942年于粤北连县的三江圩复校，1943年和1945年再先后迁往曲江县和连县双喜山，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广州真光才于10月迁回白鹤洞旧址复课。

可是，马仪英出任校长后不久，受物价飞涨和国民政府发行的银圆券贬值拖累，学校学费和杂费被迫以白米计算。同时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中国大陆大有落入共产党之势，马仪英为逃避共产党，在1949年秋天带同员生迁校香港，并选定九龙塘窝打老道115号为校址，向港府教育司署注册将学校名为九龙真光中学，由她出任创校校长。

马仪英创立九龙真光之时，香港真光小学早已在1946年复课，并由该校校长何中中博士于1947年改名为香港真光中学。由于香港真光中学位于香港岛，而九龙真光处于对岸，因此在二战后初年，香港岛和九龙各有一所真光中学，两者亦继续互有联系。至于广州真光位于白鹤洞的校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和进驻广州后，即于1949年被市文教局接管，不再具教会背景，该校后来改称“广州市第二十二中学”，至1984年复名“广州市真光中学”，但不再是女子中学。

九龙真光创校后，兼办中小学和幼稚园，校舍不敷应用。在1955年，港督葛量洪爵士到访参观，答应拨地另建中学校舍，促成九龙真光中学在1960年迁到九龙塘根德道附近的新址，新校舍前方道路获港府命名为真光里，而窝打老道旧址则全部用作小学部和幼稚园校舍。

九龙真光作为一所中文中学，马仪英在校内推行母语教学，但也重视学生的英语水平，特别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语。在1998年的时候，香港真光中学停办中文班，变为英文中学，但九龙真光维持其教学方针，继续以中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另一方面，她还鼓励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社会工作，从而培养学生品行。在1962年，为庆祝真光创校90周年，她为学校增建雨天操场，同时在香港大会堂公演《长恨歌》一剧，由学生参演和制作。继任港督柏立基爵士在1963年参观九龙真光时，亦对学校教学予以赞赏和肯定。

马仪英毕生从事教育工作，除了担任九龙真光中学校长外，也是香港真光中学和协和书院等多家教会学校校董。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出任香港教师会主席，另外在1953年至1958年间也是崇基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崇基学院在196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成员书院后，她曾出任崇基学院校董。马仪英还曾经担任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社会福利行政会暨委员会委员；她有份创立九龙妇女福利会，并担任1955年至1956年度的执行委员。

香港政府曾委任马仪英为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及中文中学会考委员会委员。在1963年初，港府委任马殊及森逊委员会（Marsh-Sampson Commission），对香港的教育需要展开全面研究。该委员会在同年10月发表称之为《马殊及森逊报告书》（Marsh-Sampson Report）的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后，港督柏立基爵士又在1964年1月委任一个教育报告书工作委员会，对《马殊及森逊报告书》的建议作出深入研究和检讨。该工作委员会由教育司任主席，而马仪英随利铭泽和邓律敦治等人一同获委任为委员。

工作委员会在1965年1月向继任港督戴麟趾爵士提交《工作委员会报告书》，对《马殊及森逊报告书》多项建议予以支持，促使港府在1965年4月发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书》，建议让百分之80儿童可以入读由政府资助的小学，及使约百分之15的小学毕业生能升读官立中学、资助中学及若干选定的私立中学。该报告书奠定了香港以后十多年的教育政策走向，即以学位数量为政策发展的目标和以发展由政府资助的学校为主线。

马仪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担任过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九龙巴富街合一堂执事及基督教儿童福利会董事。她曾在1953年至1958年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女童工艺组执行委员，此外，虽然她身在香港，但仍推动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为表彰马仪英对教育的贡献，港府在1961年5月30日奉委她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1962年元旦授勋名单中，马仪英复获英廷颁赐MBE勋衔。

马仪英在1973年8月退休，卸下前后24年的九龙真光校长职务，而校长一职由辅导主任李惠廉接任。为答谢马仪英多年来在任校长的贡献，校友会特别在当年6月举行欢宴大会。晚年的马仪英参与在1973年于九龙油麻地创办真光女书院，以庆祝真光创校百周年，并任真光女书院创校校董之一。

可是，马仪英多年专注工作，积劳成疾，卸任校长仅数月后，于1974年2月7日下午病逝于九龙伊利沙伯医院，终年64岁。马仪英终身未婚，她的丧礼于九龙殡仪馆举行，而安息礼拜于2月10日在九龙合一堂举行。安息礼拜过后，其遗体随即移奉往薄扶林基督教坟场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