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体，是指因科举制度而形成考场通用字体，以乌黑、方正、光洁、等大为特点。

馆阁体，又称台阁体，是指因科举制度而形成考场通用字体，早在宋代即已出现，是一种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的官场用书体，以明清两代为盛。

明永乐时之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名重朝野，乃至片纸千金。上有好，下必甚焉。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

至清康熙时，圣祖酷爱董其昌书法；至乾隆时，高宗又推崇赵孟頫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主流书体尊奉赵、董为典范，而二人书法又皆以规整、圆融为特点，使馆阁体风格更趋圆润秀美。

清代科举考试，比明代更重馆阁体，要求乌、方、光、大。一方面可体现出气象博大、笔势恢弘之美，而另一方面，亦难避千篇一律、陈陈相因之弊。当时士人，馆阁体仅为安身立命之入门功夫，书法则是毕生追求，故书法在馆阁体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特色，是传统士人之惯法通则。

清洪亮吉《江北诗话》一书记载：“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沈括《梦溪笔谈》亦云：“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也。”

馆阁体讲究黑、密、方、紧，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明、清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在科举试场上，使用这种书体会令作品加分不少，后来由于用此种书体太多遂成必学书体。

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如今所谓的个性。

明太宗尤重度书，李绍《皇朝世说新语》载：“太宗徵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 官至侍讲学士。与其弟粲名重一时，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

然此体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内载有官楷手书。沈括《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矣。

窃以为比种楷法在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所谓“台阁”，本指尚书，引伸为官府之代称。

清周星莲《临池管见》：“自帖括之习成，字法遂别为一体，土龙木偶，毫无意趣”，故“台阁体”是书法品评时的一个贬词。

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

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

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

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

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故宫、颐和园里能看到的字迹，多数都是馆阁体，只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至于清人写的小楷，基本都属于馆阁体一类，但也不尽然。

如清末状元刘春霖的小楷，则更偏重唐人小楷的风格，但受时代的局限，也仍有馆阁体的风貌。在田蕴章看来，一味地贬斥或褒扬馆阁体都有偏激之嫌。

馆阁体作为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强调共性，强调规范，本是无可厚非的，以批评馆阁体缺乏个性为由而借机兜售今人丑怪的书风，显然暴露了不健康的心理；而从欣赏美的角度出发，缺乏个性的东西也是不完美的。

从书法的大前提看，她必须具备共性和个性的双重美，因此单从欣赏美的角度看，馆阁体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弊病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因此常常流于俗。馆阁体是以欧、赵两种风格渐渐演变而形成的，因为欧与赵实在是太强大了，历代统治者都视此为正宗，遂成学书必经之路。又是为了规范，而削减了欧、赵的个性。看到报刊上的楷体字，也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很近似馆阁体。

（图册参考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