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故园》是徐耿执导的儿童片，由杨溢、赵奎娥等出演，于1992年2月在中国上映。

聪明机敏的少年阿樟，在祭典历代祖宗的仪式上，向祖宗许的心愿赢得族中长者的同声称赞。灶火前，三兄弟围着长妈妈讲子凌公公屡试不中而发疯的故事和太婆婆的事。正当孩子们听得入神时，长妈妈却突然不讲了。阿樟从妈妈那里也没有得到结果。

不久，一班衙役闯进周家，捉拿科场作弊的祖父周福清。虽然花钱疏通了关节，父亲伯宜被放回来，但祖父仍被羁押在死牢里等待秋审。父亲带病请来家族各房长者商议营救办法。可过了很长时间，族人承诺依然是一句空话，伯宜又急又气，从此一病不起。

夜深人静，古老的台门被敲响，阿樟好奇地举灯寻声而去。第二天，传说疯子子凌夜里挖出了祖上埋藏的金子，并说阿樟是见证人。一时间，平时道貌岸然、庄重严肃的长辈们全沉不住气了，逼问阿樟金子的下落。伯宜闻此消息叹息不已。以前曾在阿樟家帮工的翠姑姐，第一次被退婚后，被迫又嫁给了一个又丑又老的残疾人，这些都强烈地震撼着阿樟的心。为了祖父，伯宜的家境日渐衰落，伯宜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他突然发狠地说将来要把儿子送到东洋去读书。也就在这一天，阿樟却向对他一直寄予厚望的寿先生吐露了心声。他要放弃读书，不想象父辈那样读了一辈子书却没有好下场。博学的寿先生感慨万千。

子凌公公不顾众人的拦阻，闯进大堂后直勾勾地看着那盏保佑周家的长明灯，大声叫喊着“关掉它”。阿樟也凝视着长明灯，跪在守灵的母亲前，告诉母亲自己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母亲的脸上流下了理解和凄楚的泪水。阿樟走了。若干年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不朽的名字——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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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主旨

导演徐耿感到创作《风雨故园》富于挑战性。因为题材具有限定性，鲁迅为人们所熟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较固定的、依照各人的人生经验补充过的鲁迅形象，所以，这部描写少年时代鲁迅的影片就需要在一个永垂史册的巨人与一个初涉尘世的少年之间架构一座心灵的桥。出现在银幕上的那个少年的生活经历必须让人可以依稀看到其未来人生道路的大致走向。但是，如果刻意追求两者之间的对位啮合，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影片中的艺术形象。徐耿认为，鲁迅成其为鲁迅，对于叫阿樟的少年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历史超趋向，只是变化莫测的人生格局中的一种可能性。这少年人身上不会有丝毫伟人的光彩，反而是那个伟人身后或许依稀有少年人浅浅的足迹。所以，片中的阿樟只是阿樟，不是别人。为了体现这一点，他在片头安排了“这是一个遥远又平常的故事”的字幕，片尾则安排旁白“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不朽的名字——鲁迅”，用这种“藏头露尾”的构思，旨在淡化具体形象的特指性，又引发人们对两者之间历史联系的思索。

但是，在塑造艺术形象时，由于题材的先天规定性，徐耿面临的难题是：是形象化地再现鲁迅笔下的那些生活，满足观众“对号入座”的心理，还是以对历史与人物的理解与认知为基点，营造一个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的氛围，形成一个与鲁迅的创作思路逆行的过程。虽然前者操作起来更容易，但是，徐耿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仅仅为了形象地再现历史与人，而不在更高层面上认识历史和人，那么作品的价值不仅被先天的规定性局限至最小值，而且是一种人类认识的停滞或倒退，艺术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剧本改编

基于对影片主旨的认识，徐耿对原剧本进行了改造，依据的原则是：在不拘泥于局部史实的前提下，尽力去体味、渲染整体意义上的历史神韵；在不影响叙述完整流畅的前提下，尽可删除或简化一般的史实性叙述，以及与传达人物神韵或特定情绪及历史氛围无关的旁枝细节，而着力渲染有利于开掘人物内心的情节；在不影响形式与内容的整体和谐前提下，利用一定程度的写意性来传达对某种特定内涵的点染、深化，形成与内容及形式相适应的某种程度的风格。

原剧本中堆砌了大量史料素材，徐耿只保存了一条基本的历史事件的线索，割舍了许多既有戏剧性的因素又具有史学价值的情节，把祖父科场案简化、虚化，而着力开掘此事件在阿樟心灵深处引起的感应。他认为这样处理反而能最大程度迫近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很多地方，徐耿有意回避人们从鲁迅作品中熟知的内容，百草园、长妈妈都作了淡化处理，从而给自己进行自由创造的空间。

原剧作把子凌写得很实，人物对命运安排的反应是消沉无望的，而徐耿将这个人物视为畸形时代的特殊产物，加重了他的戏份，糅合了鲁迅小说《长明灯》《白夜》中的细节，赋予他一定的表意性。为了深化主题，徐耿还重新设计的翠姑的命运，原剧本中她在被退婚后忧郁而死，影片中却让她活下去并麻木地踏上一条不幸的婚姻之路，作为封建礼教下中国妇女命运的象征。

正面评价

该片在表现传统道德对少年的压力、人性的扭曲和给新生命的压抑这一中心，是很成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评）

该片的导演弥补了剧本创作中认识水平落伍的遗憾，导演的思索和关注的视线没有停驻在对文学剧本已有主题的银幕表现上，而是将目光投注到对题材更深一层内涵的审视中，揭示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惑、自我扭曲以及他们人格的失落。导演用抽象化的方法，把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同当时的整个时代、社会的联系暂时剥离，将其当成一个封闭的“试验室”，用不断给这个试验室“升压”的方法，进行一次主观色彩很浓的“历史回顾”试验。导演想通过这个题材告诉观众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他理解的一段历史。从影片一开始，导演注重的就是“情绪”而非“事件”。导演着眼于人物的，是封建科举制物化成一种文化积淀后，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异化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困惑，其审美追求的着眼点与原文学剧本是有差异的。（《当代电影》评）

负面评价

该片存在一个群众对鲁迅作品理解的问题，如影片中豆腐西施的潜化出现，造成了人们对鲁迅作品的误解，另外，影片结尾小鲁迅说要去看看外边的世界一节也显得太突然，给人一种缺乏铺垫和难以接受的小大人之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评）

该片没有去表现对阿樟来说相当重要的外婆家的那段农村生活，实在是一个欠缺。影片对其一笔带过，不做正面表现，也许编导是为了故事意蕴、情节铺陈的集中，但是这么一来，电影画面的生活空间就失去了广阔的姿彩，内在节奏也无法借助场景变换使之张弛有致，观赏性也随之受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省略对于人物大为不利。该片的不少场景画面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得归功于美工、摄影的悉心经营，其中考篮、长明灯的设计和处理颇见匠心。但是，影片每次出现的长明灯的方位、距离、角度虽不乏变化，但就灯本身来看，却是静态的，给人的视觉印象不很明显，因此，在画面的情致上就少了让人心倾的神韵。（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原《大众电影》副主编唐家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