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忆萧红》是现代女作家丁玲于1942年4月25日创作的一篇抒情散文，发表在1942年6月15日《谷雨》第五期中。文章以四月延安的雨夜为背景，作者丁玲怀着痛惜之情，追忆了自己与萧红的一段短暂的交往，以及萧红的为人处世、自然直率的性格和悲惨的结局。文章写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在准确刻画了萧红的音容笑貌的同时，也真实描摹了作者的内心世界，给人以良多的感慨和回味。

风雨中忆萧红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的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和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和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谁还有幽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决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苦苦的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的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的住一时期之后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适于幽美平静。延安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原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那边，或者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要顽强地活着，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而死，对人对己都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于幸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更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的躺到床上。

《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25日，距女作家萧红在香港去世约三个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协。而国民党特务机关乘机把丁玲和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的小册子，四处散发，造谣惑众。当时在延安工作的丁玲心情极为烦闷，于是思念故友，发而为文，以遣释心中的愁绪。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悼念文章，丁玲为纪念萧红而写的二题中的“风雨”，指的是自然气候，也寓指作者当时的心境。文章字字叩击着读者的心弦，表露出作者的真情。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在风雨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文章从四月的延安下起细雨入笔，描写自己在窑洞中，看到肮脏的云、微微的雨，听到哗哗的河水声，感到周围是一种“阴霾的气压”。在这种环境下，最不堪忍耐的是阴沉和絮聒，它使人心情烦乱焦躁，而希望有一种超人的力量能“打开局面，指示光明”。听着不断的水声的絮聒，看着脏布式的云块，痛感着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的阴霾，作者困在窑洞里，心烦意乱，无心煮酒烹茶读小说，无心思念天涯故人。泪，流走了美好的心绪。这时，作者是多么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用“存在”来回答一切。但是，她并没有麻木、消沉，而是继续抗争，以写作来寻求冷静、宽恕、愉快，求得精神的寄托，应对这沉闷的环境。由于写作，终于想起了天涯故人：作者想起雪峰，他是作者的知友中最没有自己的人；她想起秋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二重生活，使他面对死亡而不能免于申诉；又想到了萧红，于是引出了文章所忆的主人公。

第二部分，通过对萧红的回忆，抒发了对亡友的思念和惋惜之情。首先是回忆了和萧红的短暂交往及对作者的印象，在回忆中没有具体描述她和萧红交谈的内容，也未提及两萧之间那段不愉快的离异。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萧红的感情是真实的，深沉的，作者对于萧红的处世为人，对于萧红的悄然离世，无法压抑自己的万千感情。她为萧红的坦然直率而惊讶不已，“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为有萧红这样的朋友而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为没能劝说萧红去延安从事写作而后悔不已，因为延安“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更健康些”；她又为萧红的惨死而感到无言的寂寞，因而联想到在中国，有才智、有气节，能够耐苦而又不依赖于别的力量从事独立写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总之，对萧红的早逝，未能创造更多的“光明”和“美丽”使人们“有崇高的享受”而感到无限的沉痛和惋惜。

第三部分，表明为着事业，应该顽强地活下去。文章强调为了“整个事业”，应该顽强地活着，而死则是“莫大的损失”，因为文学将被“歪曲”，人身将被“侮辱”。面对不少人与人为恶，一些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并且由活人而联想到死人，作者表达了对萧红作品的担心。基于这个想法，她产生了一种观念：为着自己和朋友的事业，即使在沉闷的环境中也应坚持着活下去。文章最后，坚信将来是美好的，作者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这表现了作者乐观的人生态度，她并没有在沉闷的气氛中消沉。这样结尾，给文章增添了若干亮色。

作者是借对亡友的思念，寄托自己在沉闷和孤寂的环境中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作者不仅仅是在风雨中忆萧红，更多的是抒说自己的感慨，或说她是在借祭萧红之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文章的基调是深沉而又乐观向上的，文中的环境气氛是沉闷的，但它没有苦涩，没有隐晦，感情像潺潺溪水有节制地流淌，对萧红的甜蜜回忆与突破眼前“阴霾的气压”的冲动相交替，给人以多重明朗的艺术享受。深沉的笔调如实叙述作者的印象，于直白中见真情，于晓畅中见匠心，并未因思想上的矛盾而使文章显得晦涩、乖僻和阴冷。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现代散文》：作者回忆萧红，并没有像通常写法去列数一个女作家的许多行状和事迹，毋宁说这里是一种情感和思绪的纪录。萧红这位作家身世离奇而坎坷，丁玲的回忆是从“我”的感觉来看的。点明了时间、地点后，写初见萧红的印象，寥寥几笔，你不能不惊叹作者对萧红的外貌到气质，捕捉得十分准确。作者惋惜还有许多话没有交流，她已经感到无言的寂寞。那一声感叹，是赞扬萧红的为人，但又未尝不是契合作者自己。说罢萧红，后面一大段是作者有感而发的议论。这是为萧红而说的，又是作者站在一个作家的主体意识，从倔强生命里传出的回声。文章有一个爽朗的结尾，它也是一个象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这是延安时期丁玲留下来的极为特殊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流露出来的苦闷、悲愤和躁动不安的情绪，使人感受到她内心世界的痛苦和矛盾。那是一个强悍的灵魂面对一个“怀着寂寞的心情”死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的灵魂时的悲痛，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面对一个有才华的同伴的死时的孤单。

湘潭大学教授万莲子《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风雨中忆萧红》是湘女丁玲反思“女性一公民”文化意义的杰作之一，丁玲在文章中颖悟到了“女性一公民”之间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姊妹情谊，那种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化亲和力。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同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月刊，这时期她创作了《水》《母亲》等多个作品，是其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丰收时期。1936年去陕北，在解放区写的小说分别收录在《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集子中。1948年写成了她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