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宣惠王（？—公元前312年），亦称韩威侯、韩宣王，姬姓，韩氏，名康，韩昭侯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12年在位。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前323年正式称王，史称韩宣惠王。

韩宣惠王，即韩康，战国时期韩国第一位称王的君主。

公元前337年，韩国变法派申不害死后，韩国的变法未能很好地延续下去。不久秦国派军队进攻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并将其攻克。这时是韩康的父亲韩武在位，韩武经历失败后，闭门不出，不久就死了。韩康继承了君位。

此时中原局势日益混乱，首先是魏、齐联军在平邑打败赵军，占领平邑、新城。公元前326年，赵国又联合韩国，又向魏国发起攻击，包围魏的襄陵。战争持续到次年，以魏军战胜赵韩两国联军，活捉将领韩举告终。

公元前325年四月，秦国君主嬴驷公然称王，魏国君主魏罃为了制约秦的发展，便拉拢列国，五月在巫沙与韩康会见，承认韩康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国、魏国加上赵国、燕国及中山国在公孙衍的倡导下发起“五国相王”活动，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组成合纵抗秦联盟。

公元前319年，秦国军队攻击韩国，攻取了鄢。

公元前318年韩、魏、赵、楚、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失败。秦国为了打击报复，发动修鱼之战，在浊泽活捉了韩国将领申差。韩国着急了，相国公仲侈对韩宣惠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它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惠王说：“好。”于是为公仲侈的行动作好警戒，他要西行与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召见陈轸把情况告诉他。陈轸说：“秦国想攻伐楚国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并且还准备好了盔甲武器，秦韩合兵攻伐楚国，这是秦国祈祷祭祀梦寐以求的，如今已经得到了，楚国一定要受到侵伐。大王听我的意见，先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援救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多给他配备车辆，带上厚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在救他们。即使韩王不听我们的意见，韩国也一定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列队前来攻楚，这样秦韩就不和了，即使军队到了，也不会成为楚国的大患。如果韩国听从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因而对韩国的怨恨加深；韩国到南方结交楚国，必定慢待秦国，慢待秦国，应酬秦国时必定下很尊重：这就是利用秦韩军队之间的矛盾来免除楚国的祸患。”楚王说：“很好！”于是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去救援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给他配备很多车辆，让他带着厚礼到韩国。楚使对韩宣惠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随心所欲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公仲侈到秦国议和的行动。

公仲侈说：“不能这样，以实力侵犯我们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我们的是楚国。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和强敌秦国绝交，大王必定要被天下大加嘲笑。况且楚韩并非兄弟之国，又不是早有盟约共谋伐秦的。我们已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声言发兵救韩，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我们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又决定不去，这是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秦，而听信楚国的谋臣，恐怕大王必定要后悔的。”韩宣惠王不听劝告，终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到韩国来。十九年，秦军大败韩军于岸门。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去作人质来向秦国求和。

韩康于是对秦转为连横战略，依附于秦。韩宣惠王继位的第25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了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了八万楚军。这一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即位，这就是襄王。

《史记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 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 年。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次：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韩亦称王，是年为韩威侯八年，其证一。（参读上 考。）又若同为七年事，既与邯郸围襄陵句下，不著何月，而其下忽著五月十月，于文法 亦不合。今若正为七年云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则文理顺惬矣。其证二。（陈氏《集证》谓：“既与赵围魏襄陵，岂未逾年即朝梁？”此亦一证。惟陈 氏遂谓：“大约《索隐》引《纪年》，最为错谬，阅者毋为所惑。” 则大误。梁玉绳亦不信《索隐》，故论《纪年》多失。）

二，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当正为下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 王之年。

据今《索隐》原文，“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 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云云，则威侯之即郑宣王，亦甚明显。 惟《索隐》不之知，故曰不见威侯之卒矣。然《索隐》既认威侯与宣王为两人，则七年十 月已有郑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应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败韩举，岂不更可怪， 而《索隐》何竟置不言？盖《索隐》引《纪年》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元八年，而今《史记》即以为在韩宣王之八年，故《索隐》以为可异耳。（参读《考辨 》第一三四。）今《索隐》此条，其前既脱八年二字，此处惠王八年，又讹为威侯八年， 遂致乖戾难读。又按：《苏秦列 传索隐》引《世本》：“韩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纪年》，宣王之为威侯，灼 然甚显。惜其此处又下“不见威侯之卒”一语，遂使后人纷纷辨订，不得其解。（梁氏《 人表考》云：“《竹书》宣王之前有郑威侯，《索隐》以为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审。 ”郝懿行《纪年通考》谓“梁惠成王元年方称韩共侯，旋称韩懿侯，周隐王元年之郑宣王，即显王三十八年之郑威侯。俱一人而有两称。《索隐》因不见威侯之 卒，误分威侯与宣王为二人，”此说极析。然亦不知《索隐》有为后人改乱处也。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定威侯宣王为一人，而于《索隐》此文全未论及。至洪颐煊校《纪年》谓 ：“郑宣王即韩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记》齐宣王《纪年》作齐威王，其证 也。”则又得诸韩而失诸齐矣。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竟认威侯宣王为两人，最误。）

又同篇“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 韩举赵将。盖举本赵将，后入韩。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 按此亦有误。

三，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 ，当正为其败当“梁惠王后”八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

据《索隐》原文云：“《纪年》与《史记》不同”，若为韩威王八年，则本无不同。威 侯亦不当称威王也。此缘《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纪年》之书 ，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语见《燕世家》。）故于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为一人，而 轻曰“不见威侯之卒。”后人益滋疑误，既认威侯与宣惠王为两人，遂并改《索隐》引及 惠成王者为威侯，而《索隐》原文乃益增其缪戾，此所以古书之难通也。

[附]韩举赵将非韩将辨

又按：《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集解》徐广曰：“韩举，韩将。”肃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后元八年 。《水经河水注》：“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 。”程恩泽《战国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县，在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南，（原注：“亦在灵邱县 西北。”）此赵之平邑也。《史记》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即此。《括地志》，平邑故城 在魏州昌乐县东北四十里，在今直隶大名府南乐县东北，此本赵地而齐取之者也。《竹书 》晋烈公五年齐围平邑，九年取平邑，即此地。”田朌、韩举平邑之战，余考盖在惠成王 后元八年，与《赵世家》桑邱之役乃同时事。（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桑邱，《正义》 引《括地志》，在易州遂城县界，则 此平邑亦应在灵邱西北。盖两邑同属代郡，齐、赵之战，无缘有魏。齐自败赵，更不涉韩 。史公误认韩举乃韩将，故以入之《韩世家》。又误认梁惠王后元八年为韩威侯八年。《索隐》明引《纪年》在梁惠王八年以相校，后人又率改《索隐》以就史文，异同之迹遂泯 。而史公于《赵世家》尚幸存其本真，惟又牵涉及魏，则仍误。至《索隐》《集解》亦均 本《史》文为说，同认韩举为韩将。《纪年》仅记获韩举，未言韩举之死，《索隐》遂疑其先为赵将，后又入韩。盖《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 之不信，故曰：“《纪年》之书，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见《燕世家》。）如此处韩 举明系《史》误，而《索隐》为此回护，亦不确守《纪年》也。

又梁氏《志疑》论此事云：“《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桑邱，为韩宣王六年。《 年表》韩宣王八年，魏败我韩举。则赵之韩举已先二年死矣，疑此别一韩将，而赵将适与 同姓名尔。《索隐》即云是韩将不疑，而又引《纪年》赵将韩举之文，谓举先为赵将，后 入韩，非也。《纪年》所载多舛，当择而取之。即如韩举，《纪年》于威烈王十六年书齐 获邯郸韩举，于隐王四年书魏败赵将韩举。若是一人，无论既为齐获，不应仍为赵将，又 忽为韩将。而其为魏败时，逆数至为齐获之年，已百岁矣，韩举若是之寿耶？其误明甚。 ”然《索隐》虽误，尚可即误以求是，舍《索隐》则无以见《纪年》之真矣。梁氏不知《索隐》所引《纪年》，与《今本伪书》不同，而引《今本》伪说以折《索隐》，疏失更甚 。而今本《伪纪年》之误，则又有可得而论者。其引齐田朌获韩举在威烈王十六年者，误 据《水经河水注》以其事在晋烈公十年故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其于隐王四年 又书魏败赵将韩举者，其事本在梁惠王后元八 年，今本《伪纪年》。又误以为梁惠王卒后之八年，故遂别见于此也。然则即据今本《伪 纪年》，亦可证成余定其事在梁惠王八年之说。而《今本》又并不以韩举为韩将，亦可证 成余辨史公及《集解》《索隐》认为韩将之误。梁氏于《纪年》未识《今本》之伪，故所辨订多失之，亦可憾之事矣。（即如此处，谓赵、韩同时有一将，各名韩 举，其为牵强难信，不辨可见。雷氏《义证》谓“此韩举非烈公十年被获者，”亦由不能 辨《水经注》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