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发动，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事实上，非基督教人士不仅出自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或是主张“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而是广泛分布于众多思想派别。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也彻底没落。

1922年春，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筹备工作正紧张进行，中国基督教人士满怀热情地期待教会事业新时代黎明曙光升起之时，酝酿己久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这场运动首先在中国教会势力最为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然后迅速向北京及全国各个城市蔓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有影响的新派人物大多卷入其间，青年学生亦积极投身运动。他们广泛建立反教团体，发表宣言通电，向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发起猛烈攻击。反对派阵营亦倾巢出动，据理力争。一时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波涛涌起，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1922年2月至6月。

1922年2月7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青年学生率先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并于3月9日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召开会议。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的会址设在北京，因此，北京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更加强烈。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参加者包括著名学者和各党派名流。3月28日，他们颁布《非宗教大同盟简章》。4月4日，即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发表《非宗教宣言》。4月9日，大会刚刚闭幕，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讲演大会，指出宗教违背科学、阻碍进化，抨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基督教的罪恶之处莫过于毒害青年，笼络青年。5月10日，非宗教大同盟通过同盟章程，李大钊、蔡元培、邓中夏等30多人被推举为干事。 6月18日，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干事会决定召集全国各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刊物，开展定期演讲，并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该书收入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萧子升等人的文章及演说辞共31篇，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及宗教观。运动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各地纷纷组织反宗教同盟。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下旬到4月下旬仅20多天，全国便成立反基督教及反宗教同盟50余个，不仅知识界行动起来，而且许多社会团体，如中华心理学会、工人周刊社、共进社、唐山工学界等也相继成立反宗教团体。

然而，运动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1922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沈谦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对非基督教运动表示反对。李大钊、王星拱、吴虞、李石曾等驳斥道：我们反对宗教“不但不是破坏自由” ，而是“拥护自由” 。“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 4月5日至11日，《晨报》开辟专栏，继续就“信教自由”问题展开讨论。周作人指责非宗教同盟不是用理性剖析基督教，它预示着“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 。陈独秀指出，宗教并非神圣不可侵犯，“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 也许正是“青年人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

但令人遗憾的是,运动的第一阶段持续时间不长，进入5月份以后，各地反教组织的活动基本停顿，各地报刊杂志上难以见到有关运动的消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结束后不久，非基督教运动便陷于停顿状态。

1924年4月至1925年5月。

经过近两年的沉寂后，随着国内革命迅速走向高潮，非基督教运动于1924年4月再度活跃起来。1924年8月14日,上海学生重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随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由唐公宪、柯柏年、高尔柏、张秋人、徐恒耀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负责运动的宣传及组织工作，上海学联的机关刊物《上海学生》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以指导和联络各地运动。如果说，非基督教运动在1922年时对基督教的谴责主要集中于宗教违背科学方面的话，那么，1924年，运动的矛头则指向教会教育，提出“收回教育权”，运动从理论批判发展到政治行动。此前，教会学校的学生大多保持缄默，此时，他们一跃而起，脱颖而出，成为运动的一支前驱力量；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纷纷上阵，又使斗争水准进一步提高。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开封举行第十届年会，通过《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及《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等提案。全国各省区教育会也先后制定出取缔教会学校的决议案。为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一大形成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的组织决议，对运动进行了积极的关注和引导。1924年12月6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出通知,定圣诞节前后一周为“非基督教周”，号召在圣诞节前后进行“全国一致的举行反对基督教运动” 。上海、长沙、广州、南京、济南、武汉、九江、青州、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安源、重庆、太原、北京等地纷纷召开反对基督教群众大会，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此后，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指出，要在全国努力发展非基督教同盟，并组织一个统一机构将其联合起来，以指导运动的发展。同时,团组织敏锐地看到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的呼声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明确团组织参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具体策略：“本团同志应随时宣传教会教育之黑暗与不合中国的需要,说明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阴谋，诱导教会学校学生做革新教务校务等运动，在此种运动中，应引导做更进一步的运动（如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等）。” 由此表明，团组织对非基督教运动的介入程度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

1925年5月至1927年5月。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1925年5月，非基督教运动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它融入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成为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阶段，反教人士通过进一步发动群众示威来强化斗争。许多报刊陆续刊登反基督教文章，大批学校发生退学风潮。12月21日至28日,反教人士在延安、三原、杭州、广州、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宁波、南昌、汕头、厦门及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等地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运动极大地触动了中国政府和各地教育会。1925年,各省教育会联合会决议请求教育部取缔教会学校；5月,浙江省教育厅颁布“禁止学校宣传宗教令”；11月16日，北京政府颁布“北京政府教育部布告第十六号”令，规定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遵守中国有关教育法令；学校名称冠以“私立”字样；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董事会中，中国人名额应占半数以上；学校不得传布宗教；学校课程须遵教育部所定标准等。1926年，北伐的深入促进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反教人士主张利用北伐的有利形势推动运动的发展。北伐军所到之处，教会学校及教会势力受到极大冲击。但是，个别地方出现了强占教堂、赶走牧师，教堂、学校、医院成为驻军之所的现象。

1927年3月24日，南京一些教会、医院及外国人住宅被毁，物品被抢。帝国主义列强及一部分教会人士不但夸大其辞地把这一事件视为自义和团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反教暴力事件，而且美、英还派出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的严重伤亡。这一事件最终以国民党政权的妥协告终。随着国民党政府政策的改变，非基督教运动逐渐落下帷幕。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影响重大。这场运动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以科学、民主作号召，坚持新文化运动的行进方向，对基督教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尽管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便进入蛰伏状态，但在这一阶段运动中酝酿产生的各种思想主张、所组建的各种团体以及所实践过的各种斗争手段与策略并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1924年，当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再度涌起，曾经在1922年的反教运动中出现过的思想主张、组织形式、宣传鼓动手段又在收回教会教育权的运动中重新出现。两次运动所体现的组织人事与世界观上的连续性表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①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