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武军，在范阳北（今属河北张家口
宣化区）。唐天宝年间，安禄山筑城，其后置军使于此，为州境要地。
地址考证
《新唐书·兵志》曰：“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军十六，曰范阳道”，可知范阳道有雄武军。《旧唐书·安禄山传》载：“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天宝六载（747）。又《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永宣）墓志》载：“至天宝伍载，节度使安公以公闲于抚理，差摄妫川郡太守兼知雄武城使”，则雄武城至迟在天宝五载（746）便已筑成。
关于雄武军城的修筑与迁徙，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考证甚详，此处仅就张文并未论及的材料和问题讨论雄武军城的选址与迁徙。
近年以来，在宣化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唐代墓葬30余座，其中三座的墓志有确切纪年，这就为分析雄武军及武州的设置时代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现根据墓志的记载，统计墓主情况并比较如下：
六部有明确纪年、归葬地点和出土地点的墓志，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进行
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这三座墓葬分别出土于宣化城东1200米、1300米和东南2300米处。既然墓志中都提到下葬地点是在军城东南，不难确定这里提到的雄武军城，就在现今的宣化城。根据
宿白的研究，
宣化城是在唐武州城基础上，于明初向西北两方向拓展而成的，东南两道城垣系自原唐武州东南城墙延伸而来。那么，这六部墓志更证明了宿文的正确。
这六位墓主都是雄武军的上层人物，墓葬集中在今宣化城的东边，而且杨釰、苏子衿和王氏墓志都明确记载他们于他处逝世，却都选择葬在雄武军城附近，可见在其归葬年代，雄武军城已经成为这些上层人物的
本贯所在地。六位墓主中下葬年代最早的，是大和二年的王氏，既然墓志明确提到葬于“雄武军城东三里平原”，那么，可以断定，至迟在该年，雄武军城址已经在落今宣化城。
《辽史·地理志》记载：“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根据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和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此城即今宣化城，即唐雄武军城。
史料记载
《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元年（841））十月，幽州雄武军使张绛遣军吏吴仲舒入朝，言行泰惨虐，不可处将帅之任，请以镇军加讨，许之。”
“（会昌）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以雄武军使张绛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知两使留后，仍赐名仲武。”
《旧唐书·僖宗本纪》记载：“（广明元年（880））六月，……时克用率众御燕军于雄武军。”
《旧唐书·
刘怦传》记载：“怦即硃滔姑之子，积军功为雄武军使，广屯田，节用，以办理称。”
《旧唐书·
张仲武传》记载：“张仲武，范阳人也。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
《旧唐书·回纥列传》记载：“那颉战胜，全占赤心下七千帐，东瞰振武、大同，据室韦、黑沙、榆林，东南入幽州雄武军西北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颉之众，全收七千帐，杀戮收擒老小近九万人。”
《旧唐书·
安禄山传》记载：“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
《新唐书·本纪第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记载：“（会昌元年）十月，幽州卢龙军逐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蓟州渔阳郡，下。……又有雄武军，故广汉川也；”
《新唐书·兵志》记载：“横海、北平、高阳、经略、安塞、纳降、唐兴、渤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镇安、怀远、保定军十六，曰范阳道；”
《新唐书·
王忠嗣传》记载：“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乱，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
《新唐书·刘怦传》记载：“硃滔时，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
《新唐书·张仲武传》记载：“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会昌初，为雄武军使。”
《新唐书·
李茂勋传》记载：“又战雄武军，杀获万人。”
《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记载：“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记载：“宝臣欲乘胜取范阳，滔使雄武军使昌平刘怦守留府。宝臣知有备，不敢进。”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记载：“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东因室韦、黑沙，南趣雄武军，窥幽州。”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记载：“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