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男，汉族，辽宁沈阳人，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他是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作为历史考古学上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2018年2月1日凌晨6时，宿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

1950年起，宿白先生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在撰写发掘报告时大都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却很少深入讨论相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问题。他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尽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仍在学界颇具影响。

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过版本目录学，对古籍版本目录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所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汉文佛教目录》都是该领域经典著作。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他据此写作《校注》一文，由此开启了他的石窟寺研究，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1983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系后担任系主任，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曾任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2018年2月1日凌晨6时05分，宿白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

他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蕴深厚，著述颇丰； 最能体现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当推《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将要完成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那时，我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1939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我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我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我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我打算上哪儿去，我说没地方。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我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我。我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我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我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

从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的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我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我去参加。我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我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文革”末期，北大恢复招生。1979年9月，我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串通起来，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这样，往来于98、99窟，除走梯子外，还可攀岩，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

这看起来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或是脚踩不稳，都有可能跌入沟底。

我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转过身，迈出右脚，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因为上了年纪，我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我到中国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经历很多，但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经历还是很少的。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我就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我还带了三个研究生，带着他们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