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琮英（1902年1月16日—2003年5月31日），女，1902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

陈琮英，1902年1月16日（1901年农历腊月初七）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新桥。1926年，她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与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同志结为革命伴侣。4月，经任弼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汕头、潮州等地从事秘密交通、机要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并兼管一部分中央经费。

1932年，陈琮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6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陈琮英伴随和协助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工作。回国后，1941年，组织决定陈琮英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1950年任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1896年，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却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声非常悲痛。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儿女，但是两人感情却很好，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

陈琮英不足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常小住弼时家中，来来往往，两小无猜。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来长沙求学，琮英虽收入微薄，还常常接济弼时些许零花钱。1920年，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留学。这一年琮英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读书生活，弼时回到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然而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就连后来，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成为不可能。

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终于有回乡一转的可能了。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动身那天却又接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没料到，琮英已先他而至——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

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陈琮英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这一年，陈琮英24岁。

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还需陈琮英。于是陈琮英马上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深秋寒夜，寒风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琮英和女儿，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

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打击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去公共租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再次被捕。这时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气急败坏，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一个月后，在党的全力营救下，弼时获释。琮英抚摸着丈夫背上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神秘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草地生女。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任远征”。

悲痛欲绝，泣送弼时。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这时的琮英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任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1947年3月，解放战争开始，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琮英带着小儿子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7年11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病倒了。琮英带着小儿子匆匆赶来。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也没有放下。

1949年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数月后，弼时赴苏求医，此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1950年弼时病情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苏联的女儿一起回国了。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5个月后，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

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住了沉重的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布衣夫人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赴莫斯科求医，为了节约开支和照顾孩子们，此行琮英大姐没有陪同前往。任弼时走后，琮英顿觉空落落。20多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还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任弼时兄长般的呵护。任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她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地是叮咛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就是在这封信5个月后，任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琮英大姐高兴地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率子女全家出动去接站。他们又团聚了。然而，健康并未假任弼时以更多岁月，又5个月，任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而陈琮英也是一生历尽磨难。几十年里，她遭遇了一个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但她始终心中满怀对红军不舍的眷恋，以坚强的平常心对待命运的坎坷；始终以“布衣”自处，从不以“夫人”自居，自谦、热情、平实地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后来，陈琮英她也渐渐地进入晚年，心境更自平和。红军女战士的经历是她心灵深处最眷恋的过去，是她精神世界的圣地。自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她没有机会再在军队中工作了，可是，她却无法割舍这份红军情结。内心深处她是那么想再穿上军装，再戴上军帽，再做一个女战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子里，她对部队的向往更是溢于言表。

1965年，远志参军了。那时军装的式样、领章、帽徽的设计很像当年红军的装备。一天，远志回家特意穿上军装让母亲看。琮英大姐细细地端详女儿穿军装的样子，非常有兴趣地抻抻这儿，拽拽那儿，兴奋地笑着，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然对远志说：“远志啊，我也想穿军装!”听妈妈这话，远志才知道母亲有这样一个心愿，就说：“那你们几个老红军女战士还不联名给组织写信，让他们发一套军装给你们。”琮英开心地笑了，当然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明白军装怎么能随便要呢?

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琮英大姐的愿望得到了小小的补偿。那一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琮英，她爱不释手地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陈琮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得已她只能以医院为家了。但几次病危，坚强乐观的她又几次挺了过来，不到极度衰弱，她都坚持走一走，站一站，坐一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