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第（1874-1949）字仲恕，号伏庐，室名千印斋。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清季翰林，曾留学日本，后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清史馆编纂等。晚年寓上海，擅写花卉、枯木竹石，尤爱好金石，藏印甚富，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陈汉第（1874年-1949年）字仲恕、仲书，号伏庐，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等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清史馆编纂、提调、故宫博物院委员等职，晚年寓居上海，潜心书画艺术创作和金石收藏。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以新闻业著名、曾经出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杭州人汪康年(字穰卿)在上海参加“强学会”。他主张变法图强，遂与各界名流探讨“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并提出：“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变法。”

同年夏，汪康年回到故乡杭州，与友人陈汉第等商议在浙江筹建崇实新式学堂之事，受到在籍养老的京官朱智（字敏士）尽力赞成。当时二十二岁的陈汉第正殷切企盼“兴教育、图自强”，于是，与汪康年、朱智等各处奔走，竭力鼓吹，力陈兴办新学的意义。但由于浙江官绅从中梗阻，久久未能遂愿。

正当陈汉第等为创办学堂之事四方奔走之时，林启（字迪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从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廖寿丰（字谷士）也于同年调任浙江巡抚。林启是清同治甲子科(1864年)举人、光绪丙子科(1876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陕西学政、浙江道监察御史等，后外放衢州府任知府。20年来的为官生涯，使他深感储才崇实的重要，因此非常赞同汪康年、陈汉第和朱智创办新学的主张。他在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顶住多方面的压力，趁他受命查办杭州普慈寺僧人的不法案件籍没寺产的机会，决定就寺兴学。林启在汪康年、陈汉第和朱智等人的大力促进和协助下，终于翌年丁酉(1897年)正月，成立了“求是书院”。所谓“求是”，意即“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为什么不称学堂而称“书院”？陈汉第在1947年浙大校庆时撰文道：“虑官绅或又梗阻，定名为求是书院”。

书院由林启兼任总办、举人陆懋勋为监院、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务（实为副监院）。陈汉第幼承家教，办事十分认真，又富有才干。尽管文牍斋务的工作非常繁杂，收入不高，但他“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佩仰。”

1898年4月，陆懋勋应礼部试，陈汉第任代监院；7月，陆懋勋春闱报捷，入词林，改任学院总理，陈汉第由文牍斋务升为监院。

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派生留日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呼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2日，经光绪皇帝同意，“选派生徒留日遂成一项国家重大决策”。其实，早在陈汉第任代监院时，已根据浙江省巡抚廖寿丰的要求和林启的意见，商定求是书院派何燏时（燮侯）、陈榥（乐书）、陆世芬（仲芳）、钱承志（念慈）等四人为首批留日学生。（浙江武备学堂也同时选派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等四名湘鄂籍学生留日）浙江这一举措，成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开了中国留日运动的先河”。为了减轻留学生的负担（每人每年200元），陈汉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予以解决。他在1900年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求是书院“系将各局经费抽提一成，月得五百余元，又将书院存典生息，官课奖洋拨归求是，年可得八九千元。”后因学校扩大，他又“请将各州县丁漕平余（指省级各项税收）一项提拨三千余元。”陈汉第从税金中提取教育经费的提议，说明求是书院的经费来源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

陈汉第任监院后，因政局动荡，工作十分辛苦。先是“康梁柄政”，朝庭连连下谕要各地开办学堂。求是书院也因此扩充学生名额——除原有的“内院生”，又增外院生60名。这样，每个学生除了自缴膳费外，尚须缴纳修金(即学费)24元。陈汉第又不得不收买土地，增筑校舍。至8月，突遇政变，诏命收缩。监院本先借垫建筑与设备费六千余元，费尽周折方得归垫。政变以后，许多学生纷纷退学，留下来的仅十之一二，都是具有定识而经过考验的人。

陈汉第不仅为书院事务奔波操劳，还非常爱护学生。庚子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帝后出奔西安。蒋方震（字百里）等一批进步学生为朝庭的屈辱无能感到十分气愤，便成立“励志社”，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引起当局注意。陈汉第担心他们遭到迫害，便告诫蒋方震说：“你对政治的不平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开诸笔墨。”是年冬，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事泄被害。蒋百里激于义愤，赋诗悼念。书院碍于当局的压力，拟将他除名。但不久，求是书院又将蒋方震和蒋尊簋(字伯器)、王嘉榘(字惟忱)等18人派送赴日留学。后来，蒋方震成为我国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

庚子(1900年)后，有识之士又提议在各省创办大学。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于是，辛丑(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壬寅(1902年)又去“求是”二字，改称“浙江大学堂”，同时扩充学生名额至120人。当时，陆懋勋已入京，学堂由劳乃宣任总理。陈汉第也因种种原因辞去监院职务，离开了求是书院。此后，陈汉第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走上政途，历任水灾督办处坐办、印铸局局长、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和参政院参政等职。在学术方面，他担任过清史馆编纂、提调、故宫博物院委员等。陈汉第晚年寓居上海，潜心书画艺术创作。

林启任杭州太守四年（1896——1900年），兴利除弊，政绩卓著。他是杭州近代教育之开拓者,先后创办了“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浙江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和“养正书塾”，培养出邵飘萍、许寿裳等一批杰出人才。林启在世时对孤山情有独钟，不仅常与同僚、友人在那里欣赏湖光山色，品评林和靖的“梅妻鹤子”，还在孤山北麓补植梅树百株，使孤山梅林得以茂盛。庚子（1900年）春，林启与友人吟咏时曾有 “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云帆”之句。可见，他生前对孤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廿四日(1900年5月22日)，林启去世，享寿六十二岁。其家属本拟运柩归福州，后因陈汉第、邵章、陈敬第、何燮侯等杭州人士为永志思念，倡议在西子湖畔建林社设祭，故决定留葬孤山。立社公牍，由诸以观、樊嘉璋等领衔，项藻馨、蒋方震等署名，内称“社基四分六厘后面尚有空地六分七厘，并非魄”。其留葬之牍则由樊嘉璋领衔，邵章、陈汉第、陈敬第、何燏时、许寿裳、马叙伦等署名。这里，陈敬第即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他是陈汉第的胞弟。

林社初建时为砖木结构的中式平房。1925年，陈叔通亲自起草《拟展拓西湖林社募金疏》，与陈汉第、何燏时、蒋方震、马叙伦等六十人联名筹资扩建林社，并编印《林社二十五年纪念册》。 1946年夏，浙江大学从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复员回杭，见“社宇渐就倾圮”，便发起重建林社。直到1948年，工程渐次建成，“社中列林神象并刻其贤僚佐长乐高啸桐先生象附祀”。但终究因资金短缺，房未结顶，碑记也未刻成。

1951年春，林社才得以竣工。为楼三楹，宏于旧宇。小楼坐南朝北，占地面积20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阆声(宗祥)先生因其“曾受知于林公”，被邀为林社作记——《重建林社碑记》，选石精刻。并将每年4月20日(农历)即林公忌辰，为社祭日。

林社的倡建及扩建，陈汉第、陈敬第（叔通）兄弟起了不小的作用。

此后，林社又经两次大的修缮：一次是1997年3月，浙江大学百年华诞前夕，由浙大、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等共同组织修葺。除了刻《林社重修记》，又新增了匾额、楹联。林社匾额由当时的浙大校长潘云鹤所书。三副楹联均出自书画名家之手。另一次是2003年4月，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再次整修林社。因人事变动，除了匾额不变，所有楹联重撰重书。学校曾嘱笔者撰写楹联两副：“社结湖山，开两浙新学；情同梅鹤，伴一亭春风。”“窗含塔影，楼中饮兴关桃李；帘卷梅香，湖上诗情仰名贤。”其中后一联被选入《浙江古今楹联集成》一书。

陈汉第出生在书香门第，其家人中不乏成绩卓著的名人。

父亲陈豪（1839-191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蓝洲，号迈庵，晚年号止庵，是清末著名的画家、诗人。陈豪同治九年（1870年）以优贡分发湖北，历官房县、应城、蕲水、汉川知县，有惠政、有口碑。他曾倡立“辅文社”，尝试挑选优秀学员亲自教导，培养人才。后因养母年老，归家奉侍，家居十余年后去世。陈豪诗、书、画皆工，书学苏轼，遒劲飘逸；画山水意境超逸，花卉功力尤深，绘画精品收入故宫博物院。著有《冬暄草堂遗诗》，画有《山水花卉册》。陈豪有三子：即光第、汉第、敬第。

陈汉第的胞弟陈敬第（1876―1966），字叔通，二十六岁（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参加过维新运动。

1904 年，陈叔通东渡日本，攻读政治和法律，开始接受“兴中会”的革命思想。1906年回国，担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后对清廷的统治渐感绝望，倾向于革命党。曾参加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先后任《北京日报》经理、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1927年后，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叔通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三届主任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 2月17 日在北京病逝，享寿九十岁。

陈叔通专长政治法律，著有《政治学》、《政法通论》。他爱好诗词、书画、金石，不仅与篆刻名家叶为铭、丁佛言、童大年等交往，藏有佳印，还为《十钟山房印举》作序，并著有诗集《百梅书屋诗存》。他也爱好收藏，藏品特丰，后都捐献给国家，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陈汉第的儿子陈植（1902—2002），字直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九三学社成员。1915年，13岁的陈植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后官费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学。1927年入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仅建筑学成绩非凡，于1926年获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还师从费城科迪斯音乐学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霍·康奈尔教授学了4年声乐，1927年他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合唱团成员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柯立芝的接见。1929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接受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设计任务，并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赵深合作创办建筑师事务所。同年，流亡到上海的宾大同学、东大同事童寯也应邀加入，遂于1932年改称“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陈植、赵深、童寯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如虎添翼，他们先后设计出不少建筑精品——如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大上海大戏院、金城大戏院、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浙江兴业银行等，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赞誉。

解放后，陈植长期担任上海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建筑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兼总建筑师等职务，还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工学院除了航空工程系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可以说，陈汉第之子陈植，也是浙大校友）。此间，他除了管理、教育，还亲自主持设计了金山化工总厂生活区、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等建筑。历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副主任委员。

2002年3月20日，百岁建筑大师陈植病逝于上海。

陈汉第自幼聪慧，又承家学，对诗词古文、书画金石均有很深造诣，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

他学法律，编著有《法学通论》（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年出版），编译《商法总则》（天津丙午社光绪三十三年出版）。他虽长期从政，少有时间泼墨挥毫，但从未影响他的兴趣，还在金石文字收藏方面取得成绩。到了晚年，他寓居上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书画艺术创作上，出了不少佳作。

陈汉第善写花卉，也画山水人物。在他笔下，枯木竹石无不精神。他尤喜画松竹，其作品《赤松》、《虬松》、《劲松》、《罗汉松》；《朱竹》、《墨竹》、《菊竹》、《凤尾竹》等，不仅笔墨谨严，极有法度，画面也生动有致，格调淡雅。1936年画的《云栖翠竹》，犹如绿云压径，飘逸生动。其书法以行书见长，他画的扇面，书画合璧，亦显功力。

1920年5月29日，留英研习律法的画家金城集合当时北京、天津地区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陈师曾、陶瑢、贺履之、陈汉第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这是当时北方画坛最大的美术社团。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定期观摩(展览)，招收研究员(学员)，聘请画学评议(教员)，以培养中国画人才为主要内容。陈汉第是研究会的“早期评议员”，评议员还有陈师曾、贺良朴、徐宗浩、萧谦中、俞明等十数人。

陈汉第爱好金石，擅篆刻,有《伏庐印谱》传世。他“尤嗜研究古玺印，藏印颇丰”，有《伏庐藏印》6册（后于1940年据《伏庐藏印》另辑《伏庐选藏鉨印汇存》3册），每页有一枚印章。

陈汉第为《伏庐藏印》自序。他在序中称：自已二十岁左右开始收藏金石文字，但收藏的“大半皆近时拓本”，直到1912年冬，与裴子逐一鉴别，才知自已的旧藏 “不足观”。他先是收藏六朝碑志、秦篆汉分、初唐巨碑、宋明旧拓，但因“旧拓精本殊寥寥”，即使见得精品，也多是“同好辗转商让而得”，因此价格极高， “动辄数千百金，竟不敢问价”，于是，渐渐失去兴趣，转而从事搜集秦汉印章。他“博观约取”，自1918至1919年，就得印章二百钮，其中，他自已审定了十之五六；与裴子商榷而后定的有十之四五，因印谱成于1919年，故称《己未集》。到1920年，又编5册《古杭陈汉第集印》，又称《庚申集》。

2006 年5月，《北京晨报》以“22家捐献印章故宫展出展品共269件套”为题，报道了故宫景仁宫推出的“二十二家捐献印章展”，文中写道：“该展是自1945 年至1991年间22位爱国社会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的历代珍贵印章文物”……，“这些永留史册的捐献者们有陈汉第、陈万里、陈元章、马彦祥、吴瀛、郑珉中、黄镜涵、张振武、孙瀛洲、邓以蛰、楚图南等22人。”陈汉第名列第一位，可见其贡献之大。

陈汉第自1902年离开求是书院后，再没有回国立浙江大学任职。但他与浙大的情缘却始终连接着。1947年浙大五十周年校庆时，他曾撰写过《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一文。2006年，浙大图书馆在整理一批古籍时，发现其中许多书籍都盖有“陈汉第印”、“伏庐”和“伏庐老人”等印章，显然是陈汉第赠送给母校浙大的，粗略估计约有一、二千册。这些书中有些是校图书馆所缺藏的珍贵图书，其中还有陈汉第本人撰写的《租借地刍议》和《显考蓝洲府君事略》（此书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弥足珍贵。这些书籍究竟是何时所赠，又有谁经手，已无从查考。但从当时加盖的“国立浙江大学藏书”和“伏庐老人”两枚印章来看，当是陈汉第晚年所赠。可见，陈汉第始终关心着他亲自参与创办，又为之付出过心血的学校。

陈汉第先生的赠书，极具文史价值，不仅为浙大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古籍藏书，留下了悠悠浙大历史的印证，还留下了这位求是书院的创办者、老师长对母校的拳拳之心和对浙大莘莘学子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