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芬（1848～1882)，男，字珪要，号子番，浙江天台妙山人。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武进士第一人。陈桂芬曾任广东南雄协镇。官至二品总兵之职。

陈桂芬（1848～1882)，字珪要，号子番，浙江天台妙山人。清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武进士第一人，由此武科状元是北方考生天下的局面得以改写。陈桂芬曾任广东南雄协镇。官至二品总兵之职。

此科朝廷派兵部右侍郎黄倬知武举。吏部尚书单懋谦为该科武会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马恩溥为副考官。殿赐陈桂芬等82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陈桂芬应试之年，同治帝仍然是十来岁的孩子。这时，小皇帝除了练习打枪，每隔五日，下学后还要在宫中长道上学骑马。由当日执教的御前大臣一位在马上，三四人在马下一起教习。大臣上马是因为小皇帝体轻，得有人压马。连皇上也得练习骑马打枪，可知清朝始终是未曾轻视武科的。这一年九月庚寅，兵部以武会试中额奏请，得旨：满洲、蒙古3名，汉军2名，奉天1名，直隶14名，陕甘1名，广东9名，河南5名，山东4名，江苏3名，安徽2名，山西5名，湖北3名，湖南3名，四川7名，广西1名，福建4名，浙江7名，江西6名。

十月初一，殿试中式武举陈桂芬等82人于太和殿前。初二，派淳亲王奕宗、正红旗满洲都统景寿、镶红旗汉军都统奕劻共同校阅中式武举马步射技勇。初四，皇帝御养心殿引见中式武举，亲定甲乙。初五，同治帝至太和殿传胪，恩赐一甲陈桂芬武状元，授一等侍卫。该榜榜眼是谢子元，四川射洪人；探花是张光斗，四川眉州人；均授二等侍卫。等陈桂芬等三人武进士及第，二甲刘金华等十三人武进士出身，三甲冯楚焱等六十二人同武进士出身。自然，陈桂芬也是经群臣选拔呈送，由辅佐重臣依慈禧太后懿旨挑选出来的武状元。

同治七年，博多喇喀台亲王以都统主持会试。鉴于嘉道咸以来武状元多为北方人尤其是山东人所得，他很想从南方人选拔擅武能文的人才，就交代弓箭店：如果有人能开得“宋弓”要及时禀报。考前，陈桂芬前往弓店，扳挽了好多强弓都不合意，店主就让他去看那把据说是岳飞留传下来、六百多年没人开得动的宋弓。看那弓形制果然不凡，桂芬神力骤发，连开三次满弓，举座称赞。

亲王得讯，立即传令接见、询问。原来桂芬十来岁，父亲就授以骑射之术。他父亲既精射艺，又是制弓能手。天天让孩子攀弓演练，每天都往弓上加一两胶，到赴京时弓力已达700斤。亲王见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又写得一手好字，着实喜欢，有心提携，就让他先熟悉一下器械。

武举会试先考武功，再考文辞。武功分内外场，外场中试，才能参加内场。外场有马箭、步箭，弓、刀、石四个项目。桂芬走马射箭，6箭都射中靶心，步射6箭，箭箭从同一孔中穿过，真是“百步穿杨”，赢得全场喝彩。内场以弓为主，须挽强弓8至12力，每力10斤，他竟然开至18力，为全场之冠。舞刀也很突出。120斤重的大刀，在胸前胸后花盘，刀风过处，落叶起舞。掇石，最重为300斤，相传举第一块石礅时，他轻松举起，从容前行，英姿飒爽，北人为之震惊。举第二块石礅，将要放回地面时，因力气不济，就垒在第一块石礅上。亲王见状，忙说：“不必两块一起举，这就好了！”

文场默写《武经》。他的墨卷，文无差错，字有功底，全场无出其右。陈立业先生见过他写给袁鹏图的长信，楷书匀净而有法度，行书气韵磅礴，十多篇短札草书笔势飞动，堪称佳构。他还为学童写了描红的正楷，人称“状元格”，足见并非虚誉。

陈桂芬以文武兼擅被赐予进士及第，但民间也有说因为他送过亲王一杆天台严岭出的“双抱子”竹根做的烟筒，而讹传他是暗藏铁钩掇石的“甩筒状元”，实在是误信了嫉妒者的谣言所致。清代武举科考纪律甚严，考武生、举人已属不易，京试还须过会试、复试、殿试三关，众目睽睽之下，硬碰硬的武艺是作假不得的。

桂芬夺魁，举子叹服。例外的是山东马存斗。他马步箭弓刀和内场默写武经没有一项可同桂芬相比，掇石上则略胜一筹。见亲王有意提携桂芬，由妒而恨，决心寻找机会加害。

陈桂芬状元及第，回家祭祖，马存斗暗中尾随。桂芬早就发觉，却佯作不知。在平头潭（今平桥）拜会本家时，嘱咐塘里大吴的徒弟前去周旋。这位吴拳师是位大力士，他对存斗说：“我是状元的徒弟。你先与我比试一番，再找我师父较量不迟。”说着就踏进路边的盐店，约他比赛抽盐袋。存斗看那盐袋，少说也有200斤，一垒十二袋，已经挨到屋栋了，不禁心里发怵，就让吴拳师先抽。拳师一把将垒在底下的第二只盐袋拉出来，眼也不眨一下。存斗大吃一惊，心想：“徒弟如此，师父那还了得！”就借故溜走。其实这位徒弟的长处就在这里，陈桂芬只不过是善用其长而已。

后来，马存斗又用巫术谋害桂芬不成，心理变态。在上海买马时，用两腿夹死骏马多匹，以发泄愤懑，被贩马客设计杀死。

光绪二年（1876），陈桂芬钦点头等侍卫加四级，赏顶戴花翎，乾清门行走。会试前后，他以文武全才，受到座主博王的器重，频加赏赐，后来又见知于成亲王。著名学者孙衣言，大臣王韶、陈宝琛都与他订交，书联相赠。再如文状元洪钧、学者邵友濂等都因他性格厚重，喜好读书，又能留心时事，发语动辄说中要害，乐于同他结友。而他同蔡元培在李慈铭家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由忘年交而结为异姓骨肉，其孙立撰曾蒙蔡元培扶植，更是传为佳话。

但是，陈桂芬上任才半个月，就猝死南雄。原来，陈桂芬在京期间所结交的多为当时具有新进思想的大臣学者，并与反清秘密组织有联系。这时，他接到一封通知发难的密件。正待回信，事情泄露。南雄把总，是条地头蛇，准备出巨资为儿子买官做坏事，慑于桂芬的廉明刚正，就通过桂芬的新夫人胞弟，打听到密件内容，以上告朝廷相要挟。陈桂芬面临着身败名裂和灭门之祸，为了避免牵连反清组织，毅然毁书吞金。家属以暴病讣告，真相被隐瞒下来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将才，就这样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把永恒的惋惜和思索留给了人们。

讣告到京之时，国人无不唏嘘，礼部主事马彦森等十余人还设立牌位哭祭。辛亥革命志士陈钟祺说他“起自草莽，大魁天下，校场走马，既为南人一雪文弱之耻，而金殿挥毫，又为武夫更洗无文之耻。所以在当时，他名震辇下，望重东南，即此一端，已经足取；而居官之为民造福，在乡之举无过失，可谓‘生无遗行，死有足传’”，堪称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