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1902年9月2日—1928年6月6日），男，汉族，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安庆。幼时，他与哥哥陈延年同在家乡求学，勤奋攻读。1915年，兄弟俩离开故乡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遂在上海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两人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年12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乔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认真刻苦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步抛弃了原来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马克思主义。1922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陈乔年等人离开法国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当时的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高涨，但革命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妄图破坏统一战线，国家主义派也发出反共叫嚣。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北方区委的前身）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以适应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需要。但当时军警检查甚严，办刊物、印传单都很困难，为了保证安全，不得不经常改换印刷厂，而有的私营印刷厂又不敢承印革命宣传品，有的则乘机抬高印价。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回击各种反动谬论，北京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提议，决定在北京创办一个秘密印刷厂，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乔年。

经过认真的筹划和准备之后，1925年2月的一天，陈乔年在北京大学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创建印刷厂的具体事项。陈乔年首先征求了与会者中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见，然后提出两星期内把印刷厂办成的要求。会后，几个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打听市场行情，选购旧机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赁合适的房屋作厂房，招收因罢工被资本家开除的印刷工人进厂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

这个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印刷北京区委的机关报《政治生活》和一些传单等。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印刷厂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里才开始印刷党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大约半年以后，为避开敌人的耳目，印刷厂又迁移地址，更换厂名，使敌人一直也没搞清这个印刷厂的真实面目。就这样，这个由陈乔年主持创建的印刷厂，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工作了1年多，保证了《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时、按期出版，为宣传我党的主张，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乔年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

北方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办区之下的高级党校，以“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的决定，立即着手在北京开办区委党校。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认真分析了北方区委所辖各地委的情况，根据工作需要，规定了学员条件，确定了各地委选派学员的名额。并经中共中央同意，请当年4月从苏联回国的罗亦农担任校长，主持党校工作。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党校在1925年10月间正式开学。陈乔年担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等课程的讲授任务。为了准备讲稿，他常常彻夜不眠。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圆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革命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领导人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目前党所能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还是青年学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决定于11月28日正式开始行动。但就在27日晚上，国民党右派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府。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革命”的传单。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29日，在群众游行示威之后，“首都革命”即告结束。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游行示威，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刺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采取的对策。胸部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作为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陈乔年除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因此，摆在陈乔年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勇于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陈乔年经常深入到学校、工厂、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也大大增加。据统计，1924年5月时，全区党员仅有75人，而两年后的1926年7月，全区党员已达2069人。

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使陈乔年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时，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陈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写东西，一边陪伴他们，写完了文章，又帮助他们工作。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他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没有了。陈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革命战士！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会后，陈乔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正当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叔祖父：陈昔凡

父亲：陈独秀

哥哥：陈延年

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乔年因年岁尚小，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1917年，父亲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教，乔年和延年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在父亲朋友们的帮助下，兄弟俩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陈乔年考进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它课程。

乔年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十运动的推动下，各式各样的新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乔年和延年，也像许多有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当时对乔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从欧洲传播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兄弟俩曾经怀着极浓厚的兴趣浏览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并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是救治中国的“良药”，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乔年和延年也为之吸引。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毅然决定赴法勤俭学。同年底，兄弟俩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次年二月，他们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通过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兄弟俩一边读书，一边做工，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兄弟俩曾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逐渐感到失望。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绊脚石。从1921年起，他们逐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帮助下，把两种主义进行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在“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玩弄阴谋、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嘴脸暴露后，乔年他们便宣告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

后来，乔年曾对自己的朋友回忆起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的经过说，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虽然都有巨大的抱负，却各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他和延年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人则是俾斯麦铁血主义的信徒。尽管信仰不同，但大家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出路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乔年还说：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发生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

乔年和延年的思想变化，得到了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22年问，兄弟俩先后参加了旅欧学生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同年秋，乔年又同延年一起，参加法国共产党，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和陈延年等12人，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

年轻的北方区委领导成员

1925年春，陈乔年奉命回国，被派往北京工作。起初，他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不久，即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当时，李大钊和赵世炎分任北方区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在区委领导成员中，乔年才23岁，是最年轻的一个。

陈乔年到达北京前后，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和孙中山的北上及逝世，北方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赵世炎和陈乔年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和悼念孙中山的政治运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1925年11月，由于“五卅”运动的推动，北方的民众运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当时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北方区委有不少同志积极主张联络国民军，发动北京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乔年在区委讨论时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群众自己的革命武装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民军倾向革命，但态度不坚决，不能依靠它的。举行“首都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机远未成熟。区委没有接受乔年的意见，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组成行动委员会，立即发动“首都革命”。乔年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区委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计划正式发动。几十万徒手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后便向段祺瑞执政府冲击，国民军的将领们却在关键时刻犹豫起来，背弃了配合群众行动的诺言。斗争失败了。实践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首都革命”失败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及当时在北京的瞿秋白等又发动和组织北京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无视中国主权，蛮横炮击我大沽口炮台。事后，日方却强词夺理，纠合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方人民更是忍无可忍。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牒”、“逐使”。当清愿群众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段政府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的屠杀。顿时，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群众死伤达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目睹反动派的暴行，无比愤慨，为了减少损失，他同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举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

乔年在医院住了几天，没等伤口完全痊愈，便出了院，继续为革命而奔忙。

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除参与领导一些重大斗争外，乔年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扩大北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厂、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基层工作。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为加强区委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陈乔年精心设计了各种统计表格，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行，取得了较好效果。后来，中共中央还推广子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乔年也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和李大钊积极筹办了印刷《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厂，使中央和区委的这两个重要刊物能及时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时，乔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还为党的刊物撰写文章，为党的训练班准备讲稿，常常彻夜不眠。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随后，他便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时期。

1927年春，陈乔年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同年8月，陈乔年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对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会后，他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当时，上海的环境极为险恶。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六七月间，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陈延年及赵世炎等先后被捕牺牲。陈延年是他革命道路上志向道合的兄长，赵世炎是他旅法时结识、尔后又在苏联一同学习、又曾在北方区委并肩战斗过的亲密同志。他俩的遇难，给乔年带来巨大的悲痛。但牺牲并不能使革命者却步。他来到上海后，积极协同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的方式，经过他们的努力，上海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

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前进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等人被捕的当天，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懊丧。

起初，乔年化名王某，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与乔年同时被捕关在狱中的郑覆他、许白昊等，也在狱中积极活动，商议准备利用敌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况使乔年脱险。当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是叛徒难以指认的。郑覆他等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但是，由于周之楚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来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不久，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及郑复他、许白昊等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便将其他被捕的同志与他们三人分开，从龙华监狱中迁出，当同志们同乔年告别时，乔年鼓励大家为革命保重身体，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大家对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他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烈士。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革命失去了名坚强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他牺牲后不久，党即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悼念。他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