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见“韵目代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又称火烧长沙事件。

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6月，成立长沙市疏散人口指导处，组织水陆运输疏散人口。10月底，武汉三镇失守，11月10日，日军攻占岳阳，长沙遂成为日军的侵略目标。从10月9日起，日军飞机由原来不定期对长沙的空袭转入大规模的轰炸。10月27日，长沙市政府紧急疏散人员，除壮丁外，老弱妇孺均须离开市区，责成保甲挨户劝导执行。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市蓉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关于整个战局的部署，确定了“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由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权拟定实施细则。11月10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主持长沙市党政军警宪联合会议，部署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随即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破坏长沙指挥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在各交通要道堆放了易燃物。

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电张治中：“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长途电话命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召集省会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纵火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下午4时，张治中任命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放火正指挥，社训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下午6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市内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晚10时15分左右，城区警察岗位完全撤除。午夜2时（11月13日凌晨2时）左右，误传“日军已至新河”（汨罗新墙河误为长沙新河），预备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地面文物建筑，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严重的损失。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就十分发达兴旺，至大火前有40多家。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房烧毁。如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关于这次大火烧死的人数，据1938年11月20日《新华日报》的报道，事后军政当局组织人力掩埋尸体600余具。但被焚毁的尸体则无法统计。据中央社记者11月19日报道：“湘垣大火，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迄今尸体大部掩埋。”也有说法称文夕大火中，“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

长沙大火使无数的市民失去家园而背井离乡。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至11月12日已疏散90%。大火之后，有关当局曾进行了灾民登记，共计12.4万人，其中仅黎托、茅斯港收容的孤儿即达815人。

损失最大的是长沙的房屋建筑，有民房、商店、学校、工厂、机关、银行、医院、报社、仓库、文化娱乐场所，以及不少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其中，民房、商店被毁最多，其次为工厂、学校。

据当时来长沙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亲自勘查，大火后，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存，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统计长沙的房屋，除浏阳门一带早被敌机轰炸燃烧而外，仅北外、南外、东外各处房屋所存较多，余则大都被毁。通盘估计，全存及残存者，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据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解放初的房屋查估资料统计，长沙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全部焚毁的有690余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约占29%多一点。全市严重受损街道将近90%。

全市约有440多条街道没有全毁。其中190多条街道只有一两栋房屋未毁，130多条街道仅三四栋未毁。幸存房屋30～40栋的有60多条街巷，约占6%；11～20栋的30多条街巷，约占3%；21～30栋的10条街巷，约占1%；30栋以上的3条，约占0.26%。

据房管部门1952年统计，大火后的幸存房屋为2538栋，占全市房屋总数的6.57%。就建筑面积来说，私房面积为30.58万平方米，公房面积53.79万平方米。1956年统计，两者共84.37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房屋总面积的12.3%。房屋被毁，则其中未及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也荡然无存。

“文夕大火”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人正身处长沙。1938年11月12日，周恩来出席了长沙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

据郭沫若回忆，当夜就寝后，周恩来、叶剑英在大火中被吵醒，两人各提着一只提箱从大火中连夜撤往湘潭。对毫无征兆的焚城大火，“周公十分愤慨”。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展开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数天后的22日，湖南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救济委）”成立，善后救灾工作方有序展开。

1938年11月16日夜，蒋介石赶赴长沙。

次日，他登上天心阁。长沙天心阁公园管理处文物科长沙伟，研究天心阁历史多年。据他介绍，有关资料显示，蒋介石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

从天心阁下来，蒋介石立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3人抓了起来，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

11月18日上午7点，审讯开始。据梁小进介绍，徐昆、文重孚两人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认：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审讯判定酆悌系首犯，文重孚、徐昆系从犯，判定三人数年徒刑不等。

判决报送蒋介石审批，蒋深为不满，提笔先是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示，“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遁逃，着即枪毙。”

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示，“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军事法庭并按蒋介石指示，将判决书上“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

时至今日，湖南省湘阴县开福冲村、新宁县庄姜村和桃江县黄土仑村，有三座衰草丛生的坟墓，黄土堆下正是这三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党国要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80余年过去，封土依旧，但喧嚣早已不再。

三人伏法后，社会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

三联首字正好组成“张治中”，以示社会舆论对大火案审结的不满。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然难辞其咎，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其“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

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判罚：

一、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1938年11月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

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也开展了善后救灾工作。

至11月底，长沙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陆续恢复，日用必需品基本满足供给；组设的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官方媒体报道

《中央日报》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申报报导

1938年11月15日《申报》2版《长沙全市大火（附图片）》记载：

（重庆十四日电）此间军事当局称，长沙发生空前大火，全市几尽焚毁，此为中国实行应敌政策之准备，虽损失整个城市，亦为不惜。在战略上言，岳州失守后，长沙之北面屏障，已被日军洞穿，日军队沿武长公路猛进外，且能随时在洞庭湖东岸登陆，向长沙守军突然进袭。中国当局，除疏散长沙市民，并迁出财务外，并在南昌取同样行动。湖南之西南部，山岭起伏，利于防守，重要城市，则有陵很衡阳，将来中日双方，当在衡阳及衡阳以西决一死战。（美联社）

1938年11月15日《申报》3版《长沙城内火势仍炽 平民仍在忽遽撤退》记载：

“据闻昨日长沙突有五十处同时起火，原因未详，火势甚烈，城中少数救火员及军队，均无法施救，财产损失甚巨。因城中居民多已撤退，是故死伤较少。长沙附近公路，难民塞途，时有受日机扫射之危险，逃难南昌之难民，均携其所有而去，政府当局现正帮助工厂搬运机器。今晚华军当局承认长沙大火乃华军所放者，目的在于实行“焦土政策”，彼等承认日军大有包围长沙及南昌之可能，是以两地均不能久守，彼等预言下次战略上之大战，将发生于衡阳及粤汉路以西一带。（美联社十四日电）”

1938年11月21日，《申报》2版《长沙秩序恢复》记载：

“大火五日被难者二千人 周恩来越窗脱险

“（重庆二十日电）据半官方消息，上周长沙大火五日，死亡者约二千人，闻中国政府已拨款五十万元，救济无家可归之长沙难民。现宪兵与警察竭力维持该地治安。又*陈诚将诚下令湖南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七十余名抵达长沙，监督掩埋尸骸事宜。华方报告称，长沙已开辟临时市场，设有三肉摊两蔬菜摊。又著名共党领袖周恩来前被疑为于大火中死亡，现得悉彼于火入其卧室窗户时逃逸，仍安居长沙。陈诚将军于前线督战时，得悉长沙大火之消息，立即训令某军团司令兼任长沙卫戍司令，维持长沙之和平与秩序，并恢复交通。（路透社）”

1938年11月21日，《申报》2版《最高当局亲临长沙采取必要善后处置》记载：

“中宣部发表大火真相

“（重庆二十日电）……十二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轻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所造成。盖阵地转移，我军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之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在各国战区上，亦不乏先例。故长沙既临战区，政府于事先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最高当局闻耗，已亲临长沙，立即采取下列处置：（一）逮捕首事相关人员，依法严惩。（二）拨付巨款，救济被灾民众。（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四）改组长沙地方军警机构，办理一切善后……”

同时，火灾事故三位责任人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在二十日即被枪毙。1938年11月21日，《申报》2版《酆悌等被枪决》记载：

“长沙警备司令辱职殃民放弃职守 当局震怒判处死刑

“（长沙二十日电）此次湘垣大火，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一时无法估计。最高当局深为痛惜，亲赴湘垣视察被灾情况，抚慰受难民众。目以当地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既准备不周，临时复慌张燥急，致酿此巨变，甚为震怒，饬令组织军法会审，搜集各种证据，详加研讯，结果以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及长沙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人，责任重大，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已于二十日上午执行枪决云。酆悌等三人罪状如次：酆悌、徐昆辱职殃民，文重孚未获命令，放弃职守……”

火灾过后，最重要的是赈济、重建工作。1938年11月22日，《申报》2版《赈济湘垣灾黎》记载：

“政院拨款 先汇十万元办理急赈

“（重庆二十一日电）行政院对湘垣此次大火，异常轸念，口讯之后，除电湘省府查究真相外，并立即先汇十万元，交由赈济会委员钟可托，办理急济。并电省府张主席及地方绅士，协同赈委会积极从事急赈。同时并委托雅礼中学外国教士美人赫秋，就近会员当地外团传教士，协助办理救济，以慰我湘垣之灾黎云。（中央社）”

“（重庆二十一日电）在长沙之外人华人，组织国际救济会，昨日军事总部自军需部接到千袋米五百袋盐及近七吨煤。又谓，有五百工人曾做清除工作，同时一切救火队员，亦集中于长沙，从事灭火工作云。（美联社）”

1938年11月21日，长沙邮政部门首先恢复营业，1938年11月22日《申报》4版《火灾善后事宜》：

“长沙今日微露复兴之曙光，第一批邮政工人十三名，自动在东车站及小吴门口两处代办普通邮件。中央社今日接到有线电报二件，据报差称，此未大火后第三四两件。省市政府及政治部第三厅突击队动员近郊民众八千人，开始清除道路，将全市砖瓦可用者堆一处，残毁者另堆，重新树立电话电线木杆。开放未焚宅屋，为被灾民众之家居。又查电灯厂机件大部未毁，已着手修整，希望于三星期内恢复电灯。此外将成立合作社数处，解决日用品供需问题。今日市民于阳春天气返城者甚众，眉宇间已漏喜色。天心门下张贴之邓悌等执行死刑布告前，麇集观众七八千人，为大火后长沙最大之民众集合。（二十一日电）”

1938年11月23日《申报》2版《处理湘垣火灾经过》：

“蒋委员长电述

“地方当局误信谣言 一部民众激于义愤 灾情之重实堪怆痛 肇事人员已予处分

“重庆 蒋委员长昨电孔院长，祥述长沙大火肇祸原因，及处理经过，并请转呈国府主席，原电如下……”

文夕大火发生后，结合日军占领广州前亦实行了焦土政策，对日军的打击不如意料中的大，所以对于该政策兴起了争论之风。1938年11月30日《申报》4版《焦土政策之争论》：

“所谓焦土政策，究应如何内容？广州之焚，为何如事？长沙之毁，为何如性质？旬日以来，既多论者；但滔滔指陈，果能开导迷惑与否？愤愤责难，果能消逝怨怼与否？谓如是而有裨战时人心，有裨抗战政策，窃期期以为未然。

“请再略言长沙事：长沙之焚毁，最可惨痛，中国之中宣部与政治部，事后曾公表其经过。据所发表，列举二因：一由当地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燥急慌张所致；二由从事破坏准备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激于义愤，自焚其屋，于是一处火起，到处发动云。于是知长沙之毁，毁于流言，毁于义愤，毁于燥急慌张，绝非毁于焦土政策。”

火灾过后首要任务就是清除火场，1938年11月27日《申报》2版《扫除火场》记载：

“（长沙二十六日电）湘省府为清除长沙火场，恢复市容，徵募民夫八千人，组织民众义勇队，总队长为陈硕夫，该队员等今晨起开始工作，市内各主要交通孔道，已扫除一新。”

文夕大火十天过后，长沙邮局恢复，1938年11月27日《申报》2版《扫除火场》记载：

“本市邮局自在十间头恢复业务后，复由湘邮管局派倪金德、何国璋率领员工来长，分在小吴门北、大马路、火车东站、汽车西站，增设支局四处，现员工达百余人，除工作进行外，并一面清理积压邮件。（二十七日电）”

对灾民的救助首先是统计，1938年12月2日，灾民统计基本完成，也可对受灾人数和遇难人数做出一个模糊预测，1938年12月03日《申报》4版《登记结束》记载：

“长沙火灾难民，登记结束

“本市火灾灾民登记，业已结束，统计住所者二二五零人，不住所者二三六七一名，无家收容孤童一五零人，述同湘潭宁乡等处登记者预计总数当在六万左右。昨今两日发给灾民证、贷款证及疏散费，灾民已开始向指定之县份出发。（二日电）”

并在10日，省政府为每位灾民发了救济费五元，1938年12月11日《申报》7版《补行登记》记载：

“长沙灾民，经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疏散至各县者，共两万七千余，九日复补行登记，每人发给救济费五元，灾民扶老携幼，纷至沓来……”

1938年12月11日《申报》8版《张治中谈善后措施》全文刊登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文夕火灾善后谈话：

“长沙火劫周月 急救工作告一段落 善后建设业已着手

“【中央社长沙十四日电】十二日为长沙大火周月之期，张主席治中，发表谈话如次：长沙烧劫瞬经弥月，治中待罪任中，心神怆痛，不可言喻。在最高领袖训示与中央责勉之下，无时无刻不与各方各级工作同人，兢兢业业，求全于事后，冀能略补愆尤，此一个月之主要工作，为（一）救济灾民；（二）清除街道；（三）恢复市场及交通；（四）调查死伤及损失。”

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引起了长沙市民的强烈愤慨及对火灾真相的迫切怀疑。

为平息民愤，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

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夏日的早晨，晨练的老人在天心阁公园参天大树的绿阴下缓缓踱着步子，知了与笼子里的鸟儿的叫声混成一片。高处，青砖碧瓦的天心阁寂静独立，仿佛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始建于明朝的天心阁城墙一直被视为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也记录了长沙的历史、荣耀和屈辱。67年前，“文夕大火”之后，天心阁也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焦梁炭柱，1983年才在旧址上恢复了古阁的雄姿。根据市政协关于长沙重点抗战遗迹修复的提案，长沙将在天心阁敲响“文夕大火”警示钟，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备受市民关注的“文夕大火”警世雕塑日前通过国内著名雕塑专家评审，其中3套方案已在天心阁下的天心花苑向市民公示。

同仁里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轩辕殿社区吉祥巷，整栋建筑座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平面呈东西窄南北宽的长方形，占地面积189.80平方米。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文夕大火后，湖南省政府参事李师林在废墟上仿同仁里公馆群样式复建一座，即现在的同仁里13号公馆。

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是长沙市首个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2005年7月建成。

位于中山路上的国货陈列馆，即中山路百货大楼。国货陈列馆于1934年建成开馆，大楼主体建筑8层，钢筋水泥结构，16根圆柱耸立在商场前部，雄伟高大，颇为壮观。“文夕大火”后，雄伟的大楼依然挺立，其后历经几次长沙会战，也只是顶上的三层阁楼被日机炸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复建为长沙最大的百货商场。上世纪80年代后，商场几度装修，16根圆柱改建为方柱，橱窗一律改成门面，面目全非。这座被铝合金、玻璃、胶合板包裹起来的大楼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出一丝一毫过去的影子，只有它的骨架，还是那座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远处的中山亭则迎来了新生。1930年竣工的中山亭原为长沙标准钟楼，是为长沙城市使用公共标准时钟之始。抗日战争“一火四战”，中山亭都逃过了。2001年延建黄兴北路时，予以翻新重建，恢复了昔日原貌。

2005年11月12日，长沙市政府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下立下了文夕大火警世钟。每逢“整五”、“整十”周年，长沙都要组织大型的撞钟仪式，其他年份则组织小规模的撞钟仪式。

2008年11月13日上午，“纪念‘文夕大火’70周年暨湘剧抗日宣传队成立70周年及长篇小说《火烧长沙》首发式”，在长沙火宫殿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