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800℃。纯铜（紫铜）的熔点为1083℃）。青铜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800℃。纯铜（紫铜）的熔点为1083℃）。青铜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2015年3月28日，河南省周口市发现一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群，发掘出土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的一把青铜剑，保存完好，十分罕见。

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

青铜器的类别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农器与工具、货币、玺印与符节、度量衡器、铜镜、杂器十二大类，其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其中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这五类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

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制造出青铜，但用作一般应用的人工制品要晚得多。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荷马在《伊利亚特》史诗中提到希腊火神赫斐斯塔司把铜、锡、银、金投入他的熔炉，结果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盾牌。铜和锡的比例变化范围很大（从残存人工制品中测得，铜含量为67%～95%）；但在中世纪已经知道不同的比例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收藏的11世纪希腊手抄本中列举了1磅铜与2盎司锡的合金，即8比1的比例，这与后来使用的炮青铜相近。青铜较铜坚硬，熔点较低，容易熔化和铸造；青铜也较纯铁坚硬，不同合金成分的青铜适于制造炮管和机器轴承。在工具和武器中，历史上以铁代替青铜并不是铁本身有任何特殊优点，而是由于铁较铜和锡丰富。钟青铜的特性是受敲击时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其含锡量较高，为1/4～1/7。雕塑青铜含锡量低到1/10，有时还加入锌和铅的混合物。锌能提高硬度，轴承合金中通常含少量的锌。青铜中加入少量的磷能改善其性能和强度；磷青铜含磷量铸锭可达1%～2%，铸件只含微量；它的强度高，特别适用于作泵的柱塞、阀和套。在机械工业中也使用锰青铜，它含有少量锡或甚至不含锡，但含有大量锌和锰。除用作工具和武器外，青铜也广泛用于制作钱币；很多铜币实际上是用青铜铸造的，其典型成分是4%的锡和1%的锌。青铜是和水一样热胀冷缩的物质。

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形成期：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铆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著名的越王剑也是由青铜铸造的。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由于经验的积累，铸造各种青铜器时铜与锡的配合已有一个比例。《周礼·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所谓金就是铜，铜锡合金即青铜。所谓“金之六齐”，就是区分青铜品种的六种配方之分量，以制造各种用器。所谓“钟、鼎之齐”铜、锡比例为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斧斤之齐”的铜、锡比例为五比一，即铜占83.33%，锡占16.67%。“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为四比一，即铜占80%，锡占20%。“大刃之齐”所需铜、锡比例为三比一，即铜占75%，锡占25%。“削杀矢之齐”铜、锡比例为五比二，即铜占71.43%，锡占28.57%。“鉴燧之齐”铜、锡比例为一比一，即各占50%。杨宽先生认为：《考工记》规定各类青铜器的“铜锡合金的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原理的”。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到20%最为坚韧。《考工记》说“斧斤之齐”锡占16.67%，“戈戟之齐”锡占20%，是因为斧、斤、戈、戟都需坚韧。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40%，硬度最高。《考工记》中规定“大刃之齐”锡占25%，“削杀矢之齐”锡占28.75%，是因这类武器所需硬度高。青铜中锡占的分量不同，其光泽也会不同。锡占到30%～40%，青铜就会变为灰白色。《考工记》规定“钟鼎之齐”锡占14.29%，为了使它能呈现橙黄色较美观，同时也为了能敲出美妙的声音。《考工记》规定“鉴燧之齐”锡占50%，是因为铜镜需要白色光泽。

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墓编钟，有纽钟19件，甬钟45件，楚王赠送的镈一件。经测音知道，“这套编钟系七声音阶，与现代音律相同，它的振动频率也与现代国际标准相近，总音域跨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各少一个八度。这套编钟的音色优美，音域很宽，变化音比较完备，能奏各种曲调”。这组编钟的发现，是春秋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就辉煌的一个生动例证。

《周礼·考工记》说：“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次之，然后可铸也。”这是符合冶金学道理的。在青铜混合熔铸中，首先是不纯物质挥发，所以产生“黑浊之气”。其次，锡熔化挥发，于是产生“黄白之气”。温度再上升，铜熔化挥发，又产生“青气”。到“青气”出现，铜、锡完全熔化，青铜合金冶炼完成，而后就可以铸成器物了。荀子说：青铜器的铸作在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说明铸范的制作、原料选择、冶铸技巧、火候的掌握等环节都要掌握好，才能铸造出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工艺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以下两项技术的使用上：一项是金银错技术，所谓金银错技术就是在铜器表面上镶嵌金银丝，制成图案或文字。这项技术，春秋中期已出现，当时楚、宋等国的兵器上有错金的美术字。战国初，铜礼器上出现了大片金银错图案，战国中期这种技术不仅用在兵器、礼器上，而且也用在符节、玺印、车器、铜镜、带钩和漆器的铜扣上。二是战国中期以后刻镂画像工艺发展了起来，这种工艺是在比较薄的壶、柸、鉴、奁上制上细如发丝的刻镂画像图画，一般多是水陆攻战、狩猎、宴乐礼仪等方面的图画。这些图画是在铸成器形后，用钢刀刻镂加工制成的。

转变期：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米、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动植物形象纹：“蟠虺纹”因图形为盘绕成组的蛇形得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虺是上古典籍记载的剧毒蛇，所谓似蛇而小。“蟠虺纹”仅见于春秋时期。

“象纹”与“象鼻纹”也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象，通相。既是一种温顺的大型动物，又常作为太平吉祥的象征，还有就是“出将入相”的辉煌。

“兽面带纹”过去亦称“狩带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变形为带状装饰纹的动物面部形象组合。这种纹饰带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

几何图形：指菱形、三角形、圆形及其他相连成组的变形图案等。比较典型的有：“圈带纹”或称“串珠纹”，多为辅助纹饰，流行于商周时期；“三角云纹”常交错其他纹饰，流行于战国时期；“菱形斜格纹”多见杂以“涡纹”和“S”形图案，流行于战国；“环带纹”，旧称“公字纹”，表现为连续的“S”形波浪带图案，上下充填“窃曲纹”或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窃曲纹”很早就见于《吕氏春秋》的记载，“窃曲纹”的变化很多，如蜷曲若双环而其中之一有目形者，有两端内曲呈一如意头状者，不一而足。

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2015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在配合项城某基建工地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一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群，发掘出土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的一把青铜剑，保存完好，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