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男，1993年7月生，安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
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南开大学老龄科研基地
研究员，
国际劳工组织（ILO）访问学者。
毕业于
南开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公共管理学硕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先后赴
台湾师范大学、
韩国汉阳大学、
德国弗莱堡大学访问学习，赴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进修学习。先后任职于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南开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人口经济学（人口红利、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医养结合等议题）；
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服务贸易、教育财政等议题）；
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动态转变与作用机制研究——数量、质量和配置的视角》（导师：
原新），教育部平台盲审成绩“5A”。
期刊论文：在《
人口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教育与经济》等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被二次文献转载10余次，包括《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次、《
新华文摘》（数字版）全文转载2次、《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1次、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口学》全文转载3次。
出版书籍：参编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主持编写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的人口学专题，多篇文章收录于《“一带一路”人口与发展》《北京人口蓝皮书》等系列报告以及《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端研讨会论文集》《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文集》等文集。
学术会议：在第三届中非人口与发展会议、第七届世界韩流大会等国际会议，以及
中国人口学会、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中国经济学年会、
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等组织的国内会议展示学术成果。
课题项目：主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委托课题5项，参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等国家级课题5项，参与省部委（部门）委托、国际合作、地方委托等横向课题50余项。课题主要涉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养老服务和医养结合、生育政策评估、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安全、“一带一路”人口与发展等内容，每年投入2-3个月进行田野调查和课题调研。
学术获奖：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人口学会，第八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2022、省部级）；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老龄办，京津冀老龄事业协同发展主题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21）；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医养结合主题征文一等奖（2020）；
盘古智库，首届中国老龄社会峰会青年学者学术论文征文一等奖（2020）；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2020）。
学业获奖：中国教育部，博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2020）、硕士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2016）；
南开大学，一等公能奖学金（2020、2019）、“百瑞信托”企业奖学金（2020）、“特殊贡献”专项奖学金（2019）；
日本文部科学省，博士生奖学金资格（2017）；
韩国汉阳大学，国际生奖学金（2016）。
天津市老龄委-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任助理；
“现代化语境下的长寿红利不仅仅是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延长带来的效益，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老年人口红利，而是具有综合性和广义性的全龄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效应，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乘数效应放大该机制过程。”（《
中国人口报》2022年11月9日）
“在少子化、长寿化和人口惯性变动作用叠加下，我国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和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阶段将在十四五时期交汇重叠。”（《
中国财经报》2022月8月23日）
“有些人一谈到老龄社会，就把目光聚焦于赡养老年人问题。实际上，老年人问题不等于老龄社会问题，老年人问题的本质在于民生发展，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则关乎经济发展。”（《
环球时报》2022年9月22日）
“当前，中国具有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人口条件。第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第二，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第三，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日 ）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支撑要素。遵循人口转变理论和后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将随着时间推移在数量规模、年龄结构、健康质量、教育质量和分布流迁等多维度动态变迁，产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条件，在政策环境激活下，分别通过供给侧的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尤其是聚焦供给侧的作用机制，人口红利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数量型人口红利。基于人口转变理论，随着人口数量规模和年龄结构变化，人口发展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大且比重较高的时期，其间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抚养负担较轻，不断升高的储蓄率通过投资转化带动物质资本积累，以人口数量规模和年龄结构变化为体现的人口机会在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激活下，主要通过劳动力和物质资本释放经济增长效应。该机制过程即为西方语境下的初始人口红利，可以称为数量型人口红利。第二，质量型人口红利。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随着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增加，人口健康和教育质量发生变化，人口发展会进入健康状况较佳和教育水平较高的时期，其间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有利于促进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产生经济增长效应。该机制过程可以称为质量型人口红利。第三，配置型人口红利。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需要认清劳动力和资本等构成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动态地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只要有持续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人口便会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流动，引发人口地区和产业分布差异，持续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该机制下的人口红利以人口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配置为人口机会，可以称为配置型人口红利。三类人口红利及其人口机会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发力点动态变迁的互动关系，三者均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体系。”（《
中国人口报》202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