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阳（1907年8月15日—1933年11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常委，辽宁省旅顺口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金伯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当见习生，在此期间参加了进步工人组织，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6年4月27日，金伯阳组织和参加了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 1931年2月，金伯阳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伯阳仍继续积极从事革命工作。12月，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新省委组建，金伯阳任省委常委、委员兼职工部部长。1932年7月，以魏抱一（李实）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临委组成，金伯阳任省委常委、执委兼任职工部部长。1932年底，杨靖宇、金伯阳等4人被派往南满磐石县一带巡视，加强领导南满地区抗日工作。1933年4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金伯阳任省委常委、执委。7月，金伯阳再次被派往磐石巡视工作，协助县委和游击队进行地方的组织建设和军队改编工作。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金伯阳协助师长兼政委杨靖宇率领部队积极反击日伪军的“讨伐”，跟随独立师转战于磐石、柳河、金川一带。

1907年8月15日，金伯阳出生于辽宁省旅顺口老铁山麓金家屯（今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镇金家村）的一个富农家庭里，原名金永绪，字久光，参加革命活动后改名金伯阳，又化名杨赞文、杨朴夫、辛永溪，别名北杨、白杨。

1919年，金伯阳进入私塾读书。

1923年，金伯阳考入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期间勤奋学习，成绩优异。

1925年3月，金伯阳毕业后，投考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厂技工养成所当见习生（第16期），开始了工人生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旅大地区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中心，建立一批现代工业，大约有七万余名中国工人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之苦。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不断地起来进行斗争，早在1923年末就成立了“大连中华工学会”，以组织学习为名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此时，大连已有中共地下党活动。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工学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联系，并领导大连地区的工人运动。金伯阳到技工养成所后，经常与养成所里的前期毕业生傅景阳、王立功等接触。这两位都是工学会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王立功当时是共青团员，担任工学会的工运部副部长，经常到技工养成所来找一些积极分子刻蜡板、印传单。金伯阳主动参加这些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任务。王立功还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知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使他很快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不久，金伯阳便参加了大连中华工学会、青年会和大连中华职工见习同窗会等工人进步组织，并与其他工人一起参加了向厂主提出改善待遇的请愿运动。由于工人团结一致，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斗争，金伯阳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看到工人团结起来产生的巨大力量，因此更加积极动员工人加入工学会组织，使工学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在工学会里，金伯阳积极刻蜡板、印传单，每天工作到深夜，同时还到市内各工厂开展工作，帮助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等。由于金伯阳的积极活动，被选为工学会的宣传干事，负责保存分发《向导》、《青年周刊》、《中国青年》等刊物。这些刊物是从上海总工会寄来的，每次寄来后由金伯阳到一位青年会成员的家里去取。开始很便利，后来敌人对工学会的活动注意后，取刊物也受到监视，金伯阳机警地把刊物捆在腰中，一次拿不了的就分成几次，每次去时走一条路，回来走另一条路，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从未出过漏洞。当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旅大后，引起全市人民的极大激愤。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支援上海工人的争，决定成立大连地区的“沪案后援会”，并推选出该会的领导人。6月21日午前，地下党组织了中华工学会、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印刷职工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发动了数千名职工在永善茶园（今大连人民剧场）举行追“五卅”死难同胞大会，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会后进行游行、募捐、喊口号等活动。在这次斗争中，金伯阳负责宣传、联络和募捐等工作。他废寝忘食地赶写传单，不辞劳苦地到各工厂、学校进行串联，发动群众，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通过斗争，党领导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一天天地扩大。党派出工学会的干部到全市各厂矿发动群众，向工人进行爱国主义和阶级教育。金伯阳深入到大连周水子福岛纺织厂（简称福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这个厂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的，于当年投产。资本家不顾中国工人的死活，对厂里的八百多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这个厂子多数是女工、童工，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作时间每天达十二小时以上。工人们整天吃着发了霉的苞米面、窝窝头，饿着肚子干活，稍有怠慢就要遭到工头的毒打。所以，工人们的心里早已充满了反抗的情绪。金伯阳来到福纺工人宿舍后，和工人一起开会，揭露日本资本家和工头虐待工人的罪行，发动工人斗争，同时介绍上海工人的斗争的经验，还把各种刊物、书籍发到工人手中。为不引起日寇的注意，金伯阳经常改变活动方式，利用星期天和假日扮成游游人的样子和工人接头，布置发展工会会员。同时，金伯阳利用夜晚看电影的机会，散发反日传单、张贴反日标语。金伯阳还领导厂内和养成所的见习生成立业余剧团，排演以上海纺织工人罢工为内容的《少年漂泊者》话剧，向工人进行阶级启蒙教育。金伯阳还经常趁闲暇之余深入到工人宿舍、伙房，帮助他们写家书，教工人识字，给工人读书念报，因此受到了工人欢迎和拥护。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工人群众的反帝爱国思想不断提高，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情绪日益高涨。

1926年4月，福纺工人罢工斗争的风暴酝酿成熟了。以饭费涨价，工人生活不能维持，日本工头打死中国工人为理由，工学会派代表向日方厂主提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不准打骂中国工人等要求。由于厂主拒绝这些要求，福纺工人于4月27日拉了工厂的总电闸，宣布全厂罢工（史称四二七大罢工）。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工学会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市工人支援福纺工人的罢工。6月24日，工学会组织了全市各工厂千余名工人在福纺南大门外的广场上召开示威大会。附近的农民也参加了大会。会后，群众高呼着“反压迫，争自由，打倒帝国主义，坚决罢工到底”等口号沿街游行。第二天，日寇反动当局逮捕了罢工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傅景阳等人。面对日寇的暴行，工人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罢工斗争的决心。金伯阳和王立功每天轮流到福纺了解情况，研究行动措施，指挥罢工斗争。金伯阳还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安慰其家属。同时，他不顾一切危险继续散发《工人周刊》、《新青年》等报刊，起早贪黑，甚至彻夜不眠地工作着，活动在工人群众中。福纺的罢工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大连各工厂工人的《致福纺罢工工友书》雪片般地飞来。中华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等团体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纷纷提出强烈抗议和警告。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日本厂主终于被迫低头，一一答复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坚持95天的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金伯阳在几年的工人运动斗争中，经过多次革命风暴的锻炼洗礼，觉悟不断地提高，经王立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金伯阳因参加了福纺厂的罢工斗争，被敌人列入了缉捕黑名单。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决定派金伯阳先回家隐蔽一段时间。金伯阳回到旅顺金家屯的第二天，日本特务便带着警察骑着摩托车包围了金家屯。恰巧这天伪村长家娶媳妇，屯里人帮忙，看热闹的人很多，金伯阳的父亲也在场。特务警察初到这个屯，不知道金伯阳的家在哪儿住，就找村长打听。金伯阳父亲听到消息，忙从后门跑回家，告诉金伯阳警察来抓捕了。全家都很担心惊慌，但金伯阳却很冷静、沉着，不慌不忙地换上父亲的破夹袄，戴上一顶旧草帽，拐上粪筐，拿起粪叉子，顺着山沟向着警察来的方向迎上去。那些警察不认识金伯阳，便向他打听金永绪（金伯阳原名）家住哪里。金伯阳从容地随便指一个方向，便慢慢地向村外走去，巧妙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到山上去了。金伯阳找到了一个老百姓在甲午战争时挖的藏身洞，躲了两天后，又到柏岚子山沟里的一家果树园去，以做短工为名住了两个多月。在这里，他向果园里的工人讲工人罢工斗争的故事，工人们都很喜欢他。金伯阳在乡间隐蔽的几个月中，家里人对他发出了不少的怨言，认为他放着正经事不干，到处揽些闲事闲非，自己不得安宁，还弄得全家跟着担惊受怕，劝他安定下来好好过日子。在家庭责难、敌人搜捕的压力下，金伯阳丝毫没有动摇革命的意志。不久，金伯阳来到了奉天，找到团组织接上了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金伯阳虽然还不是党员，但由于他在大连从事工运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党组织派金伯阳去哈尔滨工作。

1927年，金伯阳到哈尔滨后，顺利地与中共北满地委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安排他和共产党员姜文周、韩心平一起住在道里偏脸子。金伯阳负责取送、传递党内的秘密文件。他租用了南岗邮局的25号信箱，用山田精一的名字取送来往信件。另外，金伯阳还负责接送来往于哈尔滨的党内同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哈尔滨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蓬勃发展，工人罢工、群众集会时有发生。敌人为此极为恐慌，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一面下令加强治安控制，一面命令警察特务加紧侦破地下党组织。3月，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第一警察署警察高树芳骗取地下党警察支部书记吴宝祥的信任后混入党内，将了解到的北满地委情况汇报给特警处。4月17日，敌人根据高树芳提供的情报在哈市有计划地开始了大逮捕。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先后落入敌人魔掌。金伯阳在道里药铺街三十号不幸被捕。特警处以“在哈煽惑谋乱”的罪名将金伯阳等关押在滨江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不久，金伯阳等人被解送护路军司令部军法处审讯。敌人常常在半夜提审被捕同志，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使他们招供。金伯阳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但是敌人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最后，敌人只好将他们交给吉林高等审判厅判处。8月29日，吉林高等审判厅以“国民共产党”的罪名分别判处他们一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金伯阳被判处“管束”三年，押在吉林第三监狱。第三监狱关押有四百多人，卫生极坏，伙食很差，根本吃不饱，还强迫犯人做工。金伯阳被分配搞石印，磨石板。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金伯阳没有被压垮，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金伯阳在狱中坚持学习革命理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鼓励难友们与反动当局作斗争。以后，金伯阳等人又被转送到吉林第一监狱。

1928年末，张学良与蒋介石达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进行“大赦”。

1929年初，金伯阳等人被作为国民党政治犯送往奉天面见张学良，经其批准获释出狱。2月，金伯阳在奉天与组织接上关系。这时，金伯阳的老战友、已经担任省委书记的王立功因患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金伯阳去探望，并向他汇报了分别后的斗争情况，受到王立功的热情赞扬。不久，金伯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留在满洲省委机关做机要文书和交通工作。

1930年初，省委又派金伯阳去哈尔滨开展工人运动，并到珠河县、安达、松浦区等地开辟新区工作。6月，金伯阳回到奉天，继续在满洲省委机关工作，主要负责刻印向中央报告的文件和向下级特委、市委发的指示文件。12月，以陈潭秋为书记的满洲省委遭到破坏。

1931年2月，以张应龙为书记的新省委组建，金伯阳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至11月），除了做机关工作外，继续领导工人运动，进行一些宣传工作。金伯阳利用各种机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利用蒋介石一心打内战的时机吞并东北的阴谋。同年夏，有两个青年在大连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不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奴隶，跑到奉天想托人找个职业。金伯阳知道后，在8月初的一个晚上装扮成商人模样与他们见面。金伯阳说明了人民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列举了日寇制造的几次挑衅事件——在朝鲜新义州屠杀中国侨民，在中国吉林制造骇人听闻的万宝山事件等。后来，这两位青年在金伯阳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这天早晨，金伯阳接到事变消息后就匆忙赶去城里。四天后的一个晚上，金伯阳回到住处，带回大批宣传小报和标语。他和两个青年工人分头将有关抗日的小报和传单贴在沈阳站前各主要街道上。第二天早上，人们一出门就惊讶地发现了到处都贴着有关抗日的标语、传单。敌人发现后极为惊慌，马上派出大批军警驱赶围看传单的人群，撕毁标语，加强了警戒，整个沈阳城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开展党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金伯阳继续组织和领导着工人运动，并且发动了同年冬季奉天启东烟草公司的罢工斗争。启东烟草公司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厂主外号“老白毛”，在九·一八事变趁火打劫，加强了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强迫工人加班。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劳动条件极差。由于厂主怕烟丝干燥不好卖钱，不许开窗子，很多工人得了肺病。金伯阳通过这个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工人代表了解情况，秘密召集部分可靠的工人积极分子商议组织罢工斗争问题。他亲自到沙子沟工人宿舍发动工人，组织纠察队。经过一段酝酿和准备，一千多名工人在一天早晨把启东烟草公司办公大楼围住，开始了全厂的罢工斗争。工人提出了不准打骂工人、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准许工人带饭到工厂、增加工资等条件，并声明如不答应条件就不复工。资本家和警察相勾结，逮捕了三名工人代表。金伯阳直接领导工人继续斗争。工人代表在沙子沟召开会议，金伯阳讲了鼓舞大家的话语。之后，金伯阳又研究营救被押工人代表，安抚受难代表家属，安定罢工工人的情绪。罢工坚持了三天。在第三天的早上，烟厂到处贴满了标语，连厂主的大门上也贴了“告工人书”。工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厂主的门前高呼口号，斗争又掀起了高潮。当天下午，英国资本家无可奈何，终于答复了工人的三项要求，并释放了被捕工人代表，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在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日子里，金伯阳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他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身上只穿半旧的棉袍，头上戴一顶破旧礼帽，又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但是，金伯阳却充满了乐观的革命精神，并时时刻刻关心着同志。有一次沙子沟开会时，有个姓张的工人没钱吃饭了，金伯阳就掏出身上仅有的五角钱给了那个工人，自己又坚持一天没有吃饭。回来时，一位同志知道他没有吃饭，掏出一角钱给金伯阳，而他只花了四分钱吃了一顿饭，把剩下的六分钱又还给了那位同志。当经费特别困难时，省委的几个同志常常为此犯愁。金伯阳经一位朋友介绍到税关上工作，白天干活，晚间回省委工作。干了半个多月，金伯阳将挣的钱交给了组织。金伯阳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咳血。他知道党的经费拮据，从未向组织伸于要钱治病，而是坚持带病工作。同志们都很关心他，时常拿出自己节省的生活费给他买药治病。日寇占领沈阳后，对党的地下工作者搜捕更加猖狂，稍有疏忽就有被捕的危险。但是金伯阳总是巧妙地和敌人周旋，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0月，金伯阳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冒着大雨从城里回来，走到沈阳站前一家点心铺门口时，因没穿雨衣又没打伞被特务怀疑上，被叫到点心铺里盘问。金伯阳机智沉着地回答各种问题，让特务抓不到把柄。特务不甘心，上来搜身，结果什么也没翻出来，只好让他走了。金伯阳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估计敌人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回到兴亚银行楼上，金伯阳将碰到敌人搜身的情况告诉住同屋的二位同志，让大家做好准备，说着就把屋里检查一遍，把一切可疑的东西都藏了起来。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他们正在吃饭，忽然门被撞开，进来两个警察，一个盘问。另一个在满屋子搜查，结果什么也未得到。还有一次，金伯阳带着一个藏有重要文件的小衣服包坐电车。敌人突然大搜查，所有行驶车辆一律停车受搜查。两个日本警察闯到电车上来，一个家伙把乘客的大小包袱都集中在一边挨个翻腾，另一个家伙挨个对乘客搜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金伯阳急中生智，趁乱把衣服包踢到已经检查过的杂物堆里。鬼子把金伯阳从头到脚搜个遍也没有捞到任何东西。11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省委再次遭到破坏。12月，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新省委组建，金伯阳任省委常委、委员（至1932年6月），同时还兼任省委职工部部长。当时由于沈阳环境恶劣，无法开展工作，满洲省委于年底迁到哈尔滨，金伯阳也随省委到哈尔滨，继续领导工运工作。到哈尔滨后，金伯阳与赵尚志等同志一起组织起哈尔滨赤色工会，并多次组织发动中东路、三十六棚、哈尔滨电力局和英美烟草公司等单位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赵一曼刚到满洲省委工作时就是和金伯阳接头。金伯阳擅长文艺，在哈尔滨期间，与萧军、萧红、罗烽、舒群等进步文化人士多有交往，还做过著名散文家杨朔的日文老师，在抗日文化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

1932年初，哈尔滨保卫战期间，金伯阳曾去抗日前线进行宣传工作。2月7日上午，金伯阳在中央大戏院的门前参加了飞行集会。他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向围着一群的人们讲演：宣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反对北洋军阀的英雄事迹；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主义；怒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是在妄想灭亡全中国。6月间，罗登贤奉命调往中央另行分配工作。7月，以魏抱一（李实）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临委组成，金伯阳任常委、执委（至1933年4月），仍然兼任职工部部长。8月，松花江泛滥，洪水涌进市区，许多贫苦百姓房倒屋塌，家破人亡，十几万灾民露宿街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中共满洲省委号召党团员深入到灾民中间，组织群众向日伪当局要饭吃、要衣穿、要房子住，反对军警干涉灾民行动自由。金伯阳同东区区委书记杨靖宇等领导人一起到灾民中开展工作，同时散发党和反日会印刷的进步报刊，进行宣传慰问，组织道里、道外等地灾民集会，要求日伪政权妥善安排生活，撤走灾民聚居点的警察和宪兵。面对已经一无所有的灾民，日伪当局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同年秋，金伯阳在哈尔滨道外《东三省商报》报社宿舍居住时写下《述怀》诗一首，以“北杨”的笔名发表在商报文艺专栏《孤星》上：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年底，省委派杨靖宇、金伯阳等四名同志到南满磐石、海龙一带巡视，加强抗日工作的领导。杨靖宇和金伯阳来到南满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得根据地情况大为改善。此后，金伯阳回到省委，不久被省委派去苏联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召开的会议，研究开展工运问题。

1933年初，金伯阳乘轮船经大连回国，当走出港口，通过吊桥时，突然发现两个戴鸭舌帽的特务跟踪自己。辗转走了许久，这两个特务仍是紧紧的尾追在后。正在这紧急关头，金伯阳进入一家咖啡厅。这两个特务心想咖啡厅没有别的门可走，便死守住门口不动了。金伯阳看到墙上挂着许多衣服，于是急中生智，假装穿错衣服，拿了一身别人的衣服就走。那两个特务没认出来，金伯阳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又从正门出去了。金伯阳脱险后，离开大连到哈尔滨，回满洲省委机关继续工作。金伯阳带回了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对指导东北抗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2月，赵尚志在巴彦游击队被打散后回到哈尔滨，在道里“一毛钱饭店”装成要饭的和金伯阳、高庆有联系。由于被跟踪，三人不幸被特务抓捕。经过几次审讯，赵尚志都一口咬定自己是要饭的，不认识金伯阳和高庆友。敌人没有从赵尚志、金伯阳和高庆有那里得到任何证据和口供，先后将他们释放。不久，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省委派金伯阳到一所刚开办的日文补习学校当日文教员。4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金伯阳仍任省委常委、执委（至9月）。7月，金伯阳再次被省委派往磐石巡视工作，积极协助县委和游击队进行地方的组织建设和反日游击战争工作。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决定，金伯阳、李东光等协助杨靖宇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筹备工作。9月14日，金伯阳与苏剑飞、刘三春在桦甸发背沟西南岔面洽，决定将苏剑飞领导的义勇军队伍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不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在大会上，由金伯阳代表省委正式宣布了独立师干部任命名单。独立师成立后，更加威胁了日寇在南满的统治，使日寇惶恐不安，调集大批日伪军，以陆空军配合作战，向磐石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冬季讨伐，对游击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为了粉碎敌人的讨伐，金伯阳积极协助杨靖宇工作，率领部队对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当时，独立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和三团，由杨靖宇率领打出外线，向辉南、柳河和奉海铁路一带出击，并联合辉发江（辉发河）南的抗日军共同作战；另一路是独立师一团和少年营联合其他抗日军继续留在磐石、桦甸一带，坚持内线作战牵制敌人，配合外线共同粉碎敌人的围攻。金伯阳随杨靖宇的部队活动。10月27日，杨靖宇、金伯阳率领南进部队，采取轻装急驰、猛插直进、声东击西等战术，迅速突破了日寇及伪军的包围，抵进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辉发江岸。这时天气寒冷，河水虽未完全封冻，但已有冰凌，大多数战士还未穿上棉衣。行军途中，杨靖宇和金伯阳将他们自己的马匹让给伤残体弱的战士骑渡，身先士卒，涉水渡江。部队过辉发江后，迅速进入金川县（今辉南县金川镇一带）境内，并声称要攻打辉南的小金川。敌人闻讯十分紧张，急忙把凉水河子的伪军大部调出，去加强小金川的防守，使凉水河子防守薄弱。这时，抗日军并不攻打小金川，而于11月1日夜里乘虚而入，突袭了凉水河子，将伪警察、保安队二十多人全部缴械，焚毁敌人防所、炮台。第二天清晨，抗日军撤离凉水河子，进攻小金川。为了迷惑敌人，杨靖宇、金伯阳率抗日军佯作向四道沟进发的姿态到处问路，同时派出一支小分队向四道沟方向前进，而大部队则在附近山里隐蔽。小金川之敌得知凉水河子被攻击之后，伪军寥炳臣部下三个连及警察、保甲队等五百余人急忙回师救援，但抗日军早已撤出。敌军又探知抗日军向四道沟撤去，立即组织全力向四道沟方向追击。这时，小金川防守空虚，抗日军于11月4日拂晓包围了小金川，激战半小时后全歼守敌，缴获一批武器弹药。11月5日，杨靖宇、金伯阳等在辉南县石道河子大场院召开了南满党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1月中旬，部队仍在辉南境内活动，并逐步向柳河方向挺进。

1933年11月15日，部队行进在辉南境内的三角龙湾一带，杨靖宇率部先行过岭，金伯阳随特务连断后。这天下的冒烟雪，天气十分寒冷，战士们穿的鞋都冻硬了。下午两三点钟，特务连在旱龙湾找到一间房子烤火休息。这时，以柳河县三原浦为据点的汉奸邵本良率伪军攻上来，双方开火。金伯阳冲出屋后往山坡上跑，不幸中弹倒地。特务连带队的同志跑到金伯阳身边要把他背走，金伯阳却让战士赶快把文件包与枪支拿走，不要管他。说话时，金伯阳声音已经很微弱了，随即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年仅26岁。

1981年，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在八一烈士陵园中心，为金伯阳树碑志文，纪念民族英雄金伯阳烈士的不朽功勋。

1998年8月，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在大连英雄纪念公园为金伯阳建立塑像，表彰他为争取民族解放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金伯阳公园位于旅顺解放桥西侧，胜利塔东面，也是为纪念金伯阳而命名的。内有1997年7月落成的金伯阳烈士塑像。

金伯阳牺牲地位于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旱龙湾附近，为辉南县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8月24日，金伯阳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