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日本统治的政治罢工。罢工事件始于1926年4月27日，工人们坚持罢工101天，最终取得胜利。

大连福纺纱厂1925年由日本人创办（今大连纺织厂前身），有1200名工人，当时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压榨、剥削和虐待。

1925年冬，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开始升值，日本侵略者将日本金票与中国小洋的比值强行规定为1∶1.2，而两种货币的实际比值应该相等。日本侵略者将福纺纱厂职工的饭费收取从小洋改成了金票，而工人的工资却仍按照小洋支付。这种变相克扣工资的行为引起了福纺工人的强烈不满。

1926年4月24日，男工向厂方提出饭费仍然改为以前按小洋比价折扣的要求。但到了4月25日工厂开工资时，仍按金票比价折扣饭费。

1926年4月，福纱厂工人面对日益恶化的工作生活环境，向厂方提出如下六项改善条件，三名工人代表与日本资方代表进行谈判。但日方代表毫无诚意，工人诉求遭到厂方全部拒绝。

工人提出的六项条件是：

4月27日，福纺纱厂的千余名工人，在中共大连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具体组织下，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罢工。

罢工第三天（4月29日），与日本资本家进行谈判的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三人被逮捕，并被扣押于大连警察署留值场。在日俄监狱的刑讯室里，侯立鉴等人遭受了严刑拷打。

6月，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全面镇压的手段。

6月下旬，工学会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声援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第二天，警察署以“胁迫嫌疑罪”、“业务妨害罪”等莫须有罪名，逮捕了傅景阳等19人。

6月24日，中华工学会下属13个分会派出两千余人举行大会支援福纺纱厂工人罢工。

6月26日，日本殖民当局又以参加纱厂罢工为由，逮捕了7人。金伯阳为鼓舞工人，刻印散发了《福纺纱厂罢工工人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等宣传品。

7月10日，林升亭作为罢工代表到了上海，通过新闻舆论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种种罪行，还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团体报告“福纱”厂罢工情形并请求支援。

随后林升亭等罢工代表又到了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作了汇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要求日方圆满答复工人的要求，否则通告全国一律抵制日货。

8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行之有效地支援大连罢工工人。

“福纺纱厂”工人不畏强暴，同仇敌忾，克服重重困难，从4月27日开始罢工到8月6日复工，坚持罢工101天，迫使日本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赔偿工人损失，撤换了日本厂主，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

为纪念这次反帝爱国大罢工，1951年大连纺织厂以全体员工的名义于厂内建立了一座高1.5米的纪念碑，此纪念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后移至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中展出。

1976年大罢工50周年之际，大连纺织厂党委决定重建纪念碑。新建的纪念碑以汉白玉砌成，底座高1.926米，碑高4.27米，碑宽1.01米，分别表示罢工发生的时间和罢工天数。碑文由著名书法家于培智所书。

2006年，在大连市第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罗力彦递交了《将“周北公园”更名为“四二七”公园的建议》，建议公园更名后在园内竖立“四二七”罢工纪念碑。市政协委员张连臣在大连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周北公园应命名为“四二七”公园的提案》。

大连“福纱”厂的这次大罢工，是处在日本残暴统治下的大连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暴行而举行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罢工斗争。（《光明日报》 评）

彪炳史册的“四二七”大罢工以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巨、收效之丰在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大连日报》评）

“四二七”福纺罢工是东北地区工人运动史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大连地方工会组织、党组织成立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干部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甘井子区委宣传部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