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金与南宋对峙，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具有质朴刚健的气质，发为文章，往往华实相副，风骨遒劲；加上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哺育，金代文学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以自己独具一格的风貌出现在文学史上。金词和金文在北宋词和北宋散文的基础上取得了新成就。金词对宋代词风有所继承；金文对北曲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从现存作品来看，金代文学实际上主要是指金代的汉文文学。女真原是中国东北境内一个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骁勇剽悍,长于骑射,后来虽然定居下来,种植五谷,但是农业生产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与此同时，女真族和汉族经历了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金初，女真贵族曾经力图在辽、宋旧地推行女真文化，并迫使汉族居民学习女真风俗。但是先进汉文化对女真族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抗拒的。

金人灭北宋后不久，皇室贵族就在很大程度上汉化。随着这种影响的增长，女真统治者转而大力提倡汉文化。从金熙宗开始，重视尊孔读经。世宗(1161～1189)在位时还曾用仿照契丹字和汉字创造的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以便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史》卷八《世宗下》）。特别是章宗(1190～1208在位)即位数年后，就“兴建太学”（《大金国志》卷二十一），谈经论道，奖励诗文创作。为了网罗人材，金廷在天会元年(1123)开科取士，至世宗、章宗之世，科举制已成为仕进的重要途径。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相处中，特别是随着女真贵族的大批南迁，汉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女真人中迅速传播，汉语成为女真族的通用语。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建国之初,顾不得偃武修文。金初文学主要是借才于异代，由来自辽、宋的文人学士在文坛上争雄竞胜。太祖在位的八、九年间(1115～1123)，文学作品还比较朴陋。燕人韩□，其文辞斐然可观，但作品仍以诏册、碑志一类应用文字居多。太宗完颜晟即位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罗致了宋朝的许多文士，如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吴激、张斛等，他们各以自己的创作为金初文学增辉生色，文苑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作品以诗词为主，散文作品今存者不多。词作方面，吴激、蔡松年名声最著，有“吴、蔡体”之称。宇文虚中等人则以诗名世。由于他们仕金一般都有特定的条件或难言的苦衷，因而在作品中表现了颇为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去国怀乡，一方面又无力摆脱现状，采取回避现实的态度，希望在林影水光之间了此一生。这些复杂而直挚的感情，和反映在庾信晚年作品中的感情一脉相通，往往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

早在大定以前的熙宗时代，直到明昌以后的承安年间，金朝统治者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农业生产，曾经采取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豪强大户，减轻赋税负担，使遭受破坏的北方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大定、明昌年间，由于对外达成了与南宋的和议，对内确立了封建政权的统治，金代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大定、明昌是金朝统治的极盛时代。此时的文人与前期由宋入金的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一般都是在金代成长起来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他们个人的进取造就了有利条件，他们登上文坛，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与金初某些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涉及的生活领域比较广泛，或以昂扬的格调见长，或以闲适的情趣取胜，反映了由动乱走向安定的社会现实。这些文士不拘一格，各自成家，声誉最著者，有蔡□、刘迎、党怀英、王寂、赵□、王庭筠、周昂等人。其中蔡□、党怀英、王寂、王庭筠诗文兼擅，刘迎、赵□、周昂则专攻于诗。在这些人的作品中，时时可见由于当时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带来的兴盛景象，同时又有对繁荣背后的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

到了卫绍王完颜永济（1209～1213在位）时期，由于崛起于朔方的蒙古开始兴兵南犯，金朝的国势每况愈下，人民的负担日趋沉重，忧时伤乱开始成为诗文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院本杂剧与诸宫调的兴起和流行

这一时期文学的繁盛，还表现在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要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上。早在金太宗灭亡北宋的时候，金人就把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伶官乐器收拾北归。世宗、章宗之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院本杂剧已经勃兴。据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记载，院本名目达700余种之多,但由于兵火散亡,没有一部传流下来,仅在元、明两代的戏剧等作品中，保存着少数段落。从这些院本的名目看，可知其内容接触到了各种职业的人物和各个阶层的生活。至于诸宫调这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讲唱文学，在当时金朝的都城中都（今北京）曾经很流行，并先后产生了《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两部颇有影响的作品。

宣宗完颜珣（1213～1223在位）贞□二年(1214)金室南渡以后，兵祸连绵，内外交困，一蹶不振。强悍的蒙古并吞了今东北和华北北部的广大地区，而且随时准备南下中原。面对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威胁，金朝统治者便把空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强加在中原地区人民的身上。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早在章宗后期，朝廷上下侈靡成风，浮艳尖新的文风有抬头之势。南渡以后，由于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的提倡，文风又为之一变，多感慨悲壮之音。许多文学家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对于蒙古对金战争带来的灾难，作了逼真的描绘。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如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南渡以前就已崭露头角，南渡以后名望日隆；其中赵、杨二人俨然被推尊为文坛的盟主。稍后，主要有元好问、 李俊民、 王若虚、完颜□、辛愿、麻九畴、术虎邃、 王元粹、 麻革、段克己、段成己等。他们的作品以时危世乱、民生疾苦为总的主题，常常大胆表现尖锐的社会矛盾。一部分文人由于无力改变干戈扰攘的严酷现实，便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是战乱之苦，亡国之痛,又往往不能自禁地从笔端流露出来,形成所谓“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吴澄《〈二妙集〉序》）的状况。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当推元好问。

金代文学，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的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同，诗作一般显得质朴遒劲。中期以后,特别是贞□南渡以后,北宋诗人、特别是苏轼的影响仍然继续；但也有一些诗人提倡性情,“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的某些流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

金词和金文则在北宋词和北宋散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并取得了新的成就。金词对于宋代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金文则沿着“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巩固和扩大了唐宋古文运动的阵地。至于在当时文坛上并未受到应有重视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更是以纯朴清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