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见甫(さとみ はじめ，1896年1月12日-1965年3月21日)，中国名字叫李鸣。记者，实业家。与关东军勾结制作鸦片。有满洲市场的皇帝-鸦片王之称。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说过：“满洲国就是从鸦片的青烟中飘出来的国家”。

里见甫一八九六年生于福冈县。一九一三年二月孙中山访问福冈，里见曾为他表演过柔道，这是里见跟中国发生关系之始。同年秋，赴“魔都”上海就读东亚同文书院。四年后毕业，就职于贸易公司，因倒闭归国。一九二一年重返中国，进入报界，奉关东军之命，统合媒体，成立满洲国通讯社（现在的电通和共同通信社的肇始）。一九三七年里见甫以记者的身份从满洲来到上海，应日军陆军省参谋本部第8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恳请，销售军队从伊朗运来的鸦片，于是他买下一家药铺，改名为宏济善堂当据点。贩卖鸦片得来的钱上缴兴亚院；由那里转送大本营，再回流侵略军和特务机关。兴亚院是侵华的中央机构，由总理大臣挂帅，外务、大藏、陆军及海军四大臣为副。里见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坦然交待，宏济善堂从伊朗产鸦片就赚了大约二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兆日元。后来因欧战阻隔通路，转向蒙古产鸦片，数量是伊朗产鸦片的二千五百倍。正是鸦片经济，支撑着日本关东军的暴走。历史学家江口圭一曾指出，日本对中国进行的十五年侵略战争是一场“日中鸦片战争”。这场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就是鸦片王里见甫。据侍从武官盐泽清宣中将回忆，昭和天皇亦曾屡屡向其身边的侍从武官问及“那件事（鸦片谋略）进展得如何了？”一九四六年里见作为民间头一个甲级战犯和岸信介，儿玉誉士夫一起被捕。此后的里见甫又莫明奇妙地被无罪释放了。对于释放理由，里见甫本人似乎迥避此事，他只是淡淡地说道：“大概是美方情报部门的有关人员在审查了我的供词后，认为有利用价值，故而才无罪开释的吧”。然而一般舆论则认为，释放里见甫也是美日双方“司法交易”的结果。 据里见甫称，军事法庭出具的仅是他提交的部分供词，而鸦片交易中的利润及其用途，尤其是涉及与军方情报谋略等方面的供词均己被法庭隐蔽了起来。 战后，里见甫销声匿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利用在满洲构筑的人际关系君临政界或财界。他死于一九六五年，墓碑上刻着“堕入凡俗而超于凡俗，追逐名利而绝于名利，扬波逐流而不知其所终”。参加送葬的一百七十六人，有当过首相的岸信介、佐藤荣作，还有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笹川良一，难波经一（“满洲国”禁烟总局局长），古海忠之（“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楠本实隆（第57师团中将师团长，最后是华北公使），盐泽清宣（第119师团中将师团长），冈田酉次（汪精卫的顾问，最后是主计少将，专门负责经济战），冈田芳政（第六方面军参谋，有名的“松”特务机关负责人，从战前的日本陆军到战后的自卫队一直负责对中共的电讯侦听的人物）等关东军高级军官。这些人都是跟里见甫一样在满洲起家，战败之后像地下水一样把人脉和资金流回了日本，岸信介竞选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赚的钱。里见甫的墓碑也是岸信介手书的。 有一本说《满洲的夜与雾》就是讲满洲夜皇帝甘粕正彦和鸦片王里见甫。作者佐野真一说：“黄泉之下的里见不正是盖上了地狱之釜的盖子，使人无法进入夜、雾与鸦片的气味所笼罩的暗黑而秘密的世界吗？”

里见甫之所以深得军方信任、且又让他主宰军方核心机密的鸦片工作，这与他前半生15年间从事记者生涯而养成的人际交往能力不无关系。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里见甫通过该书院院长根津一的介绍，暂时赴四川省特种贸易会社的新利洋行供职。然而，此时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期，商品滞销、经济萎缩，导致他一纸辞呈离开了该洋行。此后、返国内并离开东京的里见甫，便身着短衫浪迹于打工者行列。为了生存，他甚至一度还干过给饭馆外送餐的差事。在此期间内，里见甫亲身体验了社会底层的那种贫民窟式的生活。 恰在此时、里见甫与同期学友宇治直藏不期而遇。在宇治的帮助下，里见甫再次重返中国大陆。对此、在里见甫的撰文中也曾屡屡提及宇治的恩义之举。

只身来到北平的里见甫，首先在前辈大西斋（东亚同文书院第8期毕业生，时任朝日新闻社驻北平记者）处暂时当了一段食客。其后又在波多野乾一（东亚同文书院第 9期毕业生、时任每日新闻社驻北平记者）、中山优（东亚同文书院第16期毕业生）、以及大矢信彦等人的帮助下，进入了天津的京津日日新闻社。虽说这只是一个连同社长在内仅为三人的小报社，但里见甫总算是迈出了新闻记者生涯的第一步。

当时，该报社的中野江汉、橘朴（朴庵）等人都是被称之为“老北平”的日方资深记者。在前辈们的熏陶下，里见甫很快便在“中国社会世论形成方式”的研究上具有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两年后，里见甫辞去了京津日日新闻社的事务，移居北平独自创立了北京新闻社。在此期间内，他通过采访感受到了中国动荡的现实，1923年5月“临城事件”，土匪孙美瑶劫了票车，最早赶到现场的外国记者就是他。当时年轻的里见甫还是一个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军”。里见甫到那时为止和陆军也没有交点，他家几代是海军军人，按理里见应该去海军兵学校才对，可是里见是天生的数理盲，无法通过对数学物理要求极高的海军兵学校的考试这才来了东亚同文书院。里见第一次和军人打交道应该是1922年5月2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在军粮城采访张作霖。见到了张作霖的顾问本庄繁中佐。双方印象不错。他还采访过直奉战争中的吴佩孚，还和郭沫若成了朋友。当时的在华日本记者中，身穿长衫，说一口流畅的中国话的就只有里见甫一个人。日本陆军的有关国民党军的情报几乎都是来自里见甫的报道。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他经过杉山元介绍，给日本军部的翻译，认识了处理后事的建川美次少将；原田熊吉少佐，田中隆吉大尉。1928年6月，里见甫成功地采访了北伐胜利，身穿军装进北京的蒋介石。并在昭和3年（1928年）出席了孙文总理的灵柩从北平西郊碧云寺移送南京的仪式。随后、他又只身前往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并且以满铁驻南京事务所嘱托（代办）的身份，兼任起了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的工作。 恰在此时发生了武汉政变，里见甫赶赴当地采访之中，竟收集了两大柳条箱的武汉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张帖的布告和传单。此后，这些都成为了波多野乾一编纂《中国共产党史》一书的珍贵历史资料。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发生了满铁线爆炸事件（满州事变），奉满铁大连总部之命，里见甫迅速北上奉天（沈阳），而他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奉天的关东军第4课里设有里见甫的办公桌，他与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担起了军中的宣传工作。而此前他当记者时完成的那份“中国社会世论形成方式”的研究报告也获得了世间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军方的信任。 据里见甫回忆，他很欣赏在司令部工作的那段经历。在此期间内，他不但结识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众多出身于旧知识分子的军人，此外像第4课长松井太久郎（后在新加坡战役中任第5 师团长、并在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政府最高顾问及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以及该课的少佐参谋臼田宽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纯久及上尉参谋横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时常光顾他的办公室。他边工作边与他们侃侃而谈，心情十分惬意。当时，第4课的主要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国通’（满州国通讯社）。

原来，当时“一国一社制”正成为引领世界通讯界之潮流，为此，陆军省次长小矶国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讯体制的议案。但官方的联合通讯社和民办的电报通讯社却认为：统一之举为时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两社在组织结构及办社立埸上意见相佐，故而致使国内两社统一之策受阻。 满州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方决定首先统一满州国的通讯体制。为此，日本联合通讯社的岩永裕吉则建议取满州国的“国”字为头、简称“国通”，经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裁决后，开始筹建“国通社”。 一开始这个“国通”的社长是准备让高柳保太郎预备役中将担任的。这位高柳保太郎何许人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日本派遣军参谋长，陆大13期的。但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干吗还要另找人，就这个里见甫不挺好吗”。本庄繁知道里见甫有个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阵就得挪地方，就把他找来问他：“不会突然撂挑子走人吧？”，但这次里见甫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不再撒丫子，于是就定下来了让里见甫来干。但里见甫当时只有36岁，按日本人的习惯好像当社长太年轻了点。于是就社长空缺，由里见甫担任“国通”的“主干事”。

另外，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还就此事与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的班长铃木贞一中佐（后任中将兼企画院总裁）进行了磋商。此后在情报部长白鸟敏夫的授意下，该部的须磨弥吉郎书记官奉命赶赴了奉天。据里见甫回忆：“此事发生在昭和7年（1932年）的夏季，当时我从松井课长那里获悉了欲设立“国通”的大致经过。也可以说，满州国的组织框架及‘国通社’的设置都是按日方事先确定的方案来执行的，而会见须磨书记官也只是听其传达上峰最新意向而已。其实早在北平时期，我与须磨君己是故友，所以此次会面时，双方毫无拘束且又坦诚地亮出了观点，故而双方一拍即合。其后我向上级汇报了会谈结果，而上峰则指示由第4课重新拟定统一草案，其实新草案贯彻的仍是军方的意志。 当时，第4课的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并掌控‘国通’。因只按军方的命令行事，故而不采纳外界的意见。换言之，我们只是拟定统一方案，而一旦该方案获准后，则全部交给关东军去实施。总之，提交了方案后我们的工作也就暂告了一段落，此后便可轻闲起来了。然而，要真正实施这个方案却仍有很大阻力，关键问题是要获得日本国内两大通讯社----‘联合’与‘电通’的承认。因为只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方案也无法实施。虽说此次仅是在满州实行“一国一社制”，但上述两社是否赞成？尤其是‘电通’能否理解？当时都存在着很大的悬念。况且满州事变爆发后，国内各个新闻社均将重点集中到了满州，而上述两大通讯社也都为此逐步扩大了各自的机构及人员。 果不其然，草案提交后便产生了由谁来加以归纳、整理及最终定稿的一系列问题。从当时的形势来着，东京的陆军省和外务者均无暇顾及此事，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4课更是处于人手不足的紧张状态。某日，主抓此项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对我说：‘你也来参加这项工作吧！’在军方眼里，我以前虽然从事过记者工作，但与这两大通讯社却毫无瓜葛，况且现在又是一个地道的满铁工作人员。 尽管当时我曾一度推托，但草案既己提交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其实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执行命令、汇报结果。据说关东军己得到了‘在满州建立统一通讯社的命令’---尽管并未向我出示该文件，但我必须去执行东京的命令……”。 然而结果却是，“国通”的创立竟顺利得意乎寻常，与此同时，里见甫也在新闻界中名声鹊起。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联合”与 “电通”两大通讯社也借“国通”发足之机展开了积极的合作，不久、两社最终于昭和 10年（1935年）11月7日合并成了“同盟通讯社”。从根本上来说“国通”只是一个地方通讯社，国际上没人承认“满洲国”，按说“国通”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国际影响。但是1933年5月“国通”和路透社签订了一个合作协定，这一下“国通”成了有国际知名度的通讯社了。

里见甫创立“国通”之举，更加深了军方对他的赏识；同时军方又把一些隐蔽的特殊任务交给了他，例如满州国成立伊始，军方让他搞的“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马占山派系的便衣队、国民党的CC团、以及朝鲜人的鸦片密卖者等都混居在大观园内，使得那里的治安极度恶化，简直变成了反满抗日活动的根据地。在关东军司令部第4课的指示下，里见甫携同甘粕大尉（大杉荣事件的当事人、后任满映理事长）开始对这条娱乐街展开了宣抚工作。里见甫不仅亲自坐镇“大观园”，而且还充当了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尽管此次宣抚工作最终并未取得辉煌成就，但里见甫的指挥才能却受到了军方的高度评价，这也为后来设立“里见机关”奠定了基础。

此外“国通”成立后，里见甫先请大矢信彦担当了该社的首任总编局长，当“国通”走入正轨后，他又把该职位转给了松方三郎，而此时的里见甫却转移到了天津，并在那里又创办起了华文报纸----《庸报》。 其实《庸报》也是受控于关东军第4课的一份面向中国读者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上海的《大公报》，当时里见甫用的笔名为李呜。就在《庸报》顺利发行的第3年头上、即昭和12年（1937年），里见甫再次被军方召回，而此次的任务则是鸦片谋略工作。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鸦片市场，而最大的供应国则是经销印度鸦片的英国。为了确保波斯鸦片的输入并与英国争夺市场，日本的三井、三菱两大财团则把从码头至上海租界的鸦片运输业务委托给了中方的“青帮” ，并以此来控制着波斯鸦片的在华销路。

奉陆军省影佐大佐的指令，陆军驻上海特务部的楠本实隆大佐（陆士第24期生）通过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斡旋，与里见甫磋商了确保波斯鸦片的销路问题。与此同时，时任陆军省经济课长的盐泽大佐也正在主抓“建设上海后方基地”的任务。他从满铁借调人员组建了事务所，最终成立了“华中振兴会社 ”。同时，日本国内的铁道省、日银（日本银行的简称）等各大机关均纷纷派遣年青骨干赶赴中国大陆，而前首相佐藤荣作也是受铁道省之派遣赴华中工作的一员。当年， “华中振兴会社”与海军携手以现物形式，出资100万日元成立了该会社的子会社---- 矿山公司；而维新政府（汪伪政权）也出资2000万元，成立了官方最大的矿山公司。此外，当时陆军还与海军联手在上海设立了陆海武官府，此事在中国其它地区较为鲜见，而当时负责海军方面协调工作的则是海军中将津田静枝。

随着日本公司的大量涌入，汪伪政权的财源则日益沽竭。于是，陆军省便将目光盯在了鸦片收益上。为此，军方选中了里见甫，决定让他负责此项任务。军方的器重，更加唤起了里见甫那种“克己奉公”的信念（盐泽的评价）。其实，让里见甫给军方服务的指令都来自于谋略总头目 ----陆军省第8课长影佐之手，他先是让里见甫筹建“国通社”和“同盟社”，其后又让他到“哈尔滨大观园”去发挥特长，而这次军方所期待的是，让里见甫在鸦片谋略工作中再次崭露头角。

起初，里见甫曾把鸦片工作的重点寄托在了 “青帮”老大杜月笙身上，然而，此时的杜月笙却秘密离开上海潜逃到了重庆，此举使得里见甫与杜月笙的约会化为泡影。尽管杜月笙可以在垄断鸦片生意中分享巨额利润，但这位肩扛国民政府参议少将军衔的人物最终还是甩掉了日本人。无奈之下，里见甫只得又推出上海租界内的另一重要人物盛宣怀来代替杜。盛宣怀时任武汉大冶（汪伪政权执掌的矿山公司）属下的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的公司向武汉大冶提供铁矿石，而后武汉大冶再加价转卖给日本的八幡制铁（如今的新日铁）。其实盛宣怀就是一个实业与虚业相结合而产生的奇妙人物，此外他还是个瘾君子，经常从里见甫手中购买鸦片。

昭和12年（1937年）秋，日中双方在大场镇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日军久攻不克且伤亡惨重，为此军方向里见甫征求良策。里见甫随即让线人转告敌方将领到法租界内秘密会谈，几经交涉后，被收买的中方将领（？？？那个）最终同意撤出战场。然而，一直对那个中方将领能否践约而深感不安的日军，却提出了要把补偿金全部换成假钞送去的要求。对此，里见甫怒不可遏地斥责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何在？”他坚守信义，给对方送去了真币。如此一来，此前还扬言“寸土不让”的大场镇，竟然被日军兵不血刃地战领了（据日本新闻通信调查会报1965年5月号中发表的原同盟通讯社记者佐佐木健儿的回忆录、题“里见甫轶事 ”）。 当年为了庆祝攻陷大场镇，日本国内还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提灯游行。但岂不知此次战役的胜利，却是“里见机关”暗中策划的结果，故而此段历史真相也就被军方长期掩盖了起来。

军方特务机关的活动经费均来于鸦片收益，而这些经费又都用于扶殖傀儡政权----蒙疆政府、华北自治政府及武汉维新政府的财政赤字补贴上了。当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军方，一定会从鸦片收益中获益匪浅。近期被发现的里见甫文件表明：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二百二十二吨鸦片，获利三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一百六十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因为在战争末期，中国民众就曾针对设在上海的日本鸦片机关——宏济善堂展开了猛烈抨击。自此，鸦片收益逐年衰减，而此时的军方有关人员却大肆侵吞起了里见机关的鸦片收益。不仅是军方，就连政界要人也盯上了这笔款项。例如在昭和17年1942年4月的辅佐皇室官员的选举中，时任工商大臣的岸信介就曾让“里见机关” 为其出资50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不仅如此，很多报界流氓们也纷纷瞄准上了里见甫，他们靠着里见甫出身于新闻记者的关系，死乞百赖地向他讨要金钱。一时间、“里见机关”几乎变成了这些恶势力的财源之地。正因为如此，当里见甫看到中国民众的抗议浪潮席卷而至时，则悄然地潜伏于地下，很快便从上海地面上消声匿迹了。直至日本投降前，人们再也无法寻找到他的踪迹。

有人根据里见甫墓志铭中的“扬波逐流而不知其逝处”一语，而称其为“游侠传奇式的人物”。其实早在同文书院读书时，里见甫就对村上浪六的“愚蠢”一文爱不释手，同时他还喜欢吟诵“五丈原之歌”的辞句。或许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他的天性，才使他成为了“一时风云人物”的吧。

然而，他却有另人鲜为人知的一面。正是这位里见甫，在战后至逝去的期间内，却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同时他还与笔者共同创建了“亚洲之梦同人会”，并且苦心积虑地幻想着第三次进入中国大陆。然而时不待人，毕竟斯人己离去。生前里见甫曾说过：“至今日中两国仍存有分歧，故而两国人民被隔于铁幕两侧。然而两国是需要携手共进的，此道理浅显易见。为此，我们日本人需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在此信念下，他自费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展开了调查，并且出版和散发了这些调查报告。某友人曾对此评曰：“按说此事理应是国家相应机关所为，岂能烦及个人呢？”然而里见甫则笑答：“道理虽然如此，但从国家百年大计着想，此事乃当务之急。然而现实却是，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官员们都对这种普通的工作不屑一顾啊！我个人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事业，就是想唤起国民的关注。既然前面已经做了，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未能迎来日中两国邦交之日，里见甫便先逝而去，他究竟故于何处？或许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迷了。如今总宁寺内那块布满青苔的墓碑己被清洗，从寺内还可以俯视山下的里见公园，而他的生涯也被镌刻在了那块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