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由渠首枢纽（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渠首占地面积200余亩。它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40县（市、区）1130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

都江堰的创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

战国时期，刀兵峰起，饱受战争痛苦的人民，渴望中国统一。当时，落后的秦国，经过变法改革，一跃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候，周室归籍，四方来朝”的强国。国势振兴、实力雄厚的秦国，亟欲统一天下，结束分裂局面。秦欲统一中国，必须有其坚实的后方基地，为它提供可靠的兵力、财力，故早有图巴、蜀之意。首先，秦惠王诱使蜀王修通了“石牛道”，并不断用金银美女去麻痹蜀王。《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

公元前316年，处于奴隶制割据的巴、蜀两国发生了激战。《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候，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这就为秦灭巴、蜀造成了机会。秦国的司马错分析了巴、蜀形势，认为：“蜀有桀纣之乱”，向蜀扩展的时期已到。提出了秦灭巴、蜀，政治上秦有“禁暴止乱之名”，符合巴、蜀人民的愿望；经济上，“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军事上，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主张。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同年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举兵从石牛道伐蜀，蜀兵败，蜀王被戮。蜀国灭亡后，秦在蜀地置蜀侯及蜀相，推行封建制度。从此，奴隶制割据的蜀国，迅速向封建制社会转化。封建势力的兴起，为都江堰的创建，准备了最可靠的社会历史条件。

都江堰修筑之前，成都平原的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蜀以务农为本，并有治水的要求和能力。《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又说，司马错伐楚时，兵精粮足。实力雄厚，曾率领“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山海经·海内经》载：“蜀有都广（即广都，今四川双流区一带）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黍、膏稷”。足见成都平原的农业，已具有相当水平，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为促进生产的发展，将蜀地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势必要兴修水利。要兴修水利，政局稳定是先决条件。故秦并蜀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秦在蜀中的政权力量，首先“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举也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立刻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使之成为既是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设防的堡垒。《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表明秦政府已着手进行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即用封建的个体工商业，伐替了原蜀国的奴隶制工场。秦灭蜀后的三十多年间，先后平定了蜀侯、蜀相的三次叛乱。公元前285年，秦昭王采取了断然措施，废蜀侯，“但置蜀守”。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县制。此时，蜀地人民得到了休生养息，生产有了发展，故人心归顺，政局稳定。这既从生产关系上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也从组织上为都江堰的兴建提供了保证。

在都江堰修建之前，蜀国人民对岷江的开发和利用，已有很多贡献。《尚书·禹贡》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注·江水》亦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等。这些先行者在水利工程上所取得的经验，为后来都江堰的创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秦昭王后期（约公元前276年至251年），蜀郡守李冰总结了前人治水的经验，组织岷江两岸人民，修建都江堰。李冰注重实地考察，根据岷江出高山峡谷，河面开阔，流速顿减，以及左岸一带，山势弯环的地形特点和资源条件，精心设计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首先“凿离堆，避沫水之害”。即将瀚山伸向灌县城西的一段余脉，凿开一道约二十米宽的引水口，这既可以分洪减灾，又能引水灌溉成都平原。二是“壅江作”。即修筑都江堰分水堤。其布局是：在离堆以上的一段江心，沿左侧山麓的走向，就地取沙石修筑长堤。并将此段山麓，修整成为引水渠的左岸，构成从右（岷江正流）向左的弧形弯道（这段弯道称为内江），以迫使表层水自右向左进入引水渠；底层水挟带泥沙仍奔向正流。因此，大大减少了灌溉渠道的泥沙淤积，使渠道的畅通得到保障。《益州记》在叙述这段史实中写道：“江至都安，堰其右，检其左，其正流遂东……”。意思是说，岷江水流，经分水堤右侧的导引和左面山岩的钳制，驯服地流向成都平原。三是“穿二江成都之中”。即在离堆引水口以下，开凿两大干渠（即今之走马河、柏条河），将水引入成都平原。

北魏郦道元（约470—527年）所撰《水经注·江水》载：“江水（指岷江）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因大堰之口建于湔江口，湔江为现白沙河）……俗谓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都安县，为原灌县之古名，为控制成都平原安全之地，都安大堰，实为控制天府之国安全之大堰。

鱼嘴位置选择的科学性：在岷江上利用河心州的淤滩修建分水工程，可以将宽阔的岷江河道缩窄，将河道形势由宽浅式转化为窄深式，一方面有利于非汛期沱江口的进水，另一方面，利用凿开的宝瓶口将汛期的洪峰引进成都平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减岷江洪峰对沿途带来的洪水威胁。

清代水利专家在对都江堰创建过程及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当初李冰将鱼嘴选址在湔江口，主要是因为有利于沱江的进水，而到了清代，沱江口早已不存在，百丈堰（渠）也一去不复返，如再将分水鱼嘴建在上游，一方面是工程规模较大，耗资巨大，另一方面，引水口的冲淤也不稳定，且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也较高，把鱼嘴分水工程直接建在离堆旁边的人字堤，可以大大减少工程规模（不再有飞沙堰以及分水鱼嘴至飞沙堰之间的分水堤埂工程了），同时大大减小工程维护成本和管理难度。

分水鱼嘴在人字堤这一工程布局，对宝瓶口的分水、分沙非常不利。一是因为没有上游外江的分洪，全部洪水涌向离堆附近，必然增加宝瓶口的进水流量，这对成都平原的防洪非常不利；二是由于失去外江和飞沙堰的排沙作用，宝瓶口的进沙量也必然增加，这就加重了岁修时渠系的清淤任务；同时，洪水直冲离堆，对离堆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此，后来鱼嘴位置又再次上移并恢复了飞沙堰工程。

据《史记·河渠书》载，“……于蜀，蜀守冰凿离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至于所过，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于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李冰凿离堆建宝瓶口，“辟沫水之害”，将岷江洪峰引走，从而削减了岷江沿岸的洪水压力，同时，“开二江于成都之中”，将岷江水引进缺水的成都平原，“百姓飨其利，旱则引水灌溉，雨则杜塞水门，由是，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也。”

唐代，应发生了较为巨大的地质灾害，山崩地裂，巨浪滔天，沱江进口段两岸的山体崩塌，沱江进水口断面不断缩小而成百丈渠，内江水大时，只靠狭小的百丈渠和内江右岸的平水槽泄水已不能满足内江河段泄水的需要，如不在内江右岸及时修建旁侧溢洪道，在洪期，宝瓶口的进水量势必加大从而对成都平原形成洪水灾害威胁。在此情况下，飞沙堰的修建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唐一官至侍郎的官员主持修建了这一旁侧溢洪道，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将该溢洪道称作侍郎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侍郎堰，其东百丈堰（应为原沱江口演变而来），引江水以溉彭益田，龙朔中筑。”后，因不断的地质灾害导致百丈渠最终逐渐封闭，为解决内江总干渠北面（内江总干渠左）灵岩山前沿原百丈渠灌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便在宝瓶口下游的内江总干渠左岸修建了导江堰支渠，宋“永康军岁治都江堰”时，将导江堰支渠两岸种植杨柳树以保护渠堤，故导江堰支渠至此后又改称杨柳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成都市长期处于消费型旧城市面貌，经中央批准在成都东郊兴建综合性工业区，使之逐步发展成为生产型的新兴城市。工业区集中用水量大，需要都江堰渠首总来水量中供应。

为保证成都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常年不断，又要保证都江堰内江断流岁修工程全面进行，经水电厅农水局勘测设计，报经省计委以（63）计斟字第4号、55号文件批准修建都江堰内江岁修工业引水工程。工程于1963年2月4日正式开工，11月6日主体工程完工通水，1964年6月全部完成，6月30日由省水电厅农水局主持验收。工业引水（暗）渠全长1502.3米，起自外金刚堤尾部进水闸，止于走马河上游尾水闸。

都江堰渠首原为无坝引水枢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江堰灌区的灌面从1949年的282万亩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679万亩。由于灌区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不断增加，内外江灌区面积发展的不平衡，仍沿用杩槎、竹笼等传统工程拦水调节流量已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后，于1974年4月建成了外江闸。工程建成后，内江宝瓶口每年净引水10亿平方米，有效缓解了灌区用水矛盾，至1993年底，都江堰灌区灌面突破1000万亩。

按照都江堰设计灌溉面积1500万亩的要求，宝瓶口设计引水流量需达480立方米/秒，加大流量需达530立方米/秒，加上1963年已建成的成都工业用水引水工程，在内江进行断流岁修时，通过从外江引水过飞沙堰（平交）坝尾处，每次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临时挡板挡入工业引水渠，其安全保证率低，如一旦发生事故，就会严重影响成都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造成重大事故。在此情况下，经请示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批准，在保持飞沙堰原貌的情况下，于1992年在飞沙堰尾部建成飞沙堰工业引水临时挡水闸。工程建成后，经过多年来的运行验证，工程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工程运行

截至2024年6月3日，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持续运行了2280年零152天。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直至宋朝，相关机构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都江堰岁修制度。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市区约50千米，距离青城山风景区20千米，其由渠首部分（鱼嘴、飞沙堰、宝瓶口）和遍布四川7市40个区（市）县的灌区组成，渠首占地面积200余亩。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与成都平原两大地形阶梯的转折部，属龙门山脉的西南延展部分，是中国龙门山大断裂带通过的地区。龙门山华夏系构造分布于西北部，直向北东。因受到后期燕山、喜山运动的影响，褶皱强烈，断裂发育，尤以南段纵向、横向断裂极为广泛。二王庙断裂属压扭性断层，是龙门山前山江油—都江堰断裂的一部分，从彭州通济场西南经宽河坝入境，又经洞坛口、懒板凳、火车站至二王庙，过岷江后南折，至泰安寺和两河乡北部入崇州市境。都江堰市境内长约50千米，呈北东30—60度走向，平均约为45度，断面倾向310—330度，倾角45—53度。其中，彭州花龙门至都江堰市火车站一段，断层线走向由北东45度转为北东20度，向北突出，切断了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和上侏罗统莲花口组。在二王庙处断层线近于东西向，其南有三条北东向的次一级小断层与之斜接。过岷江后，走向变为南西，至泰安寺和苟家坪以南，发育两条北东向的压扭性分支断层。二王庙断裂为重力梯度带，这与它是高山与平原的分界地带相符。据二王庙跨断层定点短水准测量，断层北西盘和南东盘均有相对升降。龙门山北段向斜、背斜构造较完整，江油—都江堰市一带可见自西北向东南推掩的叠瓦式断层和飞来峰构造，即石炭二叠系地层逆掩在侏罗系地层之上。东南部为成都场陷，自老第三纪末期以来，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在龙门山、龙泉山褶皱生起的同时，相对逐渐地陷落，堆积厚度达257米。都江堰风景名胜区部分属新生界第三系河流相沉积地层，下部为砂泥岩，上部为砂砾岩。

都江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属龙门山南段四川盆地边缘山地，由一系列北东一南西向山地构成，地势高亢，山岭海拔3000米以下。东部属成都平原，地势平缓。海拔一般在720米以下。

都江堰市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均气温15.2℃，年均降水量近1200毫米，年均无霜期280天。这里四季分明，夏无酷暑，最热的7、8月份平均气温为24℃左右，平均最高气温仅28℃。冬无严寒，最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为4.6℃，平均最低气温在1℃左右。

都江堰建在岷江出山口处。渠首以上总集水面积23037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来水量150.82亿立方米。控测岷江上游的水文站有两个，一个是干流出山口处的紫坪铺水文站，控测集水面积22664平方千米，占岷江上游总集水面积的98.38％。一是白沙河出口处的杨柳坪水文站，控测集水面积363平方千米，占总集水面积的1.58％。白沙河口至都江堰渠酋有集水面积10平方千米，占总集水面积的0.04％。

紫坪铺水文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设站，测流断面平均水位海拔743.38米。据水文站45年的资料，年均流量462立方米/秒，年均径流量145.7亿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619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95.1亿立方米（1937年）；最小年均流量367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15.6亿立方米（1959年）。年平均最大、最小流量值较差1.69倍。最大洪峰流量5480立方米/秒（1964年7月22日），最枯（瞬时）流量74.7立方米/秒（1979年2月3日），洪、枯流量值较差73.36倍。

白沙河发源于龙门山系中段茶坪山脉光光山南麓，海拔4262米，主峰海拔4632米。河谷自北向南，到都江堰市区西白沙乡汇入岷江干流，全长48千米，集水面积363平方千米。1953年11月设立杨柳坪水文站，测流断面平均水位海拔754.57米。据32年实测，年均流量16.2立方米/秒，年均径流量5.105亿立方米。最大年均流量21.6立方来/秒，年径流量6.818亿立方米（1964年），最小年均流量9.59立方米/秒，年径流量3.025亿立方米（1974年），年均最大最小值较差2.25倍。最大洪峰流量1450立方米/秒（1972年8月24日），最枯流量1.50立方米/秒（1983年1月2日），洪枯流量值较差966.7倍。

岷江枯水季节基本无沙，6—9月丰水期泥沙约占全年泥沙量的78—98%。泥沙测验队1955年开始实测，根据泥沙资料计算，紫坪铺水文站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559克/立方米，输沙率266千克/秒，输沙量838万吨/年。其中，6—9月平均悬移质输沙率721千克/秒，年输沙量760万吨，占全年输沙量的90.7%。最大日平均悬移质含沙量30.4千克/立方米，最大日平均悬移质输沙率86900千克/秒（1964年7月22日）。杨柳坪站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595克/立方米，输沙率9.64千克/秒，输沙量30.4万吨/年。两站合计输沙量868万吨/年。

据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89年《都江堰总体规划报告》资料，都江堰渠首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为150—200万吨，其中紫坪铺为143—145万吨，杨柳坪为5—7万吨。总输沙量1018—1068万吨/年，其中紫坪铺981—983万吨/年，杨柳坪35.4一37.4万吨/年。最大年输沙量为2594万吨，其中紫坪铺为2460万吨（1956年），杨柳坪为134万吨（1974年）。最小年输沙量266万吨，其中紫坪铺258万吨，杨柳坪8万吨。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三者有机配合，相互制约，协调运行，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具有“分四六，平潦旱”的功效。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齐建武（494—498年）时改祀李冰父子，更名为“崇德祠”。宋代（960—1279年）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皇帝敕封为王，故而后人称之为“二王庙”。庙内主殿分别供奉有李冰父子的塑像，并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等。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

伏龙观位于离堆公园内。其下临深潭，传说因李冰父子治水时曾在这里降伏孽龙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现存殿宇三重，前殿正中立有东汉时期（25—220年）所雕的李冰石像。殿内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祠、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安澜索桥又名“安澜桥”、“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横跨内外两江，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17世纪）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更名为“安澜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桥为钢索混凝土桩。

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桥为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

卧铁是埋在内江“凤栖窝”处的淘滩标准，也是内江每年维修清淘河床深浅的标志。相传李冰建堰时在内江河床下埋有石马，作为每年淘滩深度的标准，后来演变为卧铁。现有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朝万历四年、清同治三年、民国十六年和1994年埋下的。游客在离堆古园内喷泉处能看到的这四根卧铁的复制品，其真品还埋在内江河床下。

都江堰内还有灌县古城、奎光塔、虹口景区、南桥、园明宫、清溪园、都江堰城隍庙、玉垒关、离堆公园、秦堰楼、玉垒山公园、掷笔槽、青城外山景区、青城前山景区青城后山景区两河漂流药王庙、幸福大道、翠月湖、灵岩。

都江堰是由渠首枢纽、灌区各级引水渠道，各类工程建筑物和大中小型水库和塘堰等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程系统，包括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四川盆地中西部地区7市（地）40县（市、区）1130万余亩农田的灌溉、成都市多家重点企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以及防洪、发电、漂水、水产、养殖、林果、旅游、环保等多项目标综合服务，是四川省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水利基础设施。

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包括百丈堤、杩槎、金刚堤等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设施。其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素有“分四六、平潦旱”之称，并能使岷江总来沙量80%以上的泥沙（推移质和悬移质）从外江（岷江正流）分走，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排洪。

在古代，鱼嘴是以竹笼装卵石垒砌。由于它建筑在岷江冲出山口呈弯道环流的江心，冬春季江水较枯，水流经鱼嘴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内江进水量约6成，外江进水量约4成；夏秋季水位升高，水势不再受弯道制约，主流直冲外江，内、外江江水的比例自动颠倒：内江进水量约4成，外江进水量约6成。这就利用地形，完美地解决了内江灌区冬春季枯水期农田用水以及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和夏秋季洪水期的防涝问题。

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泻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飞沙堰是在分水堤坝中段修建的泄洪道，洪水期不仅泄洪水，还利用水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水流的漩涡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淤积。飞沙堰的主要功能：拦水、分洪、排沙。治水三字经中有“深淘滩、低筑堰”六字，“深淘滩”即指都江堰渠首内江大修期间飞沙堰对岸的凤栖窝淘淤，深至所埋“卧铁”露出来为止，而“低筑堰”即指飞沙堰的堰顶高程，目前为飞沙堰正中的堰顶高程为河床以上2.05米。“深淘滩、低筑堰”是相辅相承的，互为前提，保证过水断面，以确保宝瓶口的进水量。

飞沙堰功能原理：洪期，岷江内江段洪水主流直冲飞沙堰对岸的凤栖窝山体，该山体形成的自然丁坝直接改变了水流方向，经过丁坝的强制作用，内江水主流直接冲向内江右岸的飞沙堰中心，由于水流较大，冲大于淤，水流在经过丁坝的强制转向后大部分能量并未得到释放，水流越深，能量释放越难，深层水带着巨大的水能同沉积在该段的推移质（卵石等）进行搏击，最终将卵石等推移质挑向对岸的飞沙堰，水能在搏击的过程中能量得以释放，同时飞沙堰的强排沙功能在此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据都江堰渠首原型观测，直径近2米的卵石均能通过飞沙堰排入岷江正流，这样就保证了进入宝瓶口的水流夹砂石量相对较少。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宝瓶口是内江的进水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被称为“湔堋”。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唐代，都江堰被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于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因此该名一直沿用至今。

1974年，都江堰迁建安澜索桥，工人第一次在河床内挖出石人。后来，这尊石像被文物专家考证为李冰像，被移往伏龙观供奉。由于李冰像上镌刻有“建宁元年”字样，证明为东汉建宁年间所造，因此排除了是李冰所造石人的可能。

1975年初，在距李冰像出土地点约60米处，一尊持锸石人像再度被发现，这尊“堰工”像，被多数考古界专家认为是李冰所造三石人之一。

2005年3月，在李冰石像出土地的附近，又出土了两尊石像、一块汉代石碑和几十件石构件。石碑为下宽上窄的梯形，在弧形碑额上雕刻有浅浮雕朱雀图案。碑上有15行共414个字，字体峻秀，详细记录了立碑的原因和过程。

六字诀，即“深淘滩，低作堰”六字。

所谓“深淘滩”，是指对内江凤栖窝下面的一段河床，每年淘淤必须淘至河中所埋“卧铁”为准。其所以要深淘，是为使内江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否则，就会使次年春耕用水期间，在相同水位下，宝瓶口进水流量不足，不能保证灌溉用水需要，故有“深淘一寸，得水一寸，深淘一尺，得水一尺”的说法。同时，如不深淘，也会在汛期抬高水位，增大飞沙堰压力，冲毁飞沙堰，造成成都平原缺水灌溉。

所谓“低作堰”，是指飞沙堰不宜筑得太高，一般只应高出坝前河底二米左右。否则，“堤过高，则至秋水滥伤禾”，也会影响飞沙堰的泄洪和排沙效果。

都江堰治水“三字经”，系对历代治水的经验总结。见诸于文物的，是在清同治以后。现二王庙石壁上有两种“三字经”：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灌县知县胡坼，将历代都江堰治水的经验，编成治水“三字经”，刻于二王庙石壁上。内容是：

“六字传，千秋鉴。挖河心，堆堤岸。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遵旧制，复古堰。”

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知成都府事文焕，对原“三字经”作了修改，又重刻于二王庙石壁上。内容是：

“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笼编密，石装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岁勤修，遇防患。遵旧制，毋擅变。”

清光绪元年（1875年），署水利同知胡均，自撰并书“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字，刻于二王庙山门上。这是古人留下的治理都江堰的要领，现仍适于整治河道的原则。

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对治理都江堰作了指示，温江地区也提出了意见。根据这些指示和意见，都江堰管理处组织金马河沿河各县技术人员，又一次对河道进行了规划，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都江堰排洪河道金马河及各灌溉干渠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三字经”。内容是：

“深淘滩，高筑岸，疏与堵，要全面；险工段、双防线；前有失，后不乱；堤夯实，坡改缓；基挖够，漕填满；石砌牢，脚放坦；勤养护，常看管。”

该“新三字经”，是指导今天都江堰排洪河道和各输水河道的治理而言。对于更好地发挥工程效益，确保防洪安全，保护农田，发展生产，具有现实意义。

清山春《灌阳竹枝词》诗：“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撤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清何盛新《伏龙观》诗：“盈盈一水隔，兀兀二山分。断涧流红叶，空潭起白云。凭空桥架索，薄暮树浮曛。龙女今何在，悬崖问柳君。”

清董湘琴《游伏龙观随吟》：“峡口雷声震碧端，离堆凿破几经年！流出古今秦汉月，问他伏龙可曾寒？”

清黄俞《都江堰》诗：“岷江遥从天际来，神功凿破古离堆。恩波浩渺连三楚，惠泽膏流润九垓。劈斧岩前飞瀑雨，伏龙潭底响轻雷。筑堤不敢辞劳苦，竹石经营取次裁。”

《都江堰二王庙对联》①一门两禹，六字春秋②上联：六字炳千秋，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予；下联：万流归一汇，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余秋雨

题目：《都江堰》

作者：余秋雨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为中心的庙会活动。李冰主持创建都江堰，使长期苦于水旱灾害的川西平原一下子成为富庶的、世人瞩目的“天府之国”，人民对他的感戴之情是没齿难忘的。两千多年来，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为天府之国带来的福泽一直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奠活动，也有老百姓的民间祭祀活动，官方的祭祀活动更为隆重。据史料记载，官方的祭祀活动正式颁定，是在宋开宝七年（929年），初定为每年祭祀一次，后改为每年春秋祭祀两次。早期的祭祀十分隆重，有隆重的血祭遗风。现代代之以“清明放水节”庆典活动，已成为都江堰特有的风俗。

二王庙庙会时间为每年的农历6月24日至农历6月26日。相传农历六月二十四是二郎神生日，两日后为李冰生日，正值鸟语花香之时，受到都江堰恩泽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二王庙焚香祭祀，怀念都江堰的缔造人李冰父子，由道庙主持举行盛大的“川主清源妙道真君”祭典大会，摆设道场三天。今二王庙庙会，不仅增添了歌舞表演、川剧表演等内容，还有川剧变脸等绝活展示；每岁庙会，二王庙内烟霞蒸腾，万人朝拜，空前盛况，不减当年。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25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生态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

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正确处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等主体工程的关系，使其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巧妙配合，浑然一体，形成布局合理的系统工程，联合发挥分流分沙、泄洪排沙、引水疏沙的重要作用，使其枯水不缺，洪水不淹。具体地说，利用鱼嘴分水堤从岷江引水灌溉，枯水期，自动将岷江60％的水引入内江，40％的水排入外江；洪水时，又自动将60％的水排入外江，40％的水引入内江。都江堰建于岷江弯道处，江水至都江堰，含沙量少的表层水流向凹岸，含沙量大的底层水流向凸岸，将洪水冲下来的沙石大部分从外江排走。进入内江的小部分沙石，利用伸向江心的虎头岩的支引、宝瓶口的节制和“离堆”的顶托，将大部分沙石从飞沙堰、人字堤排入外江，使宝瓶口引水口和灌区干流免遭泥沙淤塞；利用宝瓶口引水口控制进水量，既保证了灌溉用水，又防止了过量洪水涌入内江灌区，造成灾害。都江堰能自动调节进入灌区的水量，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成为天府粮仓。都江堰是成功运用自然弯道形成的流体引力，自动引水、泄洪、排沙的典范。建堰时，李冰还在江中埋石马作淘滩标志，立“三石人”观察水情消长，开创了中国古代水情测量的先例。历代对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非常重视，逐步完善了管理机构，建立了岁修、防洪等维护制度，积累和总结了“六字诀”“三字经”“八字格言”等宝贵的治水经验，使古堰持续发展，相沿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