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良玉，男，汉族，1934年1月生于上海，原籍浙江吴兴，1961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196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西欧经济，在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现为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西欧经济研究8年。

1971年9月，在江苏省苏州市生产指挥组、市计划委员会工作。

1980年5月至1981年10月，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1985年10月至1990年3月，任中共江苏徐州市委书记。

1990年3月至1992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1990年5月起）。

1992年12月至1995年2月，任江西省副省长。

1995年2月至1998年1月，任江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1年6月，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副理事长。

2008年1月，任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顾问。

曾经担任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会长。

郑良玉1990年3月调任深圳市长。他任内的重点工作，就是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后来因此被媒体称为“股票市长”。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郑良玉接受深圳商报记者专访，回顾了深圳探索和创立证券市场的详细过程。他感慨地说：“我们当时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进行改革的，只要软一下、退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试验就可能中途夭折。”

郑良玉说：“我可以明确地说，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探索股票市场的态度是明确的，改革的决心是坚决的，没有因为有压力、有困难，而放弃此项改革，这体现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创业的精神。我们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是建立在清晰的理论指导和方向判断之上，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信之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30年来造成了短缺经济、贫困社会主义的局面，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转型。计划经济靠行政分配资源组织生产，而市场经济则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优化资源、组织生产。”

郑良玉说：“市委、市政府当时能顶住压力，将这项改革坚持下来，也是出于特区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面对压力和困难就动摇，就退缩，那就不配做特区人，更不配做特区的领导。”

假设当年动摇和退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郑良玉稍加思索，说：“那中国证券市场的探索与试验就可能中途夭折。”

谈起中国股市的当下和未来，郑良玉说：“证券市场20年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今后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我们必须看到，今天沪、深两市还是不成熟的市场，上市公司质量不理想，市场的投机性很强，最为关键的是法治水平还很低，监管不力，违规违法现象普遍。中国的改革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候，证券市场也一样，这其中，提高法治水平是当务之急。”

证券市场的确立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头戏，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郑良玉说，从中国第一只股票的发行，到改革一级市场（原始股）的发行方式，都体现出特区人的精神风貌，体现出敢闯敢试、改革创新的特区精神。

郑良玉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89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最早开始发行股票，属于私募定向发行，不是公募，也没有上市。到1990年底，深圳共有200多家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郑良玉认为，这个时期是特区关起门来自己试验，没有引起全国的关注，所以压力比较小。

第二阶段，1990～1993年。是股票市场由冷到热、由乱到治的阶段，发展迅猛，二级市场交易火爆，引起全国包括领导层的关注。郑良玉说，198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这给证券市场造成政治上的压力，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

第三阶段，1993年到现在，是积累经验的阶段。股份制改革使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加快发展速度，调整结构模式，因而被全国推广。1993年起，国家成立证监会，国务院出台上市公司交易法规，证券市场因此进入国家体制。

郑良玉用数字说明证券市场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加速度发展：1991年，深圳争取到的股票发行额度为1．5亿元，1992年为5亿元，1993年深圳、上海市场发行股票为50亿元。

搞股票市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事。在深圳，股票从无到有，在短时间发展非常迅猛，出乎人们意料。郑良玉回忆，他刚到深圳时，股票市场场外交易火爆，价格混乱，真假难辨。1990年5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公告，取缔股票市场的场外交易和黑市交易，并组织公安、工商和银行联合行动，清理整顿，从而将二级市场稳定下来。

但是，市民对股票的需求量大，取缔场外交易，必须要给一个合理的出口。当时深圳只有一个证券公司，下属三个营业点。因此，必须扩大证券公司规模。郑良玉说，深圳特区是全国的特区，深圳的改革需要全国的支持。于是出面邀请各省银行到深圳来办证券公司（那时证券还是银行的业务范围之一），各省银行也很支持。这样，半年之内深圳的证券营业点增加到306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证券公司不是统一市场，各公司价格不一，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交易混乱的局面。为解决统一市场的问题，组建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地点选在深圳金融大厦，设施比较先进，吸引了一批从国外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形成一支从事股份制改造和证券管理的专业队伍，并着手起草交易所章程。

郑良玉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1990年7月给总行打了报告。我们一直等待着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批文。同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直到次年4月11日，才正式批准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但我们于1990年12月1日已经开始集中交易（试营业），形成了深圳证券的统一交易市场。实际上，深交所的成立要早于上交所。

1991年5月15日，《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股票市场管理条例。不久，深圳经济特区公司制条例也颁布实施，上市公司行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开始受到法律规范。郑良玉说，当时深圳特区还没有立法权，但正因为我们是特区，什么都可以试验，我们就尝试着颁布和施行有关法规。

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其核心是改变当时上市公司自行决定发行股票、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的状况，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在公开市场买到股票，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

1991年，深圳5家上市公司发行1．5亿股票额度时，即是公开发行，具体方式是由投资者认购申请。由于认购申请限时限量，当然会发生排队现象。这一年深圳印制了500万张认购证，卖出去300多万张，因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的比较少，股市也不像后来那样火爆。但排队者还是多达60万人。

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特区建设掀起新热潮。这一年深交所申请到5亿元发行额度。郑良玉说，考虑到排队申购，人群聚集，风险很大，我们一度准备让投资者设立存款账户，每5000元一户，根据存款账户抽签。我当时赴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参加一个展销会，回来后听说群众强烈反对变更发行方式，纷纷反映这样将形成有钱人多存款、多开户便能多抽签。离预定发行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最后决定再沿用老办法一年，明年一定要改。

深圳要发行新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有130万人云集深圳。不少人从周边地区收购或者租用他人身份证，有的人带着上千张身份证来排队认购，有的人甚至结伴从内地包飞机来深圳排队。广深铁路原价50元的车票炒到了500多元一张。

郑良玉说，8月7日上班时，看到各证券公司营业部门口排满了人，心想麻烦了，恐怕要出事。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只能增加警力，尽量维持秩序。

由于发行网点出现舞弊行为，上百万人排了三天队却没有买到抽签表，他们群情激愤，上街游行，喊出反腐败的口号，形势空前紧张。舞弊现象确实严重，直接导致广大股民的抗议风波。8月9日上午8时各网点开始销售抽签表，但有的网点不到11时就已经宣告售完。当晚7时多，90%网点的抽签表宣布售完。有群众投诉，排着几千人的发售点，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更令人气愤的是，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黄牛”手握几十张甚至上百张抽签表，以每张700～1000元的价格兜售。

郑良玉说：“我和市委书记李灏商量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查办舞弊人员和扩大新股发行额度两项措施。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我这辈子经历的最震撼的一幕终于平息了。”

郑良玉认为，后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我们有三大失误：低估了炒股大军的热情、低估了舞弊现象的严重性、不该确定中签率。但“8·10”风波既是教训，也是财富。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对证券市场实行宏观管理，统一协调。随后，中国证监会成立，具体负责监管证券市场运行。1993年3月，隶属国家证券委的深圳市证券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统一管理深圳证券市场。由于有了统一的监管机构，证券市场的发展正逐步走上规范并不断与国际接轨。

郑良玉说，“8·10”风波进一步促进了股票发行方式的转变。1993年，深、沪两地采取无限量发售认购表，以及与储蓄挂钩的发行方式，实现了50亿新股的顺利发行。

郑良玉告诉记者：“深圳股票市场的探索之所以能够成功，深、沪两地股市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中央的支持分不开的，邓小平、江泽民的指示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大概在1990年夏天，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紧张筹备阶段，中央批转来一封来信，矛头对准深圳的股票市场。这封信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票市场应该关闭，越早关闭越好。来信认为，深圳的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不知道多少人要跳楼！

郑良玉说，上面有的人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主张关掉深圳股票市场，有的人则主张先搞调研，再研究决定。他看到这封信感到十分震惊，跟市委书记李灏汇报后，决定限制扩散，不事张扬。他们感觉到深圳当时能做的，就是加强调研，加强对股票市场的规范化和对交易的监管。郑良玉认为，那一封来信以偏概全，夸大事实，但反过来看，初创探索阶段，市场本身确实存在问题。针对来信中对党政干部的指责，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规定党员干部和证券从业人员不得买卖股票，堵住腐败歪风。

1990年11月，深圳举行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出席，并在深召开各省市负责人座谈会。郑良玉代表深圳汇报工作，主题就是股票市场的探索与改革。他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列举采取的措施，提出股票市场还要发展，就像过了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会后，江泽民表态：股票市场问题，应该让深圳继续试验！江泽民的指示对深圳股票市场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关于股份制、股票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有了一个结论。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坚持改革开放是对小平最好纪念

2012年1月13日，深圳阴雨绵绵。深圳市前市长郑良玉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1998年，郑良玉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选择回到深圳。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一些未完成的国画，茶几上，摆放着各种报纸。为了此次专访，郑良玉专门重温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仔细思考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南方之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郑良玉是全程陪同人员之一。他笑着说：“能和小平同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对话，让我终身难忘，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20年前的南方之行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他眼前，“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很保密，他也不让搞封锁，不让清场，他去参观国贸大厦的时候，还有很多群众买东西，他一下来群众就看到了，深圳的老百姓激动啊，连小孩子都叫着，邓爷爷，你好。”郑良玉笑着回忆。

邓小平南方之行在深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他还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这是南巡以后深圳20年改革开放遵循的箴言。

“在南方谈话20年之际，我们怀念小平同志最好的方法，是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条根本路线，不断推进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改革开放的更大成果，才是纪念小平同志最实际的行动。”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郑良玉一直在表达对未来改革的期许，他强调说，退休了，更多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问题了，“要把群众接受不接受、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改革的标尺。”

记者：您能否讲讲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时深圳当时的情况？您现在如何评价南方之行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

郑良玉：南方之行具有非凡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同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大事。苏联解体，国际上也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已经承诺了投资的项目，也撤走了，新投资也没有了。当时有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社会主义大旗到底能打多久，改革开放能否坚持？这时候，邓小平来了，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精辟论述，拨开乌云，使人们见到希望。南方谈话里有最熟悉的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为什么我们国家能稳定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小平同志南方之行后，全国很快掀起学习南方谈话的高潮，南方谈话像春风吹过大地，是全国干部群众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全国各省市党政代表团都组织到深圳参观学习，部队的很多将军也来了。1992年以后，深圳市委市政府讨论怎么发展得快一点，决定要搞高新技术产业。但是，深圳是由小渔村发展而来，人才不够，科技不够，资本也不够。市政府决定以我为团长，组织贸发局、计划局、科技局以及在深圳的大企业，组成代表团访问成都、西安、北京、南京等中国科技力量成果集中的城市，引进研究成果。所到之处，对方都以高规格接待，我们到了西安，陕西省委省政府要求我专门做报告会，讲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当时省委大礼堂的过道上都坐满了人。这就是小平南方之行的感染力。几个月后，深圳从四个地方的高校、科研机构，引来一批科技成果，并建立了相互合作关系。

小平南方之行以后，出现一轮思想大解放，原来一种改革开放求发展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小平同志说，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1993年我国资本市场大大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2年以前，深圳取得了两次上市的额度，一次是5亿元，1993年上市额度就达到了60亿元，每个省都有好的企业到深圳、上海上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热潮高涨，国际社会对邓小平南方之行的反应也很强烈，他们看到中国改革方向没有改变，外资也大量进来。

记者：您认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郑良玉：90年代初，深圳就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战略。深圳一直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改革，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化重组改革。深圳非常重视应用资本股份化的模式来实现资源配置，国有企业除了体制上的问题，资本没办法流动，通过股份化，资本可以流动，可以投入到最有效的地方去。

还有行政体制改革，深圳带了头，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等。目前，深圳政府机构设计非常精简，各种项目审批，在一个行政办事大厅全部解决。深圳首设功能区，减少政府层级，推进扁平化管理。

20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20年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发展最好的20年，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当然也要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历史进程，现在迈出的只是长征途中的一步，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去做。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社会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腐败严重，这些是前进中积累的问题。过去取得成就是靠改革开放，今后要克服障碍，面临挑战，取得更大胜利，更要靠改革开放，除了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您认为下一步应该怎样坚持改革开放？

郑良玉：现在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都要靠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来实现。

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要更加重视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侧重在商品市场改革，对三大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的改革严重滞后，对加快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第一，劳动力市场方面，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社保、户籍等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从资本市场看，问题更多，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监管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有法律无法治，上市公司作假圈钱的现象并不鲜见，二级市场违规交易得不到有效惩处，这样下去资本市场的发展很难为继。土地市场也有问题，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土地利用效率低，在招商引资和城镇化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造成中国大量失地农民。

第二，针对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现状，要加快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了解到，目前农村失地农民和一些“80后”、“90后”的农民加在一起有一亿三千万到两亿五千万，这些人有的没有了土地，“80后”、“90后”农民没有务农经验。这些人一方面，已经失去农村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无法融入打工的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通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来解决，将成为不安定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不利的。

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虽然我们一直在做，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当前改革的困局，地方的行政体制的改革，还属于下端改革，改了多年，旧体制中的弊病，机构臃肿、效率不高、权力过大、服务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样的核心层的改革，启动艰难。我国有监督法，各地人大在改革实践中，创新了一些监督的方法，比如民主评议、述职报告、个案监督等，但是很多又停止了，政治改革起步艰难。

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敢试敢闯。改革是要探索的，应该要试验的。小平同志说，要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试了错了就改，对了就推广，改革就是创新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欠缺这种精神。

第四，我觉得改革要上下结合，国家可以搞顶层设计，但同时要把群众普遍诉求的一些问题，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作为改革的选题。比如，公平正义，不能以稳定为借口，回避绕开实质性改革，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第五，我觉得改革的终极目标，要实现两个有利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这个也是小平南方谈话提到的，生产力发展还会面临很多障碍，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第二个有利于，是有利于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才能符合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共享发展的成果，应该作为一个要注意的大问题，特别要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少数利益集团利用权力窃取改革成果。

记者：邓小平南方之行时曾说，“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20年发展，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的发展却远远滞后。

郑良玉：我们曾经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学习经验，他们在解决人民住房问题上，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房，另一种是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保障性住房。90年代初，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已经符合今天住房改革的模式，成立了住宅局，除了建设机关公务人员的福利房，还发展面向全社会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微利商品房。

医疗、教育、住房这三个方面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有义务为社会提供服务。现在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医疗体制改革等，全国各地都在响应中央的号召，实施房地产限购政策，房地产市场应该会回归到理性化的状态。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同时要变成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弱化，要保持合适的水平。

记者：2002年，对于“特区不特”有过一场争论，您怎么看这种声音，以及深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郑良玉：我认为说“特区不特”了，只是看了表面，没有从发展角度看问题，“特区不特”这是必然的，也是好事。过去建立特区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全方位开放，只是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经过第一次南方之行考察，小平同志说，中国决定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句话做了定论，全国决定扩展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经过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又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高潮。改革开放的范围又扩大了，不仅是14个沿海城市，沿江沿边也开放。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大门全部敞开了，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我们看问题要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成了普惠制了，深圳还要过去特区老政策干什么，当时的政策只适应于当时的需要。

深圳发展了，改革发展了，国家发展了，对深圳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深圳要发扬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改革，要成为全国的排头兵。

现在深圳的前海就是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特区又特了。新时期，深圳还是要担负先行先试的作用。在前海开展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因为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够，经验不足，但是现代服务业在全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又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要通过跟香港合作，向香港学习借鉴。

现代服务业里除了生活性服务业，还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物流，我们的物流也是发展的初级阶段，没有真正成为产业供应链。前海就是要打造金融业、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制造业企业需要的服务都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研发、设计都属于生产性的现代服务业。

记者：改革的共识和改革的方向确立后，目前还有一些改革的阻力，如果要继续推进改革，您认为如何化阻力为动力？

郑良玉：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经过30年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也产生了既得利益集团，最怕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失去改革的动力。我认为，依靠党中央还是能解决问题的。南方之行20周年之际，重提南方之行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旗帜，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目标前进。改革不能停步，除了坚持改革没有别的策略，要按照现在的进程推动改革开放。我相信，深圳的改革后劲儿还是很足，党中央非常重视深圳的先行先试作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大运会开幕时，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深圳来，也表达了对深圳的重视。

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候，郑良玉作为深圳市长一起见证了历史，也是值得纪念的推动珠三角改革和发展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