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男,汉族,1926年12月出生,
广东电白人,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个人经历
1947年10月参加革命。
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曾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0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
1986年0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0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5年12月,组建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任职经历
李灏(1926年12月—),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
中山大学毕业,中共党员,高中时在高州中学就读后来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桂边纵队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
电白县人民政府科长,国家计委农林局、国家经委农林局组第,国家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经委委员、
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市长,中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灏是上世纪80年代至九十年代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人物。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工作的李灏,是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一手推动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在历时半年多于11月30日揭晓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相关评比中,他以高票当选人物评选最高奖项——“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并获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7年8月荣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杰出贡献人物。
他的改革意识和施政智慧使得深圳一直很“特区”,担负了起改革的试点和开放的窗口双重功能。
李灏在担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大力推动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现任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并于2005年组建深圳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曾经在1992年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巡。
重要事件
中国资本市场20年十大股市改革闯将
任职深圳市委书记后,他力推深圳改革开放。在他的任期内,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1985年颁布了《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成立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李灏还为经济特区争取到了最重要的资源——特区立法权。
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一些企业根据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这时,探索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创办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场,历史性地摆到深圳决策者的面前。
1987年7月22日,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该公司是管理市属国有资产的专门机构,是市属国有的控股公司,具有法人资格。这是我市改革市属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实行政企分开的大胆尝试。
1987年9月27日,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87年12月29日,我国第一家由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业。
1988年4月11日,深发展普通股挂牌上市买卖。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1年10月31日,首家B股深南玻B公开招股。这是中国股份制企业首次发行B股。
一个改革者 一个明白人
调整只是改革的前奏,改革才是更大的硬仗。只有突破体制障碍,推动制度创新,才能跳出“放——乱——收”的怪圈。
计划为主还是市场调节为主?曾经争论不休。深圳的改革试验,就是在检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兼容”。李灏在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提出,深圳的改革要朝着“按国际规则打篮球”的方向推进。“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有意避开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既参照国际惯例,又从实际出发,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是深圳改革的重要特色。
李灏导演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他说,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得不去解决,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可为以后的改革铺路。先易后难,步步为营,由单兵突进演变到综合配套。深圳迎来了改革出台最为密集的黄金期。
见效最快的改革是建立外汇调剂市场。李灏上任不久,遇到著名的“特发外汇案”。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的专案组调查,专案组准备拘捕特发公司总经理和一名副总经理。李灏了解案件经过后,认为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特发外汇案”给李灏的震动很大:同一件事情,置于不同的政策法律环境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深圳特区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若不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各项工作就如同捆住手脚,无法施展。不改革外汇制度,诸如“倒汇”的问题还会发生;不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李灏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外汇调剂中心等四个机构。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这项被称为阻力最大的改革,在深圳破冰。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一场从未有过的土地拍卖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李灏陪同李铁映、周建南、刘鸿儒等悄悄坐在后排,前来观摩的还有参加全国市长培训班的市长们。这一天,敲响了新中国历史上土地拍卖“第一槌”。土地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写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改革突入到禁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宪”这项罪名可是不轻。李灏不是鲁莽之人,在实际操作中慎之又慎。派人考察香港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不仅如此,他还到北京全国人大面见彭真委员长、王汉斌秘书长,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正是由于深圳的改革实践,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住房制度改革是最费精力的一项改革。1987年,深圳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房改方案。深圳提出“提租出售”的思路,房改办工作人员走访了5000多人,统计出14万个数据,经过反复测算,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6月,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实行“双轨三模式”:一种由政府提供福利房,解决公务人员和教职工的住房问题;第二种是由市场提供商品房,房地产公司开发销售;第三种是微利房,面向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困难职工。当时,深圳基本解决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同时满足少部分富裕起来人士的需求。但遗憾的是,这项改革制度并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住房货币化、市场化潮流兴起,深圳也开始“随波逐流”,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福利房制度被取消,两条腿走路仅剩下市场化一条。回头看,当时的房改方案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比如,福利房、微利房作为周转房,应优先由政府收购,要卖只能卖给政府,这一条没有实行。另外,对租房的认识不够,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还做不到“居者有其屋”,但可以朝着“居者有房住”的方向努力。
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股份化就是私有化,无人敢碰。李灏回忆说,他还在国务院工作时,曾看过一份世界银行关于中国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在不触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把笼统的“国有”变成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持有,分割成若干个利益主体,并逐步推进员工持股。这一思路给李灏很大启发,国企改革只能从股份制突破。1986年深圳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政府文件,由此,深圳打响了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国内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都在深圳诞生。深圳的改革试验,触到了产权问题。当时,私营企业身份不明,没有合法地位。李灏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连外资都可以办企业,中国人反而不能办?可否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区域开启一扇试验的窗口?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市政府1987年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不仅资金可以入股,而且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无形资产入股办企业,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深圳华为就是那时诞生的,不少中央、省里领导慕名来华为公司参观考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没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华为是怎么搞起来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如实回答道:“我们是靠一份红头文件起家的。”任正非所说的“红头文件”,就是指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这一政策的出台,点燃了无数怀揣梦想的科技人员的创业激情。
风险最大的改革是建立证券市场。当时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反对的声音特别厉害。深圳市政府1988年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迫于压力,后来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第二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李灏很高兴地说:“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深交所开张前,股票黑市交易近乎疯狂。在交易所开张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取缔黑市交易的通告,同时调整涨停板的幅度,但没想到带来的后果却是长达9个月的股市暴跌,面临全面崩盘。深交所负责人禹国刚找到李灏,请求政府出面救市。李灏说,股市下跌,政府出手救市,最重要的是恢复股民的信心,不能再等了。李灏和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等一起商量,市政府动用两亿调节基金秘密救市。从9月7日悄然救市开始,到10月3日不足一月,股市冲出谷底,市场人气重聚。建立证券市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也会酿成大的风险。深圳股市“8?10”风波就是这样发生的。李灏说,股票风波是他平生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市委书记,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特区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心里很不安。好在中央支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关掉深交所。2007年由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发起“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杰出贡献人物”评选活动,李灏名列十名杰出人物榜。颁给李灏奖牌上的评语是:“视野开阔,证券市场摸着石头过河;胆识过人,开设证券交易所不惜赌乌纱。”
最费时的改革是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这项改革从1987年酝酿,经过考察、反复论证,到1992年出台方案,前后历时五年。过去实行供给制,保到老死,搞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不与个人贡献挂钩,这显然不符合改革的方向;照搬西方,特别是高福利国家那一套办法,寅吃卯粮,过度消费,我们也搞不起。通过考察,反复比较,深圳社保方案参考了新加坡、智利的一些经验,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这项改革方案覆盖了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领域,一项改革解决了三大难题。199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灏和郑良玉去北京拜访劳动部负责同志,征求他的意见。这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们是特区,也有一定条件,你们搞这个试验我不反对。但目前我们国家财力有限,你们这个方案恐怕还很难在全国推开”。不久,市政府就颁布了《深圳市社会保险暂行规定》;同时颁发了《职工养老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职工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深圳的改革需要立法权,在大力推动各项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在积极争取立法权。当时只有国家和省一级有立法权,授予一个经济特区立法权,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先例,其难度和阻力可想而知。李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就没有改革权。”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不断吸引外商投资,可是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外商对特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深圳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地,同样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驾护航。几经周折,全国人大终于授予深圳立法权。有了立法权,意味着特区法规只要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了,深圳具备了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李灏说,“获得立法权,这是中央对深圳最大的支持”。
两手都要硬
李灏南下履新前夕,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尉健行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困难?李灏坦率地说,很多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克服,惟独对两件事没有把握,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脑海里盘旋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李灏在民主法制、行政体制、思想文化教育、新闻舆论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
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监察局。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做法,1987年成立的监察局,与检察院、反贪局不同,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同级”,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从市长开始。首倡“立法、教育、办案”的六字监察方针,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教育,最后才是办案。李灏说,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我们提倡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既体现出法律的尊严,也体现出爱护干部,善待同志,保证我们的事业不受大的损失。
注重新闻舆论监督,鼓励批评报道。在1986年深圳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李灏指出,特区的新闻工作者要以主人翁精神,着重抓好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抓好新事物的宣传报道,热心地为新事物鸣锣开道,促使其茁壮成长;其次,注意抓倾向性问题的报道,善于抓住一个时期带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批评揭露,尽可能使一些不良倾向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三,要抓好典型报道,包括人和事,也包括对一些专题的调查剖析。李灏认为新闻报道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也要适当登些批评稿件,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纸不开展批评是没有生气的。即使是他本人或市政府的某项具体工作,如果确实做得不好,批评一下对于改进工作有好处,应该欢迎。
深圳率先在全国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早公开招考局级干部,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作了大胆尝试,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对行政体制改革,深圳也做了一些探索,曾尝试设立政务咨询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将决策、执行、监督有效整合。
一座城市要有高扬的精神旗帜。1986年,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深圳提出“开拓、创新、献身”的特区精神。对“特区精神”,李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深圳特区是多元化的社会,可以表达多种意见,自由空间大,但不能没有主旋律,“开拓、创新、献身”就是主旋律。特区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收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成果,形成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9年,李灏在《求是》发表《抓好法制、道德、理想教育》文章,再次阐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李灏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从法制、道德、理想三个层面提升精神文明水平。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们的行为靠什么来约束?主要靠法制。商品经济最本质的内在要求是自由和平等,是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竞争,要求人们尊崇诚实守信、质量至上、追求效益等观念。理想教育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一个社会,需要有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更需要有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就是人的理想。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理想教育,这几个方面都抓好了,全社会就会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必定是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平教诲终身难忘
李灏主政深圳8年,最令他难忘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李灏回忆道,这次小平很兴奋,一路看一路讲,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发展成就。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深圳基本搭起来了,小平感到有抓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他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要敢闯,往哪里闯?小平同志点破了中国改革的敏感禁区——市场经济。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李灏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陪同去华侨城参观的路上,他向小平汇报说:特区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要反哺内地,1989年深圳成立了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每年从市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以低息贷款方式帮助扶持贫困地区,发展造血项目。小平听了很高兴地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带动后发达地区,将来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所说的八年,正好与李灏主政深圳时期相吻合,这是对特区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李灏人生的最大褒奖。
变革时代经受艰苦磨难
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时代变迁,在李灏身上打下鲜明的印记。可以说,时代的滚滚洪流推动他不断进步与成长。
李灏少年时代酷爱读书,渴求知识,立志学到知识和本领,报效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在他脑海里萌芽。李灏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家庭。1939年、1941年,李灏的父母先后病逝,他的二姐李嘉、二姐夫梁之模和表哥郑奎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李灏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从1941年开始,中共茂电信地委和电白县党组织就以李灏家为秘密据点开展工作, 1941年至1949年间,地区和县领导人在此活动和隐蔽长达八年之久。
李灏1943年高中毕业后,本来打算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因家庭困难筹措不来旅费,他只好在当地找事做,先后在两个乡村小学担任校长。李灏先后安排中共电白县委负责人严子刚及刘俊才、黎成儒担任教导主任,学校骨干也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46年,李灏的三位亲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国难家仇,对李灏触动很大。李灏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安排下,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初,李灏从家乡步行到广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等院校举行的招生考试。放榜后他惊喜地发现,所报考的学校均录取他,并且名列前茅。李灏就近选择了中山大学,成为农业系的一名学生,师从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教授。大学期间,李灏在投身学校各种进步活动的同时,还与刘积昌、李卓儒等成立“电白留穗同学同乡会”、“秋白社”,秘密出版《电风》、《电声》刊物,同时多方筹款、筹物运送到茂电信游击区。1947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由于李灏的身份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从学校撤出,调到粤桂边区茂电信地区工作,从而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期间李灏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出色的成果就是策动陈赓桃起义。陈赓桃是李灏的一个疏堂舅父,原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团长,山东战役后回广州,任广东保三师少将副师长兼保九团团长。李灏利用关系主动做陈赓桃的工作,吸收陈的两个儿子参加地下学联,共同做策反工作;乘陈招兵买马之机,介绍一些可靠人士进入保九团。1949年10月,陈赓桃率领保九团及保十团一营共1000多人起义,茂电信一带局面发生很大改观。起义部队整编后,粤桂边纵任命李灏担任边纵暂二团一营教导员。
1950年,粤桂边区全境解放,李灏从部队调回电白县工作,参加支援前线、民主建政、恢复经济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先后任电白县政府党组成员、秘书、科长及土改工作队长、代理区委书记等职务。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归队,李灏奉调北京,这一去就是32年。这个期间,李灏经历了农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不同岗位的历练。
最初李灏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参加了国家“一五”计划农村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1956年国家计委一分为二,李灏被分配到国家经委工作,任国家经委农业局综合组组长。两年后,国家经委的职能调整为主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李灏的工作从农业转到工业上。1960年李灏担任经委领导的秘书,直至1965年。1965年3月,他调到新组建的国家建委工作,任党组办公室副主任。
“文革”开始后,李灏一度受到冲击。1969年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开始工作。其间,曾调到小“计委”工作一段时间,参与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稿的起草工作。以后,李灏又回到国家建委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8月,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李灏任“两委”的副秘书长和专职委员,从事对外经济工作。1982年,国务院各部位机构调整,他调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委员、秘书长。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李灏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组织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李灏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只是“幕僚”,但对农业、工业、交通、建设、外经贸等都有较多了解,他熟悉了国家经济运行的机制,锻炼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又培养了宏观经济观察能力。多年积累的知识财富和工作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特区招牌不能丢
1993年4月,李灏从深圳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正部级)。他分工主要抓立法工作。八届人大期间,财经委员会负责证券法、银行法、国有资产法、破产法、期货交易法等10部法律起草工作和几十部法律草案的审议工作。
2004年9月,李灏经中央批准离职休养。李灏说我干了几十年,年事已高,要开始做一个清闲人。其实,他离休后依然忙碌,非常关注深圳的发展。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特区内外一体化、深港合作、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李灏离休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既对历史负责,也启示后人。在李灏的倡导下,经深圳市委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李灏担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他对深圳特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风趣地对特区研究会的同志说,“你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深圳无疑是中国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李灏也无疑是传奇的人物之一。2008年11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及评选活动”,李灏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和30名社会人物。这是对李灏当年改革实践的公正评价。李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谦虚地说:“虽然是我个人当选,但实际是对深圳这座改革城市的肯定。”
重温邓小平1992南巡讲话
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
深圳未来的发展,最值得重视的是与香港的合作。深港两地的合作应有战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国具备条件建设世界级大都会的还有京津和上海地区
“15年了,我确实很怀念小平同志!”和两年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一样,李灏又习惯性地挥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问题,的确让我们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二次南巡时,李灏任职深圳市委书记。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现虽已久居二线,但他对“一都两市”或“一都两区”的深港一体化憧憬,对深圳经济特区使命及前途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为该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80岁高龄的李灏再次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如果没有15年前的讲话
《第一财经日报》:1992年小平南巡时的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出现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当时深圳的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深圳的“一把手”,您对小平南巡有着怎样的期待?
李灏: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到小平南巡,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主要便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
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
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我们也想将今后要做的事,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较紧张,一直没有找到更多汇报的机会。在小平同志要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盘算了一下,还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今后的几点打算:
第一,进一步放开一线、管好二线,也就是要构建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区;第二,搞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第三,撤销宝安县,建立三个区,逐步推进特区内外的农村城市化。
这三个打算当场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如今看来,其实这几个设想都还在逐步实践中。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曾寄望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你们要搞快一点”。您当时是如何理解这一精神的?
李灏:我的理解是,这句话不仅是对深圳、也是对全国讲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装的是我们整个中国和人民,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早日实现现代化。他对深圳人的叮咛,不更是对全国的期望吗?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请来的,我之前曾几次请他来深圳看看他都没来,这次我还未来得及邀请,他就主动要来了(大笑)。
深圳成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开放的实践地,如果实践是成功的,也就证明了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从创建特区开始,他时刻关注着深圳每一步的发展,关注着牵动全局的试验。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李灏:传承改革精神续写春天故事
20年前,他们亲历了邓小平同志南方之行,见证了“春天的故事”,20年后,他们受邀来到深圳莲花山,与习总书记一起回顾广东改革开放历程,他们表示要老当益壮,“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视察时,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作为陪同的四位老同志之一见证了全程。近日,李灏在深圳麒麟山疗养院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
在李灏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来深圳视察,没有封路,没有安排宴请,没有入住迎宾馆,而是住在一间普通套房,吃饭也只是自助餐,这些都体现出习总书记身体力行践行新八条规定,态度鲜明。
回忆习总书记向小平同志塑像敬献花篮的场景,李灏无比激动,“我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新一届领导人视察深圳,能看到改革开放精神的传递与坚守。20年的路,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改革的步伐不能停顿”。
李灏还回忆了邓小平南巡的情景。李灏说,特区人最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没有如今的深圳。1992年,在全国都在讨论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一番谈话,为深圳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李灏看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第一站就到深圳,就是说明中国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的道路,要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
“尽管我们的环境与20年前大不一样了,但小平同志的讲话仍然指导我们前行,经济特区仍然要敢闯敢试,小平同志当年重视试验田作用的做法,也应继续引起我们的重视。”李灏说,20年前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一阵春风,给处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广东送来了春天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广东视察像一道阳光,给转型中的中国以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南粤大地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窗口,续写‘春天的故事’。”
李灏认为,作为改革的先锋城市,深圳一直在改革,改革任务仍很繁重,例如如何使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携手香港创建国际化城市等。而且,作为改革“试验田”,深圳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尝试,如财富的二次分配、遗产税等。“其实,深圳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的,毕竟中央此后再也没有增加过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