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1895年6月11日一1979年1月25日)，原名郑隆谨，字伯奇，笔名东山、虚舟、何大白、方钧、郑君平、席耐芳、华尚文、乐游等。陕西长安人。中国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左翼文学运动开创者之一。

原名郑隆谨，字伯奇，1895年生于西安长安，幼年家贫。15岁加入中国同盟会，一年后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帝国大学。1919年参加同盟会，1920年在《少年中国》1卷9期发表第一首诗作《别后》。次年加入创造社。192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哲学科。同年回国，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他来到上海，开始从事文艺工作，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刊物有“创造月刊”、“北斗”、“新小说”等。

郑伯奇(1895.06.11～1979.01.25)，原名郑隆谨，字伯奇，笔名东山、虚舟、何大白、方钧、郑君平、席耐芳、华尚文、乐游等。

1895年农历五月十九日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瓜洲堡村。中国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左翼文学运动开创者之一。幼年家贫，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会农业学堂；15岁加入同盟会，16岁参加辛亥革命。其后以公费入南京民国大学政治专修科，后转上海震旦大学初级预备班读书。1917年去日本，先后就学于第一高等学校(东京)留学生预备班、第三高等学校(京都)、京都帝国大学。1921年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发起成立创造社。1926年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政治教官。1927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

1929年，与夏衍、阿英、沈西苓、冯乃超等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并任社长。1930年2月，当选为左翼作家联盟常务理事，同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任职于良友图书公司，并与夏衍、阿英一起进明星影片公司，任顾问和编剧，与阿英等合作或改编《盐潮》(1933)、《泰山鸿毛》(1933)、《时代的儿女》(1933)、《华山艳史》(1934)、《到西北去》(1934)、《女儿经》(1934)等电影剧本。其间，用郑君平、郑平子、席耐芳等笔名，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艺术》月刊、《戏剧时代》月刊、《沙仑》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戏文学的通俗化问题》等戏剧、电影批评与理论文章；与黄子布(夏衍)合作翻译苏联V．I．普多夫金的《电影脚本论》和《电影导演论》，单独翻译狄莫辛柯的《电影结构论》等理论著作，主编《电影画报》等刊物。30年代撰写的部分文章，收入《戏剧论文集》(1930)、《两栖集》(1937)中。除戏剧、电影理论的研究写作外，他还积极进行戏剧实践。1933年戏剧协社在上海上演苏联剧本《怒吼吧，中国!》，与黄子布、孙师毅、沈西苓任导演；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与夏衍、张庚、孙师毅等人创作整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8月7日在上海公演，激起强烈反响。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起任教于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1945年曾主编《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副刊《每周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西北大学教授；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北文联副主席。1951～1952年创作秦腔剧本《血训图》和《史惠贞劝夫》，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他还创作有小说剧本集《抗争》《轨道》《哈尔滨的暗影》，短篇小说集《打火机》，散文集《参差集》，回忆录《创造社及其他》等文学作品；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

中国电影剧作家，小说家，文艺理论者，左翼文学运动开创者之一。

1929年，曾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独幕剧《抗争》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32年他与夏衍，阿英一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他与阿英等合作或改编《盐潮》《泰山鸿毛》《时代的儿女》《华山艳史》《到西北去》《女儿经（1934）》等电影剧本。还用郑君平、郑平子、席耐芳等笔名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上发表电影批评与理论文章，被称为“十五员大将”之一。他与黄子布（夏衍）分别翻译了苏联普多夫金的《电影脚本论》和《电影导演论》，单独翻译了苏联狄莫辛柯的《电影结构论》，他还将其它国家的优秀影片介绍给中国观众。抗战爆发后，到西安编辑《救亡周刊》。隔年到重庆，任职于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3年冬回西安任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1945年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编剧刊《每周文艺》。1946年出版《参差集》。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并写作评论和回忆录。其中回忆创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结集为《忆创造社及其他》。1951—1952年创作秦腔剧本《血训图》和《史惠珍劝夫》，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集《郑伯奇文集》。1979年1月去世。

《抗争》(话剧、短篇小说合集)1928，创造社

《轨道》(戏曲集)1930，启智

《宽城子大将》(中篇小说)1932，良友

《打火机》(短篇小说集)1939，良友

《两栖集》(文艺理论集)1937，良友

《墙头小说集》(短篇小说集)1937，千秋

《哈尔滨的暗影》(话剧)1941，上杂

《参差集》(散文、译文合集)1945，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

《忆创造社及其他》(回忆录)1982，香港三联

郑伯奇是创造社的元老、左联领导人之一，留日期间，他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后又在上海发起并筹办左联作家联盟。1944年，郑伯奇出任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主任，成为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首任系主任，也是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正如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所说，郑伯奇先生的一生身处跌宕而充满历史剧变的环境中，既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大力推进了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和新中国文学的建设和发展。

胡宗南撤离西安的前三天，曾派专人去甜水井郑伯奇家，通知郑先生准备跟胡一起走。郑伯奇生性内向，既不敢公然抗争，又不甘心做蒋王朝的殉葬品，更何况其时郑夫人朱文敏健在，身边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抛弃妻小儿女之事，实郑先生所不为，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夫人朱文敏对我说：“郑先生装做会亲友的样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来。”倘昼夜匿踪激怒胡宗南，后果堪虞。感谢上苍，解放军进军神速，胡宗南仓皇逃窜，没来得及逼胁先生，先生始幸免于劫难。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时，写过小说《最初之课》展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大学毕业归国，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时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创造社工作数年，主编该社杂志。郑伯奇年轻时血气方刚，20年代在上海写过题为《抗争》的作品，小说集《打火机》的第一篇小说《香港一夜》，写中国妇女之命运，情真意切，全篇贯注爱国深情，对青年喻以爱国之理，口言笔论，更是终生不渝。郑伯奇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为促成“左联”的成立，先生对筹备工作，不惜余力。大家熟知，创造社和鲁迅打过笔仗。在创造社主要成员中，郭沫若的诗久负盛名，郁达夫的小说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论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说鲁迅是“有闲阶级”，鲁迅因此题一本杂文为《三闲集》。成君言论激进，行为亦然，在法国加入中共，随红军长征，历任陕北公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鲁迅与郁达夫有私交，后与郭沫若和解。50年后，郑伯奇亲口对我说：“鲁迅对人的认识，极难改观。”郑伯奇与夏衍最早合写电影，1979年郑逝，夏衍唁电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辈为先生讳。郑多次找鲁迅沟通。

抗日战争开始，先生自沪归陕。因怕日军知其曾留学日本，必纠缠无疑。郁达夫流亡东南亚，被逼做翻译，遭日军杀害，即其佐证。先生1937年在西安编辑《救亡》周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主编《每周文艺》副刊，并且团结了一些爱国青年。青年们意欲成立社团，事先郑伯奇曾给郭沫若写信，郭沫若回信说：文学写作，应图新。张恨水的写作，由旧式转变为新式，林语堂则由新式变更为旧式，青年们写作，必须树立新风。尊重郭老的倡导，社团定名为“新风文艺社”，并于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风社的照片上郑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后三层青年围绕。郑先生在新风社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修养》的讲话。先生说：青年写作，第一，要有爱国情怀，这是身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格，或为人品德；第二，要热爱生活，情来源于生活，情生必文茂，语言的生命力是书本与生活的融会，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写过作品，后对生活淡漠，遂“江郎才尽”；第三，多学会一种外国语，就是多一只眼睛，可以眼观世界。先生在日本数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还学习法语，充实自己，实为经验谈。新风社成员阎栋材，从晋入陕，写诗文支持先生编的版面，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作品。阎君对某些成员拿笔墨作为敲门砖，充当鹰犬之徒，呼之为“文艺掮客”。阎君在西安数次被捕，后逃往兰州，被马匪割舌杀害。李尤白的文学作品《吕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郑伯奇写序，被当局检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断。此后，先生在大学讲课，数次提及李君之作，该作艺术上有朝气，内容以抗日烽火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间在西安主编《骆驼文艺》杂志，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新风社上述成员，代表着西安四十年代文学的业绩，郑伯奇所做的团结工作，是不可忽视的。

郑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则徐的素材，准备写长篇小说。先生个性谨小慎微，文艺界的制约又较多。40年代，先生写一位司机偷卖汽油，妻子劝夫从善的小戏，但却被人上升为“诬蔑工人”。

我近年脚后跟痛不着地，先左后右，时轻时重，实老年症。郑伯奇曾患脚底部神经末梢炎，先生对我说：“走路，双脚似踩着棉花。”历史证明，那些说长论短的智者，与先生年龄相同时，其老年弱点盛于先生，或更娇。历史对一些人的戏弄，是不受主观左右的。这些无辜之灾，削弱了郑伯奇的创作情绪。

2019年12月14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联合《新文学史料》杂志社隆重举行了“创造人生——纪念郑伯奇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座谈会，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郑伯奇先生的女儿郑敏教授，郑伯奇的学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马家骏先生和榆林学院郭冰庐教授也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郑伯奇平时衣冠楚楚，极爱整洁。40年代李尤白在西安街头路遇先生，先生长发不修，胡髭不刮，时值老父初丧，故而郁郁寡欢，神志沮丧。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郑伯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