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韩》选自《严复集》，是严复创作的散文，作于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此文是针对韩愈《原道》一文而作的散文。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矣。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士（1）。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2），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3），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4），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5）。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6）；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7），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其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子道其胜孔子与否（8），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9）。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10）？无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而韩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11）。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13）。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14）。”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15）。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16）。”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17），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专力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易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18）。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夫如是之民，则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强梗欺夺？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19），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20），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21）？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谓是固与天壤相弊也者（22），又乌足以为知道者乎？

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23），而况中国乎？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荦荦尤大者（24），则明刑治兵两大事而已。何则？是二者，民之所以仰于其国之最急者也。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25）。知民所求于上者，保其性命财产，不过如是而已。更鹜其余，所谓代大匠斫，未有不伤其指者也（26）。

是故使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27），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28），吾又乌得而靳之（29）？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非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30）？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31）。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数百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嗟乎！有此无不有之国，无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论，忌讳虚憍（32），至于贫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过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国，当知富强之甚难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国，又当知富强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馁。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33）。”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34），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君。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35）。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36）。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胠箧之说也（37）。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38）。”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39）。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

（节选）

（1）处之中土：使他们在中原土地上安居。

（2）木处而颠：住在树木上要跌下来。土处：住在洞穴中。

（3）赡（shàn）：供给。

（4）湮（yīn）郁：情绪郁闷不畅。

（5）锄其强梗：铲除强暴凶顽的人。

（6）权衡：秤锤和秤杆。

（7）鳞介：鱼类的鳞和虫类的甲壳。

（8）老之道：老子的“道”。

（9）自然：老子“道法自然”说。易：改变。

（10）相资：相互凭借、依靠。

（11）什一之赋：用十分之一做赋税。置：设立。

（12）“民之贵”三句：语出《孟子·尽心下》。

（13）亿兆：千万百姓。

（14）“窃钩者”二句：语出《老子·胠箧》。

（15）“道之大原”句：语见《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16）“呜呼”以下数句：引自韩愈批判佛、道的话，借以讽刺韩愈的谬论。

（17）通功易事：人各有事，互通有无。语出《孟子·滕文公下》。

（18）化：教化。

（19）朘（juān）：即朘刻，搜括、克扣的意思。

（20）责：索取。

（21）抚我为后，虐我为仇：语出《尚书·泰誓下》。后：帝王。

（22）天壤相弊：语出《战国策》。天壤：比喻事物的经久不朽。弊：败坏。意思是与天地共始终。

（23）善国：进步发达的国家。

（24）荦荦（luò）：明显。

（25）约法三章：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26）代大匠斫（zhuó）：语见《老子》：“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手者矣。”斫：砍。

（27）孳孳：即孜孜，勤勉不倦。

（28）畀（bì）：给予。

（29）靳（jìn）：吝惜。

（30）曷：何。贵：崇尚。

（31）方富：比富。正：正法、治罪。莠言：坏话，错话。

（32）虚憍：空虚骄傲。

（33）“曲士”句：语出《庄子·秋水》。曲士：乡曲之士。束于教：被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束缚。

（34）泥：拘泥。

（35）猥毛而起：像刺猬毛齐竖一样纷繁出现。

（36）漓：薄。

（37）胠箧：《庄子·胠箧》篇。

（38）臣妾亿兆：把百姓当作奴隶。

（39）故训：最初的解释。

这篇文章选自《严复集》，作于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此文针对韩愈《原道》一文而作。韩愈在《原道》中从级建立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论述了君统治民的合法性。严复则严厉批驳了韩愈的观点，猛烈抨击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指出“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封建君主的愚民政策正是造成国家贫弱局面、无力抵御外敌的原因。严复还提出学习西方富强的经验、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维新主张。尽管严复的政治观点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局限性，但他以被视为孔孟以后道统继承人的韩愈的文章作为批判对象，这本身就是对封建道统的大胆挑战，在当时具有批判现实的进步意义，也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十四岁考取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留学，除完成学业外，致力于研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阅读英法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1879年（光绪五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至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等。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宣传变法图强，震动一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以“通中外之情”。自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起，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校长等职。著作有《严复集》、《严几道诗文钞》、《严译名著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