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很多艺术都可被称作身体艺术，比如行为艺术、偶发艺术和各类舞台事件，它们都对身体表达了直接的关注。身体艺术常常探讨性别和身份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身与心的关系，为此，艺术家在作品中对自身的耐力做出挑战，从而探索身体的极限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着衣与裸体、内在与外在、身体局部与整体的对比也是身体艺术常见的主题。在一些作品中，身体被视为语言的另一种表达。

身体是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艺术在当代艺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身体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表现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艺术和观念艺术中。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相互交叉，又与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人对自身更深入的思考，对17世纪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中的身体/心灵二元对立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身体艺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艺术运动，当时，约翰·凯奇等激浪派艺术家创作了很多偶发艺术作品，这些身体表演与传统的以娱乐为目的的表演不同，其戏剧性的风格旨在强调某种基于观念的意义。之后，这种“另类的”艺术形式迅速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蔓延，相关团体包括维也纳行动派和日本的具体派。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的新现实主义运动（The Nouveau Realisme）促进了行为艺术的发展。这场运动关注艺术家和其他作品参与者的身体，可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艺术”。其中，最重要的艺术家是伊夫·克莱因，在“人体测量学”系列中，他将身体当作工具、媒介和艺术行为的对象。

尽管身体艺术经常以表演的形式出现，但它并不总是以直接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方式呈现的。许多身体艺术家，如汉娜·威尔克（Hannah Wilke ）和安娜·门迪埃塔（Ana Mendieta），则用摄影或视频来展示她们用身体创作的艺术。

20世纪60年代初期，抽象表现主义主导了美国的艺术界。杰克逊·波洛克等艺术家进行绘画创作时需要大幅度的身体活动，然而，这场运动的抽象特性使得其不适用于表达包括政治观点在内的各种观念。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艺术形式，而许多女性艺术家正在寻求突破，以激进的方式反映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境况。1963年，曾当过画家的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开始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表演，以挑战抽象表现主义的统治地位。

身体艺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的潮流中，可谓正逢其时，因为西方世界的社会环境在当时较为宽松。在这个自由恋爱和迷幻药物并存的时代，无论是在外表还是在行为上，男性和女性都拥有了空前的自由。用身体来发表政治和性别观点被看作前卫的表现。

这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盛行的时代，成群结队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越南战争、核危机，以及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1969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进行了行为表演《床上和平》，他们一周没有下床，在床上做爱以呼吁世界和平。

身体艺术与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量女性艺术家选择以表演的形式来表达自我，她们往往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展示、反抗和发声的工具，行为表演、摄影和录像成为她们青睐的表达手段。由于这些形式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新的女权主义美学得以出现。在这种美学中，女性身体占据了中心位置，不再仅仅是男性凝视的对象。

身体艺术直到20世纪末才被认为是一种与行为表演艺术不同的艺术形式。艺术评论家阿米莉亚·琼斯（Amelia Jones）在其1998年的著作《身体艺术》中对此做了清晰而广泛的区分。琼斯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时代，身体艺术的热潮逐渐消退。 然而，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与身体相关的艺术实践和身体书写的戏剧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