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1902—1993），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02年生，陕西省蓝田县人。又名赵绍平。农民家庭出身，早年投身革命。赵伯平同志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蓝田县委书记、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部长及省委常委；解放战争时期任省工委书记；解放初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西安市委书记、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六十年代后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赵伯平同志，1902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便积极投身于革命。

1926年，他和史可轩、许权中一起，在蓝田、长安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1930年秋，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一起抵制“左”倾路线，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党的联络点。到1932年底，创建起73个党支部，发展了1153名党员，点燃了陕北革命的燎原之火。

1933年秋，因叛徒出卖，伯平被捕，囚禁在“陕西第一模范监狱”达三年之久。在狱中，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撰写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文章，和吕剑人等同志一道，通过绝食、演剧等形式，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法庭多次刑讯，他守口如瓶，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见他“坚不吐实，顽固不化”，又玩弄新的伎俩，以枪毙恐吓。伯平镇定自若，严词痛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敌人通知他被判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西安事变后，伯平无条件获释。

抗日战争期间，伯平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执委、常委，并兼任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此期间，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理论，团结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领导陕西地下党，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1939年，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夏党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实现这一方针过程中，伯平有独到见解。他指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隐蔽，关键是保证党员质量，“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若党内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就是党员太多了。”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主要是三种人：思想上动摇，斗争中怕死；行动上冒失，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工作中大意，不遵守地下组织纪律。他还针对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条原则：“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这就是把省委“内无奸细，外不孤立”，“广交朋友”和“白皮红心”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伯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顶住压力，保护了陕西地下党。1948年春，关中部分地区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乱划成份。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说“土改中右是不对的，但‘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看似‘可爱’，实则‘可恨可悲’，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后来他还提醒地、县干部，对于右和“左”的问题，一定要具体分析，谨慎对待。切忌无限上纲，伤害同志。

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伯平去电，要求三天内将敌人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调查清楚。伯平接电后，立即将获悉的重要情报报告彭总，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新中国成立后，赵伯平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西安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府党组书记、常务副省长、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

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十分关心农业和农民问题。陕西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他非常重视发展集市贸易，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调查研究，而且多次深入市场考察。早在60年代初，他就主张把自由市场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反对关闭、取缔。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暗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1962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做法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愿望。伯平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伯平同志遭到“四人帮”及康生的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真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离休后，不顾年老体弱，认真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1993年5月7日，赵伯平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