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1912年-1967年5月7日），男，字孝先，原名贾耀祖（曾用名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籍贯陕西省神木县，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1926年，贾拓夫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先后任团神木县第一高小支部书记、绥德县学联主席、团县委书记等职。

1928年，贾拓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30年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10月一度被捕。不久，被中共派往渭南工作。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省委组织，宣传工作，为整顿和发展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遭敌人破坏，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使党的组织和红军得以免受更大的损失。1933年11月，作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由组织安排，从陕西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1933年底，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1934年初，贾拓夫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在苏区，他协助陈云做白区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工作。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在陕北革命者中，贾拓夫是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又参加长征全过程中的原籍陕西的人。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并负责为部队筹运粮食。

1935年1月19日，贾拓夫带领一个连红军攻占了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城，为部队的前进清除了障碍。7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庐花城筹粮委员会委员。他和大家一起通过多方宣传，把该地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逃跑的藏民找了回来，帮助他们组织自治政府、煮盐巴、筹粮。在藏民送粮队的支援下，贾拓夫很出色地组织完成了30万公斤粮食的筹集任务。

1935年9月，贾拓夫列席了中央班罗镇政治局常务会议。他向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情况，并建议中央到陕北去。10月中旬，贾拓夫在陕南受中央委派，率领先遣队带一部电台去找刘志丹、徐海东的红15军团。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湾，终于见到了程子华、郭洪涛等领导，向他们介绍了长征情况，使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很快地会师了。后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任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部部长等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回到延安，在张闻天、李维汉领导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局局长。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边区参议员等职，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张闻天、李维汉的领导下，贾拓夫主持了对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党中央讨论通过实行。随后，又组织干部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中国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证回、蒙等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于争取回、蒙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他们的爱国上层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开展蒙古族、回族工作，由贾拓夫建议并主持，在延安建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以及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并修建了清真寺。此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自治村或自治区；在延安开办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

1945年，日本投降后，贾拓夫接替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他随同西北局的领导机关和边区人民政府辗转陕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支援前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贾拓夫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西北全境解放后，他主持西北财经委员会工作。长征后，直到1949年，贾拓夫在陕西先后担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常委、统战部长、少数民族工委会主任、西北财经办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

1952年8月，贾拓夫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协助陈云、李富春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并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9月，任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监事会主任。

1956年10月，贾拓夫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8年6月，贾拓夫为中央财经小组成员，9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贾拓夫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贾拓夫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基层工作。

1962年贾拓夫任抚顺发电厂厂长，1965年任石景山钢铁公司副经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贾拓夫于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贾拓夫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

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功臣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国民党报纸，上有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聂荣臻立即将报纸专送司令部叶剑英。为核实消息真伪，充分了解陕北红军情况，叶剑英找到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看完报纸后，贾拓夫高兴地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势力周旋。”贾拓夫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陕北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听完贾拓夫的汇报，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完后，又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彭德怀回来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由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事关重大，毛泽东找来贾拓夫当面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毛泽东听后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号召大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并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跟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后改为吴旗）镇。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为党的民族工作做了开创性工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初，贾拓夫担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1月至5月，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临行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对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回原主。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对各民族团结不利的规章与习俗，坚决予以废除，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各阶层广大群众中树立了新的信誉。

1939年，中共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于1938年底在延安成立的，是中共为开展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贾拓夫在这个组织中兼秘书。工作中贾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党对团结回族和蒙古族共同抗日的各项重要意见。毛泽东在报告上面亲笔批了“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贾拓夫建议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字。贾拓夫还建议回协在延安设立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贾拓夫先后参加组织了蒙古族和回民两个文化促进会。同年，白如冰（时任“三边”特委书记、绥远省委书记和晋绥边区党委书记）从绥远省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贾拓夫参加了会议。会上，贾拓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对团结和争取蒙古族、回族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宝贵意见，对开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5月，毛泽东根据陕西省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经验，亲自为西北工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著名的十六字方针。贾拓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陕西地下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的意见和办法。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后，西工委即将工作移交西北局，贾拓夫调西北局先后任常委兼秘书长、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长，7月，西北局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为了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贾拓夫建议将陕北公学民族部与中央党校的回回班合并改为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对中共西北公委、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贾拓夫工作的肯定。

为边区财政经济发展努力

1942年6月，为统一管理西北与陕甘宁两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委员会，林伯渠、贺龙为正、副主任，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贾拓夫被任命为办事处副主任。为了掌握西北财经工作的第一手材料，贾拓夫一方面找各个专业领导者了解情况，一方面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掌握了大量各种不同的典型材料。这年他参与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的起草工作，给报告提供了许多参考材料，受到林伯渠的表扬和好评。

1943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几乎陷入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办公用纸的严重困难局面。贾拓夫协助贺龙、陈云坚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土特产出口换回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又以边币的发行支持生产和财政，加之边区军民努力生产，在较短时间内，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内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松一口气”的思想，放松了生产和工作，使边区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0月份税收仅占7月份的40%。加之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时候，边区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本来边区财政积蓄可以用一年，由于收少支多，几乎把积蓄用光了，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改善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在贾拓夫的主持下，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他强调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多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具体化，并提出五项具体措施：一是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给自足，必须扩大棉田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从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年产人均4斤的水平。二是财政上要继续贯彻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并实现消灭财政赤字，争取做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是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它土产出境的税率。四是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是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弄清边、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参量与当时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严格制止货币发行的随意性，控制货币发行量，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政收入增加，并有了较多的节余。

1947年和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石家庄举行的华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由董必武主持。会上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强调逐步实现农村工作向城市工作的转变，以迎接新形势的迅速到来。贾拓夫在石家庄利用有限的时间，夜以继日地调查，并搜集了许多关于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经验及文告等资料。此后他写下几万字《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党内编辑的《干部必读》上。

1948年至1949年春，贾拓夫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战线全体人员，做好由农村到城市工作重心转移的准备，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同时充分利用前线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边区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

平抑市场物价 树立人民币信用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贾拓夫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同时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接管西安时遇到一个难题，即市场动荡不安。这方面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而是比金圆券强硬多倍的银洋。商人囤积居奇，并拒收人民币。一些干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向市人民政府建议人民币先不出台，让银洋流通。贾拓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只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使人民币更难树立信用。市政府果断宣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使人民币取得合法地位进入市场并公布各解放区城市物价，促进商店开门营业。不久，政府又针对银洋脱离银行牌价在市面流通、导致物价上涨的情况，再次明令禁用银洋与铜元，并提高银洋收兑牌价。此外，贾拓夫还责令贸易公司抛售物资，税收机关除废除一些反动苛捐杂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开征各项税收，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有关银元纠纷案件。采取上述措施后，物价从波动趋于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也开始扩展。

之后不久，因国民党军反扑到西安附近，特务分子谣言破坏，加之北平、上海、天津物价上涨对西安市场的刺激等原因，引起一场大的波动，在黑市，1个银元由兑换3000人民币猛升为1万多，甚至发生拒用人民币现象，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后经市政府广泛深入宣传，严厉打击匪特活动，特别是华北大军源源到达陕境，加以市政府继续抛售物资、开征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10%人民币，银行汇兑存款，并在黑市低价抛出银元，以黑市打击黑市等办法，才使波动平伏下去，银元黑市兑价从1万多元跌到1000余元。

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调下，才能逐渐压缩银元阵地，扩展达到贯彻本币一元化。”以贾拓夫为首的西北财委，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长期在国民党旧政权横征暴敛下濒临破产的西北城乡经济得到复苏。在广大农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在城市，首先把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坚决执行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展城乡互相帮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优惠的照顾，并欢迎在解放前夕由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迅速回厂继续经营。这些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执行，使西北工商经济能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吸取了他的正确意见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点名调贾拓夫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道、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日常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苏联谈判时，他又代管一个时期的重工业。1952年冬，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财经委员会管理的工业、交通各部的工作业务，由国家计委管理。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在编制新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发展速度和制定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上，贾拓夫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比如，在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应忽视轻工业的重要性，无论从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看，都应当重视轻工业。在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积极发展新建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业的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毕竟投资少；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沿海工业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建或扩建，就能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调出大量职工和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

1954年底，贾拓夫调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直接参加领导对私营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贾拓夫认为，“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应当采取适合新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必须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相适应。”贾拓夫在1955年到1956年之间，先后4次去各地考察，发现有些地方由于过早过多地把手工业合并和实行统一计算盈亏，在合作化后，不仅生产没发展，反而比自营时候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他及时向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和手工业主管部门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他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以下几项原则认真复查，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第一，在手工业制造性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但大部分不合并。第二，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重，在供销业务上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第三，小商小贩各有一套传统悠久的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在考察时，他还发现有些地方在合作化后，传统的手工艺品见不到了，老艺人遭受到冷遇与失业的苦闷，便告诉地方领导同志，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手工艺品，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轻率抹掉，对老手工艺人要热情关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要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他的这些意见，受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

在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很大的精力，协助陈云去研究和处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动向、新问题。1955年，他在各地考察时，发现工商脱节、产供销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长期的细致调查，最后提出以销定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解决了工商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了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贾拓夫在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期间，对轻工业发展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轻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能够获得60%以上的发展，多是与他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采取一系列有远见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此外，贾拓夫还非常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新中国没有一所轻工业高等院校。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新中国的轻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为新中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中高级科技骨干。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贾拓夫汇报中所提出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都十分重视。中央研究决定，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调整为7比1，“一五”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的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吸取了贾拓夫的不少正确意见。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悼词中写道，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经济工作方面，贾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新中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