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砚，取材于宁夏“五宝”之首贺兰石，贺兰石产自贺兰山，故砚以山石为名，称贺兰砚。

贺兰石究竟何时登上石刻舞台的，众说不一。最早的一种传说跟“蒙恬制笔”联系上了。蒙恬是秦始皇的一员战将，曾率兵十万屯恳于宁夏等地的黄河两岸。蒙恬“以柘木为管，鹿皮为柱，羊皮为被”，制造了被后人称谓的“秦笔”、“苍毫”。既然蒙恬所处的时代有了笔，与其配套的砚似乎也应当出现，因此便联系上了贺兰石，但是，这一传说，并无史料记载。

最早见有贺兰石及其刻砚记载的，可能要推《宁夏府志》了。在其“地理山川”一节里有这样的描叙：“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

贺兰石乃宁夏五宝之一，它生长于贺兰山，因此得名。贺兰石呈天然褐紫、豆绿两色相互掩映，对比十分强烈，还常伴有玉带、云纹、眉子、银线、石眼、绿豆点等不可多得的天然特色陪衬。用贺兰石雕刻成一方砚台或摆件，通过雕刻艺术家巧妙的构思、制作，就会成为一幅非常俏丽独特的艺术品。从实用价值上来讲，贺兰石质地营润，纹理细而不滑，抚之如同小儿肌肤，和之似玉馨，质坚而不硬，易于刀刻，用它雕刻的砚台具有呵气见水，易发墨而不损毫，余墨加盖而多日不干不霉且保持墨色的特点，这就是贺兰石砚名贵之所在。

在贺兰砚雕刻历史可考的三百余年里，石雕艺人辈出。清光褚年间，闫氏家族的砚台台刻的好, 在银川已有一定的名气，也制作出不少代表时代风格的好作品，为后人发展贺兰石砚雕刻艺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闫子江进入银川刻字社，继续从事制砚工作。1960年至1963年间，闫子江、闫子洋兄弟受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委派，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的建设工作，在此期间雕刻创作了大型浮雕挂屏毛泽东手书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人物浮雕《红军长征过六盘》、山水插屏《塞上江南》等许多各俱特色的工艺品。从1972年至1986年间，贺兰石刻厂发生了多次合并，这期间有陈梅荣、施克俭、闫森林三位能独立设计制作的工艺美术师。由此形成了以闫氏家传为主的一批传承群体。贺兰石砚多次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旅游产品展，获得了许多荣誉，闫子江于1979年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在1984年出版的《当代的中国工艺美术》一书中作为全国82位有特殊贡献的工艺美术家作了专题介绍。陈梅荣、施克俭等中青年艺人的作品也在全国多次获奖。

笔架山是贺兰山前的一个险峰，距银川市三十公里。由突兀陡峭的笔架山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西攀登，穿过浓密丛林，翻过层峦叠嶂，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即可到达海拔二千六百余米的小口子沟沟源，从这儿举目西望，可见一条岩层，宛如紫色的彩云。这就是现今贺兰石的故乡。如果正值采石季节，还可以看到那隐现于云雾山中、险崖之上勇敢顽强的采石工人。唐朝诗人李贺所描绘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动人画面，仿佛重现眼前。

据考证，贺兰石已三易采地。清乾隆年间在笔架山前沟开采；清末在后沟找到了优异石层，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见到旧时采石硐的遗迹；现今则移到贺兰山山脊处的小口子沟沟源，这里石质更优，蕴量丰富。

贺兰砚源远流长，在《宁夏府志》“地理山川”一节里有这样的描叙：“笔架山在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端。”贺兰石分布于银川市西夏区小口子地区，东起贺兰山韭菜沟沟口、西至贺兰山黄旗口沟脑，北起贺兰山回回沟沟脑、南至贺兰山高沟子沟口。

从贺兰石雕刻成贺兰砚，要经过八道工序。艺人们面对一块贺兰石石料，观其质，量其彩，反复构思推敲，方才下刀。先顺理走刀，粗凿重刻，根据所绘纹样或浮或镂，俏出轮廓层理，然后再精雕细琢，挥艺传神，刀毕功就，砚成方休。一方佳砚，艺人们往往要呕心沥血数月、以至年余。

解放前，已经奄奄一息的贺兰石刻，随着银川古城的解放，重见光明。经过推陈出新，不仅雕刻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飞跃，而且技艺也日益纯熟，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贺兰石推陈出新，雕刻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飞跃，无论是“太白醉酒”、“赤壁怀古”、“松鹤延年”，还是“北斗七星”、“飞天乐伎”、“丹凤朝阳”……都栩栩如生，巧夺天工，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以贺兰石雕制的大幅竖屏，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成为贺兰石雕艺术的很大荣誉。

贺兰石工艺制品，作为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博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

与全国其他名砚相比，贺兰砚具有立体感强、生动粗犷的特点。遗憾的是，多年来贺兰砚囿于传统的雕刻风格和表现题材，没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在宁夏博物馆、西塔文化市场上看到的贺兰砚，非“龙”即“凤”，还有葡萄砚、葫芦砚、寿桃砚等几类，其他题材的不多，有雷同之感。但也有例外，在银川市新华西街“逸神馆”陈设的砚台，就给人视觉一新的感受。该店贺兰砚采用清秀、细腻的浅浮雕技法，画面突出意境和情趣。如一砚名为“松下论道”，画里的3位古代文人在一棵古松下或坐或卧，一边品茶一边在谈论什么，其间透着令人向往的闲适、淡泊之气；一砚名为“二牛戏水”，画以墨池为荷塘，其间只露出两头水牛弯弯的牛角和脊背．．．．．．这些典雅、富有文化韵味的砚台，显然更富有欣赏价值。

如今，一种名为“苴蕨砚”的石砚正在“入侵”宁夏贺兰砚市场。该砚石材产于四川攀枝花，被运到安徽采用“歙砚”浅浮雕的技法雕好后，再运到宁夏充当贺兰砚出售。苴蕨砚的特点是成本低，但其石材质量不比贺兰砚好。贺兰石的主色调深紫色沉着稳重而神秘，其上的豆绿色颇像翡翠；而苴蕨砚的本色比贺兰石浅且发红，其豆绿色有点发白。但由于这种砚画面立意深远，透着典雅、厚重之气，却易得文人的喜爱。

据贺兰砚雕刻专家施克俭介绍，我区贺兰砚的雕刻之所以不能脱“俗”，主要是缺乏人才。宁夏从事贺兰砚雕刻的80%为河北人，且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传统工匠。

如何突破传统雕刻风格，拓宽表现题材，让贺兰砚更富诗情画意，更具新意美感，这对促进贺兰砚的发展和宁夏旅游业的发展意义重要。贺兰砚雕刻技术人员必须增强危机感，积极创新更好的表现技法，善于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古典文学、唐诗宋词中寻找新题材。另外，政府部门应重视对贺兰砚整个行业雕刻人才的培养，培养一批精于绘画与雕刻，兼具美学和文学等综合素养的新型人才。

贺兰石的辉煌和贺兰砚是连在一起的，而宁夏贺兰砚的发展是和跨越百年的“闫家砚”分不开的。“闫家砚”传到第三代时，贺兰砚的辉煌达到了极致。施克俭雕刻的《牧归》成为宁夏赠给香港回归的礼品、陈梅荣的“九龙套砚”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王文华的《牡丹亭》在“中国雕刻艺术节”上夺走特等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闫家军”成了贺兰砚雕刻的最佳阵容。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闫家军”中继续从事贺兰石砚雕刻技艺的仅有闫森林、陈梅荣、施克俭、杨武、樊庆云、闫淑丽、张凤玲、马继红8人，这些人因为年龄逐渐增高而使人生出“闫家军老矣，尚能刻否”的感叹，贺兰砚雕刻技艺以家族和师徒相传的方式使其已处于失传状态。

2011年3月20日，从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传出消息，宁夏贺兰砚制作技艺已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示名单。“非遗”对贺兰砚的拯救功效，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大。后继乏人依然成了“闫家砚”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收徒难成了现有传人们的心病。65岁的陈梅荣是1964年入室“闫家砚”的，她是“闫家砚”唯一的女弟子，她一直希望能收到5个弟子，继承贺兰石的雕刻技艺，“但收徒很难，我们那时3年方能出徒，现在的年轻人坐不了这个冷板凳，他们巴不得3天就能挣钱。”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有生之年能够收徒5人，这个要求并不高，然而，这个要求又显得那么奢侈。

闫淑丽是宁夏贺兰砚“闫家砚”制作世家的第四代传人。200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孵化基地”入驻银川文化城。两年多过去了，闫淑丽想象中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到来。21岁起就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贺兰砚雕刻技艺的闫森林，是“闫家砚”的第四代嫡传人，可闫家的第五代人没一个愿意从事贺兰石砚雕刻。这些贺兰砚的守望者，依然苦苦地守护在贺兰山下的这一脉石气边。

贺兰石作为宁夏“五宝”之一，成为宁夏地方名优传统工艺品，宁夏本土的几代工艺师们也创作出了不少好的贺兰石作品，丰富了旅游纪念品市场。但是，贺兰石创作也因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及创作形态单一等因素局限，一直没有得到全国石雕界、收藏界的广泛重视。机器制作的渗入，不仅导致了贺兰石原料的浪费和价格的猛跌，对手工制作工艺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据了解，宁夏市场上80%以上的贺兰砚都是机制砚台，价格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但手工砚台至少五六千元，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导致手工砚台市场严重萎缩。

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5月15日上午，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60多名省区级雕刻工艺大师来到银川，正式启动了中国宁夏贺兰石（砚）艺术品、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和以往单纯将贺兰石的艺术表达方式定位成贺兰砚不同，这次的创意大赛是突出贺兰石，将贺兰石的艺术创作载体扩大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外地的雕刻师已经逐渐走进了贺兰石的雕刻行列，如甘肃成县的陈旭聪、辽宁沈阳人石飚、师从陈旭聪的山东人林庆华、陕西定边来银川从事贺兰石雕刻的王文华等，他们为宁夏贺兰石的雕刻充实了力量。针对贺兰石的艺术创作载体单纯限于砚台的局限，这次大赛不仅向全国的工艺大师广发英雄帖，为他们搭建起擂台，还将展示渠道拓宽。60多名省区级雕刻工艺大师深入贺兰山区，了解贺兰石的采掘历史、贺兰石文化历史和技艺特点，走访了贺兰石加工企业，并和当地贺兰石雕刻工艺师面对面对话，共同研究贺兰石创作突破的渠道。同时，这些工艺大师一起启动了贺兰石（砚）艺术品、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并进行大赛评比，大赛作品将捐赠给宁夏方面收藏。

清末，流传着“一端二歙三贺兰”的说法。说明贺兰砚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制砚工艺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它已与天下第一的端石齐名了。

一九六三年董必武副主席曾赞誉：

色如端石微深紫，

纹似金星细入肌。

配在文房成四宝，

磨而不磷性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