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景汉（1923-1996），Dr. John C. H. Fei，1923 年（民国十二年）3 月 11 日出生于中国北京，1996 年7月19 日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四岁。

祖父费起凤，祖母徐氏，世居北京。

父费兴仁于 1886 年（清光绪十二年）11 月 15 日生于北京，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医院，1912 年（民国元年）获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士学位，1914年（民国三年）获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费兴仁先生曾任仁立地毯公司经理，京汉铁路英文书记，满洲食粮公司经理，并于 1922 年（民国十一年）起独立经商，创办古玩店京奇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天津。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12 月 8 日卒于北京。

母 Elizabeth Tse-Vong Cornish，是 Nicholas Edward Cornish 与 Ling-Ling Tai 之女。曾于 1912 至 1913 年就读于欧柏林学院。费景汉之父母于 1914 年 7 月 21 日在美国芝加哥结婚，婚后返回北京。

费景汉于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上有二兄：费景云，费景天；三姊：费皎云，费绮云，费美云；下有一妹：费裁云。诸兄姊妹皆受中美两国高等教育。

费景汉幼时家住北京东城区灯市口，与育英中学只有咫尺之遥，小学和中学都是在育英上的。他自幼乳名“秃秃”， 同学无论男女，无不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1940 年（民国二十九年），费景汉考上燕京大学。

1941 年（民国三十年）12 月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虽被迫关门，后于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在成都复校。费景汉与三姊费美云乃于 1943 年（民国三十二年）春结伴到达成都，继续学业，于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而获得“司徒雷登奖”。

抗战胜利后，费景汉到上海，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费景汉负笈美国，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深造，于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转入麻省理工学院（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继续深造，于 1952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年仅 29 岁。

费景汉甫获博士学位，即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讲师，同时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经济研究计画担任研究员。自 1955 年至 1962 年，费景汉任教于俄亥俄州安狄欧克学院（Antioch College）， 其间曾于 1958 年冬季，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于 1960 年1 月至翌年 8 月间，任教于巴基斯坦首都喀喇蚩经济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Karachi）。在那里，费景汉结识了后来与他长期合作的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

自 1962 年至 1965 年，费景汉转任耶鲁大学副教授，其后四年（1965-1969），担任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卡尔马可（Carl Mark）讲座教授。

自 1969 年以后，费景汉任耶鲁大学教授，直至 1993 年退休，改任荣誉教授。由于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的贡献，费景汉于 1972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此，他常常回到台湾，与财经方面的院士向政府提出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谏言（详见《蒋硕杰传》）。

费景汉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曾于 1975 年7 月至 1977 年1 月在东吴大学与台湾大学任教，并于 1980 年至 1982 年间继蒋硕杰之后担任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于 1984 年应邀至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讲座教授；在 1991 年7 月以后，轮流讲学于东吴大学和台湾大学。

费景汉自耶鲁大学退休后，决意返台定居，再一次继蒋硕杰之后，自 1993 年10 月起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1996 年7 月中，费景汉到日本的美国大使馆放弃美国国籍，17 日才从日本回国。18 日下午，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负责人吴伯雄就来电告诉他，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已批下要聘请他担任有给职国策顾问，希望他继续为中国的未来尽点心力。他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挑战，不幸，竟于 19 日猝然逝世，再也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费景汉多次短期回国讲学，对于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发表，晚年亦有以中文发表之文章，总计论着约有百余篇。这些著作兼及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大致涵盖了发展经济学信用制度的论文。

费景汉与拉尼斯

费景汉与包奥（Douglas Paauw）的合作起于 196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外援与自助在筹措经济发展资金的意义。两人后来合著《开放性双元经济之转化》（The Transition in Open Dualistic Economics）一书，于 1973 年出版。此书提出理论模型来分析开放性经济由进口替代转化为出口扩张之特性，并以台湾，菲律宾等地区的实证研究做为佐证。学者论述台湾经济发展之过程，每以约1950 年代为进口替代时期，约 1960 年至 1970 年初为出口扩张时期，此种说法就是源自此书所提出之原则。

此外，对于开放性双元经济的问题，费景汉与拉尼斯也有多篇合着的论文发表。

在所得分配理论方面，前面提到，费景汉早在 1958 年就有论文发表。后来，他与拉尼斯，或与拉尼斯及郭婉容，前后在期刊上发表相关的论文，并终于由三人合著《伴随着公平的成长：台湾之例》（Growth with Equity : The Taiwan Case）一书，于 1979 年出版。此书运用衡量所得分配的数量方法，细致地分析台湾的所得分配情形，证明台湾经济在高度成长过程中，并未如一些先进国家一般，往往牺牲了公平的所得分配。换言之，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兼有高度的成长与公平的所得分配。为使此一台湾发展经验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三人更进一步合作，将上述研究衍生成另一本书，题为《台湾成功的故事：“中华民国”快速的成长伴随着分配的改善，1952-1979》（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2 - 1979），于 1981 年出版。这些著作对于宣扬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有一定的贡献。

费景汉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感的经济学家。

据余英时先生的追忆，费景汉在 1972 年就曾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课程，曾约余先生去为研究生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此外，他也曾参与由哈佛大学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所主持的近代中国经济历史回顾研讨会，发表有关传统中国市集的论文。他较积极展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然是在 1974 年以后。那年，费景汉趁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之便，在于宗先先生推荐之下，两人开始合作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们的合作大都是趁费景汉回到台湾时进行，发表的论文其实并不多，第一篇探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的人口动态（1977 年发表），第二篇分析清代中国的土地税负担（1977 年发表），第三篇探讨清代仓储制度的功能探讨清代仓储制度的功能（1979 年发表），第四篇探讨中国传统家族的兴衰（1981 年发表），第五篇以 1930 年代广东土地调查资料来分析农业土地分配之结构（1985 年发表）。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针对所探讨的问题提出一个合适的理论来加以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史料的情况之后才提出，而不是先提出理论来套史料。1984 年，费景汉应乔治城大学邀请前往讲学，他要求该校同时邀请刘翠溶前往访问，以便合开中国经济史的课程。那一年，他们准备了不少授课用的讲义，可惜后来没有机会进一步整理成书。

费景汉治学的另一个范畴是中国大陆经济。1985 年费景汉开始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大陆经济课程。对象主要是以大三、大四及研究生为主。1991 年 6 月，费景汉应东吴大学经济研究所之邀，回国讲学，开授中国大陆经济一课。次年（1992 年），至台湾大学经济系与张荣丰合作继续开授此一课程。自 1993 年至 1995 年。

费景汉在台湾大学担任“蒋经国杰出学者讲座”教授，主要是领导“经济发展”及“中国大陆经济研究”相关之研究计画，同时继续在台大经济系开授这门课程。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中，费景汉致力于中国大陆经济之讲授，积稿盈箧，在他逝世后，将由张荣丰教授协助整理成书出版。

这本《中国大陆经济讲义》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 1978 年以前，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指令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的兴起（自 1949 至 1970 年）与没落（自 1970 年至 1978 年）的过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原理。最后，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制，以及作为建构中国大陆全盘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预备知识。

第二部分，从四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大陆自 1979 年以来的全盘经济改革理论。这四个角度依次是：市场机能的引进，所有制的改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重新定位，及法制化的建立以巩固经济改革措施。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至十八讲，第二部分包含第十九至三十四讲，大部分以英文，小部分以中文写成讲义大纲，并绘图多幅以阐明经济运行理论。

费景汉在说明经济运行的理论时，往往以状似人体循环系统的图来说明经济各部门间之关系，可以说是极具他个人的特色。在卷首有三大幅说明社会主义转型的图表，以时间轴配合社会主义经济演化过程中的各种特征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来说明大陆经济的演化，将错综复杂的现象提纲挈领，以不同的色彩表示于图中，除了显示费景汉精微之思虑及强效之综合外，对于欲了解中国大陆经济演化之读者应是极有助益的。

此外，费景汉对于中国经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兴趣。他曾于 1986 年为文讨论这个课题。又在 1994 年，提出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未来的看法。他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imon Kuznets）教授从西方历史判断，促成现代化生活的来临，源自于文艺复兴以后六、七百年间，在演化过程中兴起的三种文化价值观念，也就是国家主义（Nationalism）、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及入世主义（Secularism）；而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完全符合西方的“国家主义”、“平等主义”及 “入世主义”的精神，这些价值符合现代化人类社会要求，所以在未来，不但足以统一中国并作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而且也可能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流。

据费景汉的同学胡世平在《燕大校友通讯》第 23 期中追忆，费景汉曾三次回到北京。

第一次是在 1972 年，是随一个经济代表团前往。那时，十年浩劫尚未结束，费景汉到处去找他的亲朋好友，但那时他的熟人大多在干校，他只见到他大姐及六叔等。这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第二次是在 1986 年 6 月。在此前，费景汉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在香港开会时相遇。随后当时中共领导人赵紫阳透过中国人民银行邀请费景汉及其他三位旅美华人经济学教授到北京讲学。当时与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接待他们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

费景汉也曾到清华、北大、中国人民银行等处作报告，开座谈会。他与同行的三位教授一起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的接见。这次费景汉返京时间较长，也有机会与他近半世纪未见面的新朋旧友多次相聚。

第三次是在 1989 年 1 月。这次费景汉接受耶鲁大学董事长万斯（Cyrus Vance）委托，为耶鲁连系设立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基金为中国培养人才。这次费景汉应邀作学术报告，来去匆匆，仅与老同学们欢聚一次。

在教学研究之外，费景汉业余的嗜好是票戏，下围棋与弹钢琴。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费景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费景汉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时，结识了同事盛冬嘉女士，并于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在去美国之前结婚。两年后（1949 年）盛夫人由上海到美国与他团聚。两人在美国的生活，最初并不富裕，但有了妻子料理家务，费景汉可腾出更多时间读书。费景汉与盛氏育子三，长费星成（Jack Fei of Minneapolis, Minnesota），次费波成（Albert Fei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三费汉成（Calvin Fei of Walnut Creek, California），皆攻电脑，学有专才。

可惜这个婚姻并不美满，两人于 1980 年离异。两年后，费景汉在陆润康夫人林德莹女士的介绍下，与寓居华盛顿的张立和（Alice L. H. of Alexandra, Virginia）女士结婚。夫人温婉贤淑，照料先生起居，无微不至，让费景汉晚年过了十多年的幸福家庭生活。不料竟因感冒缺氧造成心脏衰竭，猝逝于台大医院（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天人永隔，其悲何如。然夫人终能忍泪含悲，在费景汉逝世周年时，将其遗作《中国大陆经济讲义》整理付梓，以兹纪念，更藉以启发后学，其意义可谓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