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硕杰（1918年8月3日－1993年10月21日），男，1918年生于上海，蒋作宾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他赴日本求学，后又来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攻读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并继承了导师的经济学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恩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高利率政策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种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岛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稳定了台湾的物价，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年10月21日，蒋硕杰病逝于美国芝加哥医院，享年75岁。

蒋硕杰，湖北应城人，1918年8月3日生于上海市。蒋硕杰4岁时，在家中受教于家庭教师朱子秋。1926年入上海神州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读书；1927年转学到北京师大附小读书；1928年回到上海神州中学附属小学读书；1929—1933年就读于南洋中学。1933年11月，蒋硕杰赴日本，1934年考入庆应大学预科就读。1937年4月毕业于庆应大学预科后，升入庆应大学本科攻读经济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他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又到汉口与父亲商量后，决定到英国继续求学。他经香港坐海轮到达伦敦。1938年春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这样，在他青年时期就受到中、日、英三国的正式教育。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遭到德国希特勒军队隔着多佛海峡频频发射的飞弹的猛烈袭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伦敦北面车程约一小时的剑桥大学继续上课。后来，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也搬到剑桥大学上课。蒋硕杰得以受教于在剑桥这座幽美的大学城中会聚的三所著名大学的许多经济学派的名师，如马歇尔学派、奥国学派、凯恩斯学派等。1941年，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本科毕业，成绩名列前十。1945年，蒋硕杰写出了《实际工资和利润边际的波动与贸易循环的关系》博士论文，通过了由哈耶克和希克斯等经济学大师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取得了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1948年春，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该校1945年度最佳博士论文，获得刻有古典派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头像的“赫契逊银质奖章”。这篇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1947年在伦敦匹特曼出版社出版。

1946年秋，蒋硕杰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授。1949年，蒋硕杰乘坐中兴轮到台湾省台北市，任教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1949年7月，他离台赴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部门任研究员，继续从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并撰写学术论文。1960年，蒋硕杰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去罗砌斯特大学任教。1967年蒋硕杰获得美国古根汉姆奖学金，利用罗砌斯特大学休假期间，到英国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做访问学者。1969年，蒋硕杰应聘到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72年，蒋硕杰荣获洛克菲勒讲座教授荣誉席位，到菲律宾大学讲学。

1981年7月1日，台湾省中华经济研究院成立，蒋硕杰担任首任院长。1985年5月，蒋硕杰被他的母校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推选为荣誉院士。同一年里，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退休，被推选为荣誉教授。鉴于蒋硕杰对货币理论的卓越贡献，英国伦敦大学于1990年授予他科学博士学位。这是伦敦大学最高级的学术性学位。1990年8月，因身体和年龄原因，蒋硕杰提请辞去台湾省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职务。获准后，改聘他为台湾省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1993年10月21日，蒋硕杰病逝于美国芝加哥医院，享年75岁。

1942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在国际上盛极一时，占有显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凯恩斯的老巢剑桥大学，更是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剑桥大学很受尊敬的马歇尔的继承人庇古教授，当时正逐渐转化并同化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年轻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师，如勒纳（A．P．Lerners）、卡尔多（Nicholas kal dor）等人，在疏散到剑桥之前，就逐渐被“凯恩斯革命”争取过去，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入凯恩斯学派的阵营。只有年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如著名的哈耶克、罗宾斯（L.V.Robbins）和罗伯逊（D．H．Rober＋son）仍然怀疑和批判凯恩斯。

这时，年仅24岁的蒋硕杰竟然大胆地向凯恩斯学派提出挑战。1942年，他写出《论人口增多对于就业一般水平和流动性的作用》论文，批判凯恩斯关于人口增长和就业关系的理论，并在《优生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不久被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发现后，刊登在著名的《经济学》杂志1942年11月号上。后来，著名经济家卡莱茨基（Michal Kaleski）也十分赞许这篇文章。这是蒋硕杰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蒋硕杰的第二篇学术论文也是批判凯恩斯学派的。1943年，他读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大师卡尔多于1939年10月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论文《投机与经济稳定》。此论文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好评，而且得到凯恩斯的首肯。蒋硕杰则不同意卡尔多对资本主义体系不稳定性原因的分析。他一开始就反对凯恩斯的存量分析法，而对凯恩斯的必须用存量均衡分析来理解货币流通大惑不解。他看到卡尔多这篇文章后，对凯恩斯存量分析法的怀疑达到了顶点。这时，年仅25岁的研究生蒋硕杰竟然大胆地向凯恩斯学派提出挑战，他写出《投机和收入稳定性的评论》论文，在论文中他对凯恩斯学派的投机与收入关系的流行观点、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论断提出批评。他勇敢地指出，用存量分析法来分析货币市场是固有的倾向，是错误的，应当坚决回到流量分析上来。他引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证明他的观点。此文得到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欣赏，将它刊登在著名的《经济学》杂志1943年11月号上。后来，这篇论文受到各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被列为学习经济学必读参考文献。

蒋硕杰的第三篇学术论文，是批判剑桥大学经济学大师、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庇古教授的。1944年他写出《庇古教授论实际工资和就业的相对变动》论文，对庇古教授在《就业与均衡》一书中的一项错误，加以指出，并且提出改正的办法。这篇论文，为凯恩斯亲自接受，刊登于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第54卷1944年12月号上。庇古教授读后，接受了蒋硕杰的观点，曾复信认错，并将他的著作《就业与均衡》一书中的两章作了修改。

1946年秋，北京大学复员回到北平，胡适也从美国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给蒋硕杰签发了北京大学正式的教授聘书，为期一年，到期如续聘再发聘书。他于1946年秋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授，年仅28岁，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最年轻的一位教授。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两年中，他开设出崭新的“现代经济理论”、“高教财政学”等课程，由经济系高年级学生选修。那时听他课的学生有：范家駺（后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柯东黎（后为大使）、孟廷为（后为北京经济学院教授）、钱度龄（后为研究员、财政杂志社社长）、赵坚（后为商业部粮食储运局局长）、李朋（后为财政部副部长）、陈家振（后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研究员）、马逢华（后为美国华盛顿州大学教授），等等。

蒋硕杰教授的讲课，内容极为新颖，能使学生学到当代西方最新的经济理论。在教学方法上，他不是简单地传授经济理论，而是注重传授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的讲课能给学生以很大的教益。他开设的课程，没有考试和测验，而只有课程作业。在学生的课程作业中，他鼓励独立思考，对于那种不是简单地回答一个是或非，而是能分析在不同经济条件下会产生何种结果的作业，会得到他的赞许，并给予较高的分数。

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学界盲目崇拜凯恩斯学说，普遍流行着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发展，储蓄倾向的增加只能导致经济衰退，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储蓄对于利率没有直接的影响，从而提高利率不会刺激投资也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等错误观念。在这些错误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时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0%以上)，台湾经济一片萧条，陷入困境。

蒋硕杰通过深入地科学研究，认为企图用通货膨胀政策来促进经济的成长，在许多国家都失败了，不但经济没有成长，反而衰退了。只有克服通货膨胀，经济才有出路。蒋硕杰发表文章对台湾当局实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提出了最严厉的谴责，指出它是一种盗窃行为。他将凯恩斯所推崇的“大幅提高货币供给额年增率，以大量供应给工商业，并应当尽量予以低利贷款”以及“故意制造一场强烈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大幅度上涨以及减轻债务”的办法，称之为“五鬼搬运法”和“金蝉脱壳法”。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他主张应当力求在稳定中成长。他认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能靠金融赤字来取得虚假的资金，而是要靠人民自动地储蓄来提供真实的资金。要让人民提供储蓄，既不能靠号召，更不能靠强迫，而只能靠正确的金融政策。根据当时台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大大提高存款的利息率，将存款的利息率一提再提，提高到通货膨胀率之上，在当时需将定期存款的月利息率提高到7%，年利息率按复利的计算提高到125%。

台湾当局在经济上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迫放弃凯恩斯学派的主张，取消了低利息率的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由于存款利息率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居民储蓄存款有利可图，银行才从居民手中吸收到大量的货币存款，高利息率的政策很快地取得成效，储蓄的总额迅速增加，不到一年时间，台湾的通货膨胀就受到遏制。可是，一则由于成功来得太快，二则由于唯恐每年125%的利息率在物价稳定时无法承受，台湾当局出于经济上的短视观点，将银行利息率突然降低一半，接着又再降低为每月3%。台湾人民被台湾当局的这种突然的转向吓坏了，不但不再将新储蓄存入银行，反而将存款纷纷取回，致使存款总额突然下降，物价也再度快速上升，通货膨胀的痼疾又重新袭来。在严酷的现实和宏观经济规律面前，台湾当局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度采纳蒋硕杰教授的高利息率的政策建议，储蓄又迅速流进银行，物价又随之稳定下来，生产性的投资又能得到充分的无通货膨胀性的资金供应。这就促使台湾经济的稳定成长走出了第一步。

蒋硕杰著有《皮特曼贸易圈的实际工资与利润差幅之变数》、《金融限制与货币理论(英文)》、《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稳定中的成长》、《汇率利率与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台湾的货币政策》、《现代货币理论中的“存量分析”与“流量分析”之比较》、《经济科学论文集：筹资约束与货币理论》等学术专著。

曾在《经济学》、《经济杂志》、《国际货币基金论文集》、《国际经济评论》、《货币信用银行杂志》、《牛津经济论文集》、《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杂志》、《维也纳高级研究院杂志》等世界著名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经济理论论文数十篇。

父亲蒋作宾，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曾任陆军部次长，国民政府委员，驻德公使兼驻奥公使，驻日公使和大使，内政部次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

妻子马静熙。1948年11月，经过张公权的介绍，二人在北京饭店举行婚礼，由胡适证婚。马静熙，祖籍东北，为镶黄旗人。1923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留学日本，先后进过同城学园和东京音乐学校（现为东京艺术大学）。两人共有三个女儿，皆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长女蒋人和，学东洋美术史，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次女蒋人隽，为建筑师；三女蒋人瑞，经济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张杰.流量、储蓄与金融权利——兼议蒋硕杰的货币流量理论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货币逻辑[J].经济研究,2016,(第1期).

韩和元.蒋硕杰经济思想与台湾经济崛起[J].广州公共管理评论,2015,(第0期).

徐艳,何泽荣.蒋硕杰先生的汇率理论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启示[J].台湾研究集刊,2005,(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