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可以加强对新闻事件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引起我们对自身行为活动的审视，有助于塑造公民的
现代人格。如通过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可以使民众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通过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揭示，可以增强民众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并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正义感和
公民意识。
通过媒介将出现的问题直接反馈给民众，启动社会预警机制。人类通过负面报道得知自然、社会的病症，对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产生了警惕心理，找寻最佳的解决方式，及时纠正错误的行为，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媒体的立场不同，对同一新闻事件所表达的观点也会不同。负面报道往往是多方势力观点的角逐，媒体在激烈地辩论当中全方位呈现事件的原貌，展现多元观点，让受众在“兼听”中找寻真理。
负面报道的揭丑监督可以对国家机关和政府官员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迫使政治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激发民众的参政热情，降低政府的决策失误，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完善民主政治制度。
负面报道对解决
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度，则容易出现误导，使负强化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消极影响，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特别需要谨慎对待。
媒介恐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指的是媒介在对产生社会恐慌的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导致更多的新的恐慌现象和恐慌心理的产生。国内外传播史中，由媒介本身或其传播内容而引发的恐慌更是不胜枚举。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上个世纪初期美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剧《火星人人侵地球》，它的逼真效果曾令民众恐慌瞬间爆发，百万听众仓皇出逃。就我国而言，最近的恐慌现象要数因日本核泄漏事故而引发的“抢盐”风潮，这场由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专家引起的乱象在人际间疯狂传播，最终着实把民众“忽悠了一把。
传播技术的进步和新闻传播观念的转变，使得许
多媒体热衷于“争抢”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报道。而其中充满戏剧性和冲突性的负面
新闻报道带来的则是不同程度的媒介恐慌，虽然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即使不是大量的恐慌，也会是普遍的不安，甚至是一些非理性的直觉式的反应。媒介引起的这些恐慌心理属于不当的突发事件报道带来的“副作用”，这是应该注意和规避的。
社会恐慌事件是媒介恐慌产生的前提，一旦发生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和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必然会引起媒体大规模的集中报道，形成铺天盖地的舆论氛围。而媒体就是恐慌情绪传染的推动力，密集夸张的报道对受众构成了无形的压力，处在社会恐慌事件包围中的受众慢慢滋长出可怕的集体恐慌情绪。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追求
经济效益，不顾一切大规模报道社会恐慌事件、渲染恐慌情绪，使得多数不具备“免疫”不良媒介信息能力的受众，在不自觉中被媒介报道左右，深陷恐慌情绪的泥潭，导致恐慌的
多米诺效应，最终形成严重的大规模的媒介恐慌现象。
媒体负面新闻报道的主观目的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受众心理发展水平、认知结构、需要与动机的个体差异，导致信息传播的效果未必完全符合媒体最初的预想，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反效果。
富士康连续坠楼事件就是一个警醒。对于自杀氛围的渲染，媒体的过度关注难逃干系。研究证明，自杀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媒体对自杀事件的过度报道和不当态度，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缺乏识别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诱发某些人的自杀行为。在对连续坠楼事件的一系列报道中，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将自杀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企业管理的粗放，并用感性的言辞大肆渲染，甚至把自杀描绘成一种悲壮的反抗。这就误导一些有类似处境的人，让他们觉得可以用生命来惩罚自己不满的对象，把自杀误认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这显然不是媒体和受众希望看到的，媒体也应该对此给予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