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丰纱厂，是近代民族资本家穆藕初于今郑州市管城区豆腐寨开设的棉纺织工厂，是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与当时的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并称中国四大纱厂。

河南种植棉花的历史比较悠久，明朝文献中就有关于河南植棉的记载。清代以后，由于官方提倡，河南棉花种植面积有很大扩展。民国以降，随着近代棉纺织业的兴起和京汉、陇海铁路的贯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市场的扩大以及洋棉推广和植棉技术改进，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北洋政府时期，为在河南推广植棉，国立东南大学在郑州设立棉业试验场。该场面积420亩，主要试验脱字棉。著名的棉花科学家胡竟良就在东南大学郑州棉场任主任技术员。为了能够保持推广美棉纯种，河南省实业厅将10个植棉场委托东南大学代为管理，河南实业厅第一委托植棉场就设立于郑州。

为了鼓励民间植棉，1922年9月10日，东南大学郑州棉业试验场在郑州北乡火神庙举办了棉作展览馆，设提倡、推广、足衣、样花、种棉、选种等6馆，展品800余件。这次展览，“四方农人前来参观者一千余人。开封政学界，卫辉、彰德、郑城工商各界，远道来临者亦有三十余人之多”。1923年秋季，东南大学郑州棉业试验场召开第三届棉作成绩展览大会，参观展览的民众有3000余人。在政府的引导与奖励政策鼓励下，河南民众对植棉反应十分积极。

由于政府推广，“农人遂相继试植棉作物”，促进了河南棉区不断扩大。

1919年，全省有棉田142万亩，产皮棉43万担。

1920年，河南产棉“达四十余县，殆遍全省矣。产额共皮花四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七担，美棉约占五分之一，共八万六千五百担，较去岁增加十五万余担”。

1922年，河南省棉田达到3047144亩，产棉555036担，植棉面积超过了耕地总面积10%的有21个县。

1923年，全省植棉区域达到98县，“总计全省净棉产额约达八千万斤左右，除供本省各县销用外，输出津、沪、汉等处约在二千万斤之谱”。

铁路的发展，使大批量的棉花交易有了可能，也正是因为此，才使以郑州为中心的棉花贸易得到很快的发展。伴随着商品交易的活跃，郑州逐渐确立了中国北方棉花集散地的地位，在沟通北方棉产区与沿海棉纺织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棉商增多，来郑出售棉花的人，络绎不绝。有些商人就在火车站附近搭起席棚，成立小型花行，这就是最初的棉花市场。1916 年郑州花行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从此棉花业逐年发展。

后来陇海铁路继续向西延伸，外路棉商运棉来郑日渐增多，如远至陕西滑南、泾阳，河北邯郸等地的棉花都是先集中到郑州，然后再分别运到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大城市。当时人俗称的“郑州棉”，实际几乎全都是陕西、山西、河南西部所产，只是聚集于郑州后再送往各地，所以世人才称之为郑州棉。《晨报》称：“郑州一埠，赖棉业震兴商市”。

从1923年起，市场上棉花交易数量直线上升，整个市场结构设施也随着棉花交易量的增多，而且日趋完善。铁路运输为了安全，规定所运棉花到郑州后，必须轧成铁机包，方能外运。因此，1925 年郑州建立起了设备良好的豫中打包厂，其业务是专将散棉轧成铁机包，便于运输；火车站附近还建立了不少货栈，仓库，可供存棉。金融业有银行、银号可做买卖、押汇、便于资金周转。所以棉商云集郑州，沿海名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 济南等地的大纺织厂，均派人来郑州坐地收购，上海的申新纱厂、日本的三井、日信、吉田等各大洋行，都是当时的购棉大客商。

棉花业在郑州市场，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商业大军，当时称棉花业是郑州的一只 “白老虎”。

1916年穆藕初开始筹划在内地创办新厂，因为运输的便捷性，穆藕初亲自赴郑考察选址，来到这里，穆藕初不由感叹——“这里地当中枢，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是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煤斤、劳力，色色较廉，苟于此设厂制造，不但能就近供给，诸多便益，且申郑二厂联为一气，原料金融互相调剂，利赖孔多”。

于是穆藕初当即拍板，随后他联合几家沪商，筹措白银200万两，在陇海铁路南的西豆腐寨村外开工建厂，取名豫丰纱厂。

1920年5月5日，豫丰纱厂开工投入生产。有男女工人及童工4000人，每年出纱四万八千二百包，产品有棉纱和粗斜纹布、平面布等，是郑州近代第一所大型工厂。后来纱厂厂址面积扩展到五百余亩，资本也发展到五百万元。

豫丰纱厂建立后，周边有了马路、街道，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在豫丰纱厂开工一二年后，显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

豫丰纱厂规模大且设备精良，纱厂设备多购于美国，委托上海慎昌洋行向美国萨克洛弗尔公司订购的，在未建成以前就被《申报》报道其设备之优良：“向上海美商某洋行订购机器、锭子等件。四个月可以到货。闻此项机器与德大所用同一厂家，所制造为最新发明之机器，现正物色人材前往布置一切。” 穆藕初通过慎昌洋行先后向美国购买纱锭五万枚，织布机二百多台，发电机四台，安置在豫丰纱厂。这些机器是当时先进的生产设备，也体现了穆藕初要在内地创办高质量纱厂的决心，开工生产后，豫丰纱厂出品的棉纱确实受到市场的欢迎，形成不错的口碑。

穆藕初是第一个将美国科学管理理论—“泰罗制”引进中国并进行实践的人，这具体体现在豫丰纱厂的生产管理、工作环境、规章制度、工人管理等各个方面，比如：“厂中设有医院、学校、浴池等，以供给工人之用，均不收费”等。

因郑州地处内陆，水动力不足，纱厂需要购买发电机以保持纱锭运转。该厂发电机容量共3500千瓦，这在当时河南的电厂设备容量中首屈一指，除供纱厂日常用电外，小部分还供应市区用电。在发电机车间外面有一水池，“盛储发电间放出之温水使凉，重复打进发电机中使用。此项庞大成本费及平时维修费。为上海各厂所无有”。这也说明了豫丰纱厂规模大，设备先进。

豫丰纱厂开工生产初期，正值我国棉纱业兴盛时期，纱业商人投资增大，豫丰纱厂得益于市场广阔、交通便利，原料充足，起初两年生产效益好，产品销路广。“出品以飞机为商标，销路为保定、正定、顺德、北京、河南、天津、上海等处。”“所用原料种类有美棉、陕西棉、彰德棉。日产棉纱130包，大抵10支到32支，年用棉5万余担。同时还生产粗斜纹和平纹细布，使用‘宝塔’、‘飞艇’商标，除在本市销售外，剩余部分行销许昌、开封、徐州等地。” 因此办厂之初，纱厂盈利丰厚，“其旧历四月底结算，已获净利八万九千余两，合十二万余元”情况。

1928年，河南省财政厅开始征收棉纺税，豫丰纱厂每年税额达12万元之多。

（详见：豫丰纱厂工人大罢工）

在我党的领导下，豫丰纱厂工人分别于1925年和1933年两次大罢工，均取得胜利，是河南工人阶级继“二七大罢工”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开始向中国倾销剩余物资。日本在这一时期向我国抛售大量的纺织品，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棉纱供给量增多，使我国棉纱价格受到影响，最终形成棉贵纱贱的局面。加之军阀混战，道路受阻，纱厂债务加剧，棉纱的销售也受到影响，导致豫丰纱厂效益不佳，纱厂发展陷入困境。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1936年被宋子文的中国银行吞并，改名为“豫丰和记纱厂”。由中国银行郑州分行的行长束云章接办。

1938年，日军轰炸郑州，酿成郑州惨案。导致工厂、企业被炸严重，无法进行正常生产。

1938年4月，豫丰纱厂拆机装箱迁移，先将纱机56000锭、布机200余台，以及发电机、锅炉机件等运抵汉口，继而运存沙市、宜昌，最后决定迁重庆。

纱厂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重庆，又经过艰苦奋斗，建厂装机复工，本想大干一场，用自己的产品支援前方抗战，然而却遭到日寇敌机多次狂轰滥炸，各厂工人机器都受到严重损失，无法正常生产。

豫丰纱厂第一次被炸毁房屋96间，之后，又接连被炸，损失锭子5000余件。为了减少损失，该厂疏散纱机15000锭于合川东津沱设立分厂。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纱厂的发展又变得艰难起来。

1943年8月实行全面管制，厂家所需原料由花纱布管制局配给所出成品全数上缴，再由该局核定工缴，并照工缴的20%付给厂方加工费，权作利润。这样纱厂在生产规模、原料、利润等方面均大受限制，处境更加艰难，自1943年起生产停滞下来，至1945年生产一落千丈，各厂在挣扎中图存。

由于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棉纱536件，合川厂月出棉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抗战胜利后，花纱布管制解除，纱厂缓慢复苏。1948年有较大发展，年产棉纱69032件，成为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重庆豫丰纱厂先后更名为“重庆纱厂”“西南610纺织染厂”。1964年，610纺织染厂“一分为三”：重庆第一棉纺织厂、重庆第二棉纺织厂、重庆印染厂，成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

1953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郑州豫丰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３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1954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５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

豫丰纱厂又成为“一五”时期相继开办的郑棉一、三、四、五、六厂的训练基地，许多纺织工人都来豫丰纱厂（此时更名为国棉二厂）取经，豫丰纱厂也向各厂派驻技术骨干传经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