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猪法则来源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一则
寓言： 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它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可是寒冷又使它们聚在一起，于是同样的事发生了。经过几番聚散，最后它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相当的距离。这个社会现象有相通之处。
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就是保持一定距离——既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又不挨扎。 距离产生美，生活中把这种距离称之为
朦胧美、和谐美。心理的空间距离一旦被侵犯，就会产生不舒服、不安全的感觉，与至于变得恼怒起来。 老板运用好“豪猪”法则，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心理距离效应”，既可以保持与下属的亲密关系，又可以获得下属的尊重。
豪猪的智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早已被人们掌握。
亚里士多德扬弃了
柏拉图的机械二元论的思想，在“理性”与“感性”、“永恒”与“短暂”、“运动”与“静止”之间便都出现了“适当的距离”。
中国的哲学更是一贯奉行中庸与妥协，
儒家主张的“内圣外王”，便要求在品德修养与治国安邦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适当的距离”。
豪猪的智慧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君主伦》的作者马基雅维里，目睹了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在共和与专制的反反复复中，他找到了一种“适当的距离”，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尽管在他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尽管在当代他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背信弃义的代表，但马基雅维里在共和与专制之间找到的平衡点，仍然对当代政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包括
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强，便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继承与发扬者。
当代中国，同样深受豪猪智慧的影响。中国人对许多事物的认识片面，甚至连
二元论的水准都没有达到，仅仅懂得“一元”，突出表现在公民权利和诸多体制上。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便是让人们认识到“二元”，并进而在既有体制和未来体制之间寻找“适当的距离”。
鲁迅在《一点比喻》一文里，引用了这个故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
孔子说：
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
刑不上大夫。这就有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这么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但至少必须拼出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这里指出了弱者只有用“刺”去抵抗强者的压迫，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让人们洞察了儒学“礼让”中人道与非人道的内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