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冠三（1901年1月31日-1985年12月6日），曾用名谭才儒、谭年春。湖南省耒阳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谭冠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需处文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三十四师训练队队长、第十二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兼特派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陕甘支队第四大队政治部主任。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秘书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分区兼七支队政治委员、南进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苏八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八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监委书记、西藏政协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成都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12月6日，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原成都军区顾问谭冠三因病在成都逝世。

1901年1月31日生于湖南省耒阳市小水铺区柘溪谭家村。早年在湘南地区从事农民运动。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耒阳县第二区党团书记兼区赤卫队党代表。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军到井冈山，任红4军军需处文书，参加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初随部转战赣南、闽西。

1930年后，任红军第12军1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34师101团青年团工委书记、师训练队队长，红4军第12师连政治指导员、第34团政治委员兼特派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第36团政治委员，红3军第9师第25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1军团1师2团政治处主任、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先后任红1军团军事裁判所书记，第2师6团党总支书记，陕甘支队第4大队政治处主任。

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第15军团81师24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战役。

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俱乐部主任、秘书科科长。

1938年冬赴冀中，先后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冶兼第7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春任南进支队政治委员，率部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中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汝南工委书记。

1946年春赴豫皖苏地区，任豫皖苏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先后参加了邯郸、鲁西南、淮海等战役。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18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西南战役等战役。

1950年与军长张国华率第18军进军西藏，参与指挥昌都战役，完成和平解放西藏任务。

历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监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959年任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参与指挥平息西藏武装叛乱。

1966年起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

1978年任成都军区顾问。是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5年12月6日在成都逝世。

受命进藏

1949年10月，新中国缔造时，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还处于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于雄才大略、毕生追求国家统一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致电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时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十多天后，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应邀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首脑人物第一次走出中国国门。旅途中，毛泽东又在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上批示道：“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到达莫斯科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研究西藏问题及进军西藏的路线。12月31日，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关于由中共西北局负责进军西藏的复电。在分析了西藏情况和进藏路线后，彭的复电如实指出：从北路进藏困难甚大，短期内难以克服。

1950年1月2日，在反复思考后，毛泽东挥笔致信党中央、彭德怀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重新部署进军西藏问题：“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然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建议邓小平、刘伯承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这封信以附有四个“A”的紧急电报形式传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手中，他们立即暂时推开其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选将工作。

到底派谁去呢？进军西藏，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要打军事仗，更要打政治仗！因此，军政主官都不能含糊，必须优中选优。刘邓反复思量，两个名字跃入他们的眼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张国华，1914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1929年春走上井冈山，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挥师北上抗日，张国华历任过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第二团政委、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黄河支队政委、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委兼（微山）湖西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第四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副政委、豫皖苏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第十八军军长。

从林聂身边到刘邓手下，张国华始终能征善战，为军政兼优的干才，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杀气。至于谭冠三，资历比张国华更老。

谭冠三，1901年1月31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耒阳县第二区党团书记兼区赤卫队党代表，是共产党在湘南地区早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之一，他参加过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任职赤卫队党代表始，他似乎注定了与红军政治工作结缘：从1930年6月起，历任红十二军（政委邓子恢）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四军(军长林彪)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所长张际春）书记、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四大队（大队政委杨成武）政治处主任。能够和上述军政人物朝夕共事，足见谭冠三之能。

1936年6月，谭冠三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成为抗大一期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谭冠三时任抗大政治部秘书科科长。“投笔从戎”，是古今爱国分子的美好传统，他也绝不后人。1938年5月，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11月24日，为加强对冀中区的领导，增强冀中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所部八路军一二O师挺进冀中，同时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程子华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谭冠三跟着程子华来到冀中，历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七支队政委，参加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谈起谭冠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一语双关地说过：“和谭冠三这样的同志一起共事，我们真的要‘弹冠相庆’了！”

1940年春，谭冠三担任冀中军区南进支队政委，率部到冀鲁豫边区开展抗日反顽游击战争，参与应对国民党军石友三部的军事摩擦，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起：“以三对三，冠能盖石。”1943年春，冀鲁豫边区局势相对稳定后，他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为成为“政工名将”奠定了更加扎实的理论根基。

1945年8月，内战在即，谭冠三重新奔赴前线，历任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苏八地委书记兼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八军分区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政委，与老战友张国华一道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挺进大西南，参与成都会战。

名单报上去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一看：不但都认识，而且还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大笔一挥：同意。于是，中共西南局将重担交给了张国华、谭冠三，并确定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同意邓小平、刘伯承提出的建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并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在重庆曾家岩，邓、刘当面向张、谭交待任务，千叮万嘱。在送别谭冠三、张国华时，邓小平大手一挥说，送你们十二字“锦囊”：“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经过长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十八军官兵刚刚安定下来，一听又要进藏，思想一时会转不过弯来。加上西藏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转入执行解放西藏、保卫边防的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及其影响，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建设和巩固国防，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谭冠三和张国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返回部队后，他们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一句“西藏未平，何以家为”让广大指战员激情满怀，纷纷表示：到西藏去，“青山有幸埋忠骨”，即使一把骨头埋在西藏，也是值得的。

小动干戈慑反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也称十大政策，经党中央审定批准后，于1950年6月公布。十大政策以后成了谈判的基本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张国华、谭冠三领导中共西藏工委及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了十大政策。

1950年7月24日，主动要求前往拉萨劝和的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但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不仅拒绝谈判，反而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害死了格达活佛，并扩大武装，购置武器，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从10月6日开始到24日，在张国华、谭冠三指挥下，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发起昌都战役。在纵约千里、横约五百里，气候恶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组织战役，困难极大。但是，由于张国华大胆实施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谭冠三对部队进行了吃大苦、耐大劳、英勇作战等方面教育，所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春，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在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后，谭冠三根据邓小平“政治重于军事”的指示，立即派出先遣人员，深入藏区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调查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亲自到成都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他与张国华一起研究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发给部队，反复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策观念，消除了由于对西藏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为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1年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向拉萨进发。风雪茫茫，山路崎岖，谭冠三感慨地说：“人说蜀道难，我看西藏的路就更难了！不过，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集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西藏的特定环境下，坚决、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在行军途中，同大家一样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宁肯露宿在冰冻雪地。10月26日，部队顺利进驻拉萨。当月的新华社拉萨三十日电记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张国华、谭冠三两将军率领下已于二十六日胜利进抵拉萨。拉萨各界人民两万人于当日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张、谭两将军及全体指战员。当部队入城时，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以下重要僧俗官员均前往郊外搭设帐篷迎候，进藏部队先遣部队和西藏地方军队亦至郊区列队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和张、谭诸将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六位噶伦和代理噶伦并在郊外检阅了进藏部队。

张国华、谭冠三统率的十八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很快就让西藏人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195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集体写作”的《记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入拉萨》，文中这样描述十八军将士：经过两个多月连续行军，翻越了千山万水，饱经风雪的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整齐雄壮地通过检阅台前。西藏僧俗人民看到一列列新式轻重武器，和战士们雄赳赳地走过时，都表现无限的兴奋和喜悦，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刚刚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军队。士气如虹，军容严整，军长张国华有功，政委谭冠三同样有功。

屯垦开荒

解放军进藏之初，因为公路尚未修通，部队主副食供应十分困难，部队、机关只好吃豌豆、胡豆、青稞麦粒充饥。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背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趁机封锁粮食，扬言“要把解放军饿跑”！在这艰难时刻，遵照党中央、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邓小平“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张国华、谭冠三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等战略方针和响亮口号。

1952年8月，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并经常到农场去参加劳动。他参加劳动不是挖几锹，做个样子就走，而是常常住在“八一农场”，和藏汉农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他住在一个被称为“罐头盒房子”的土屋里：墙是草皮垒的，屋顶是用罐头盒铁皮盖的。在高原日夜温差大的情况下，中午热得他汗流浃背，半夜冷得他四肢僵冻！边防战士们见年过半百的谭政委，和大家同甘共苦，开荒的劲头越来越大。经过一年艰苦努力，军区“八一农场”和机关部队的庄稼蔬菜，获得了丰收，大大鼓舞了驻藏部队长期建设边疆的勇气和信心。

1953年秋收时节，谭冠三特意邀请了西藏的爱国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到“八一农场”参观，其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有达赖喇嘛的母亲等。“八一农场”附近的藏族群众也闻讯赶来参观。这不仅大大鼓舞了藏族人民建设家园的信心，而且让西藏上层朋友和广大群众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的的确确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是来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祖国边疆的。他们亲切地称解放军是“新汉人”、“西藏的红军”，是“菩萨兵”。

谭冠三常常对战士们说：“咱们在世界屋脊、风雪高原搞生产，撒下的不仅是萝卜种子，白菜种子，而且是希望的种子，团结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啊！”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过去很少种菜、蔬菜品种极少的西藏高原，如今已种出了番茄、辣椒、黄瓜、芹菜、菠菜等十几种蔬菜。西藏军区各农场和广大部队实现了蔬菜自给或部分自给，西藏地方上的农场和农民的土地上，也长出了又鲜又嫩的蔬菜。

西藏高原过去缺少水果，吃水果很困难，须从内地运去，路途遥远，运到拉萨，坏的多、价格高。谭冠三积极支持“八一农场”试种苹果，批准农场去山东、河南等地买苹果苗，请苹果种植专家来西藏指导，他自己还在他的住地开垦了一个小苹果园做实验。他回内地开会，常常带回一些果树苗。经过他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栽培，他的小苹果园比“八一农场”的苹果树早一年结果，有一棵竟收了二百多斤苹果。政委苹果园丰收，带动了军区各个农场和部队。

除了关心种菜和水果外，谭冠三还十分注意在藏族群众中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他嘱咐农场场长刘国玺，把那些孤苦伶仃的藏族流浪儿收留进来当农工。有的藏族孤儿，随父母来拉萨朝佛，经过长途跋涉，父母死了，孩子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看见“八一农场”丰收的粮食、蔬菜，流浪儿们看到了生路，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加入农场。他们在农场得到了温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如今，西藏高原的苹果不仅年年丰收，做到苹果自给，而且品种越来越多，质地优良，嫁接的“高原红”，一个苹果有半斤重。还有黄香蕉、红香蕉、苹果梨等优良品种。吃果不忘育果人，谭冠三的试种之功是不能忘记的。

领导西藏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等问题，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了的。1956年9月4日，因条件不成熟，特别是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害怕，党中央明确宣布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随后又提出，六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1959年3月10日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并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攻。当时，中央代表张经武和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情况十分紧急，斗争极端尖锐。在此关键时刻，谭冠三主持西藏党政军工作，临危受命担任中央代理代表，坚定地依靠西藏百万农奴和广大干部，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断然下令反击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谭冠三给达赖喇嘛写了三封信，既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共产党解放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对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这三封信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他和随后赶回西藏的张国华领导西藏军民，有力地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期间，谭冠三还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情况紧张的时候，他冒着“打冷枪”和“扔石头”的危险，亲自请阿沛·阿旺晋美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当阿沛·阿旺晋美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住在家里时，他又亲自布置警卫人员加强保卫措施，保证阿沛·阿旺晋美和他一家的安全。他还真诚地邀请其他的爱国朋友搬到安全地方居住。帕巴拉·格烈朗杰等许多爱国朋友，就是在他的关怀下，携带家属住进了安全地方的。达赖喇嘛出走以后，他到罗布林卡指示工作人员要保护好达赖的住地。达赖住室外面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他特别叮嘱工作人员说：“要把达赖喜爱的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总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的。”

1959年5月，在张国华、谭冠三主持下，中共西藏工委拟定《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十三个方面的政策和执行办法，党中央在批复中指出：“这个方案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到1961年10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根据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党中央制定的西藏民主改革政策，对爱国的农奴主的土地实行赎买政策（由国家出钱买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这是马列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范例。谭冠三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有的爱国朋友不愿接受赎买金，他再三地、真诚地劝他们收下。这样，即使西藏农奴分得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又维护了爱国朋友的利益，增强了民族团结。在民主改革期间，谭冠三还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集中集体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胜利。接着，党中央指示，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谭冠三、张国华团结西藏工委“一班人”，带领全区人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使西藏人心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人们称颂民主改革使西藏稳定发展这一段时间，是西藏第一个“黄金时代”。

按照规定，高级干部可以回内地休假。可是，谭冠三在西藏高原戎马戍边先后十二年，很少休假。他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边疆山河，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极深的感情。他曾带着农业技术员步行勘察拉萨河两岸的土地，亲自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菜、种草、种树。他自己开了一片地，除种菜、栽苹果外，还种树苗。

每年春节，谭冠三都带着秘书、警卫人员等出去向部队、机关、农场拜年，走到哪里，就把自己苗圃里的树苗赠送到哪里，动员同志们都来种树。他常常对同志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边疆种树就更有意义，绿化风雪高原，改变生态状况，增加氧气，调节湿度，防止风沙，这是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百年大计啊！”如今，西藏军区大院杨柳成荫。拉萨城内外，林木翠绿，花果飘香，柏油路旁林荫小道枝叶茂盛，春意盎然。

1964年4月，陈毅元帅在游成都杜甫草堂时，遇到谭冠三，立即握住他的手说：“你是西藏的功臣！我要请你吃狗肉！”并向周围的人介绍谭冠三在西藏的功绩。后来，谭冠三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又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邓小平欣然说：“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无论‘政治’方面，还是‘补给’方面，你都功无旁贷！”谈话结束，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屋建瓴啊！”“阵地最高的政治工作者”，是对谭冠三参与运筹西藏全局的高度评价。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自治区主席，张国华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任第二书记。

1966年底，谭冠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在林彪、“四人帮”狂喊“砸烂公检法”的极端险恶情况下，他为保护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在被关押期间，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崇高品德。1978年起，谭冠三历任成都军区顾问，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委。

1985年12月6日，曾在祖国边疆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辞世。临终之前，他向党提出了惟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据他的遗愿，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

关于谭冠三将军的出生日期，有1901年1月31日、1907年12月12日、1908年1月31日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见于中国政府网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第二种说法见于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一书第1卷；第三种说法则来自军事科学院和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一书第40卷，以及谭冠三长子谭戎生编著的《将门家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