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英伯（1882—1939），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广州南武中学创办人、民国广州报业名人、劳工运动领袖之一。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中国同盟会香港支部主盟人。1910年2月，参加广州新军起义的筹划工作。1911年4月参加黄花岗起义，是年8月，黄兴派遣东方暗杀团成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用炸弹暗杀满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谢英伯因参加组建东方暗杀团，已难以在香港立足，只得潜往檀香山，向华侨筹款，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谢英伯回国晋谒孙中山，任中国同盟会粤支部部长。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谢英伯在广州主办《讨袁日报》，抨击袁世凯。1917年7月，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1925年，任上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春，曾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1932年主办《三民日报》。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1939年逝世，终年57岁。

谢英伯(1882～1939)，广东梅县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五月二十九日。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6岁开始学英语，翌年考进香港皇仁书院，接受西洋教育。

谢英伯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爱自然，喜欢旅行，好历史，特别对新闻事业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皇仁书院就读三年之后，就回广州从事他喜欢的新闻事业，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帝国主义和腐败的清政府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与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激起爱国的仁人志士在国内和日本先后出版大批书报、杂志，宣传反清思想，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对谢英伯影响极大。1902年，他担任《亚洲日报》总编辑，奋笔评论时政，倡导女权。1904年又主办《开智日报》。此后，他先后在《中国日报》、《东方报》、《少年中国报》、《拒约报》、《国民党周刊》、《民国日报》等20多间报刊社任职。

谢英伯除任报社编辑、记者之外，还从事教育工作。1901年，谢英伯与黄晦闻等人，在广州河南龙溪首约创办“群学书社”，搜集书籍及中外报刊，设立群众阅书报处，并设编辑、辩论、体育三部。后又增设教育部，转迁海幢寺，易名“南武公学会”，筹办学堂。当时广州读书风气日盛，政府的财力人力不足，奖励绅民捐资办学，于是，民办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清末，南武学堂、坤维女子学堂和广东光华医学堂，均是广州较有名的私立学校。

谢英伯等人筹办的学堂，初名南武两等学堂，经省学务处立案批准，于1905年3月3日开学，校址在海幢寺园照堂。谢英伯为校长，由“南武公学会”同仁分任教职，任教的老师多为社会名流。校中男女同校，开办后很得社会人士看重。谢英伯担任校长数月，后由何剑英接任。他们不断扩充校舍，增加设备，而且特别注重体育科。1912年，南武学堂更名南武中学，并附设小学，谢英伯再任校长。南武中学后发展为广州河南最大的中学，培养了不少体育人才，其中有的成为广东体育界元老。

1906年，谢英伯第一次离开南武中学之后，曾先后任教于梧州中华学堂、香港安怀女学校、圣约翰学校、保罗书院、檀香山华文学堂等校。此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07年，谢英伯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并任香港支部主盟人，负责吸收同盟会员入会的主盟事务，经他吸收的会员，不少后来成了民国要人。

1908年，孙中山领导云南河口起义失败之后，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被法国当局解除武装后押去新加坡，后辗转到了香港。当时在香港的谢英伯千方百计设法资助，并积极筹款帮助起义战士返回原籍。

1910年2月，谢英伯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的筹划工作。1911年4月广州起义(后俗称黄花岗起义)，因实力悬殊而失败。但此次起义影响极大，面对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激起革命者的强烈反抗。是年8月，黄兴派遣东方暗杀团成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用炸弹伤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慈当场牺牲，陈敬岳被捕，后英勇就义。谢英伯因参加组建东方暗杀团，当林冠慈牺牲之后，已难以在香港立足，只得离港亡命檀香山，执教于华文学堂，并参办《自由报》，对保重党作抨击。同时，他参加向华侨筹款，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孙中山回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时，谢英伯回国晋谒孙中山，在南京停留不久，便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任同盟会粤支部部长。

1912年4月，广东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即位后，请谢英伯当他的高级顾问。

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谢英伯在广州主办《讨袁日报》，猛烈抨击袁世凯。9月“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局势逆转，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谢英伯只得又逃亡美洲。路经日本时，他拜会了当时已转赴日本的孙中山。其时，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谢英伯立即加盟中华革命党，再次受孙中山之命任美洲中华革命党组织员。此后两年间，他与林森、冯自由、邓家彦等人分赴美、加各地筹款，并创立五六十个中华革命党分部。

谢英伯一向勤奋学习，他在美洲时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努力求学，先后进加州大学、和门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雅伦学校修习政法社会学科，尤其对劳工运动深有心得体会。

1915年底，谢英伯闻讯云南护国军起义讨袁，他即经日本返国，翌年夏抵达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经常到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与孙中山会晤。其时，孙中山正在专心苦读，希望寻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1917年7月，谢英伯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17日抵达广州。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职，建立反对段祺瑞反动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谢英伯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谢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是年春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军政府的活动，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了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但谢英伯仍坚持留在广州，其后因发动电灯公司及自来水厂工人罢工，桂系军阀要捉他归案，谢英伯只得匆忙逃离广州赴香港。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率军回粤，兵分三路进攻桂军，广东民众纷纷响应。经两个月的战斗，驱逐了桂系势力。粤军返粤后，谢英伯又回到广州，积极开展劳工运动，组织互助社，开设医院，并主办《广州日报》、《互助日报》。此时他成为隐藏不露的劳工运动领袖之一。

1922年6月，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叛乱后，自称为客家人，阴谋利用海员中人数不少的客家人支持自己。谢英伯对此广泛印发传单，揭露陈炯明并非客家人这一事实。

1923年，谢英伯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市分会会长。该会组织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定期赠医施药、开办疗养院等。

孙中山总结了从事革命40年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二次组织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谢英伯与冯自由等，在会上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政策。国民党一大闭幕之后，谢英伯等迫于形势向孙中山作了书面检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便正式打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号，这批人称为“西山会议派”。谢英伯也参加了西山会议，积极参与反共活动，后又担任上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沪、汉、宁三党部合一，他又担任了海员工会清党委员，并用一个月的时间，将海员工会由广东迁去上海。

1927年秋，谢英伯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内暗潮起伏不已，精神、身心都很颓丧，想找新的寄托，便一心转向搞律师工作。1928年春，他回到广州，从事律师及新闻教育工作，并开始研究考古学、佛学。1928年，谢伯英创办“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出版《考古杂志》创刊号。他又在广州惠福东路168号创设中国新闻学院，任院长。次年，该校归广东全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办，并迁往东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旧址。该校秋季起除设预科、本科外，并附设附属中学部、华侨新闻学速成科、新闻学函授部。谢英伯仍任校长。

1932年7月，谢英伯主办《三民日报》。1936年，谢英伯出任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仍留在广州执业，直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他才全家移居广宁。因频年积劳，糖尿病复发，于1939年10月逝世，终年57岁。

一、谢英伯在香港搞革命反清反帝制

1910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香港组织暗杀团，以当时广东清吏张鸣岐、李准、凤山三人为目标。这三个人是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人物，是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谢英伯是该暗杀团员12人中之一，其余11人，能记忆的是：刘思复、高剑父、陈炯明、李熙斌、丁湘田、梁倚神、郑彼岸等人。这个暗杀团为小组活动：第一组负责执行暗杀计划并制造炸药炸弹，供第二组暗杀行动使用。谢英伯、高剑父、刘思复、梁倚神、李沛基、林冠慈属于第一组成员；李沛基、林冠慈、梁倚神就是由港来粤炸死清吏凤山及其卫队20余人的壮士。这次战役成功，震动全粤，也震动全国。这是1911年6月4日之事。

谢英伯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领导革命运动时，任香港同盟会主盟人，又一度兼任澳门同盟会主盟人，负责港澳同盟会革命工作，制订革命行动计划和策略以及筹款。他在香港主持同盟会时，策划在往来港澳和省港轮船上进行反清反专制的宣传，他们以卖药问卜为名掩护，让盟员在轮船上一边卖药，一边作反清反专制的革命宣传。谢还在文学方面宣传革命反清、反帝制，主持香港同盟会时，先后出版了《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和《有所谓报》等等刊物，在香港还设立一个《民生书报社》间接宣传革命。谢自己常撰写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阐扬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民生息”的革命主张。当时香港、澳门有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党活动，也办有刊物，社会上也有其一部分的顽固势力。谢英伯等同盟会同志，同康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利用实践女校为联系场所，运用培基学校的演讲会，作为宣扬革命的讲坛，谢和其盟员在该两校兼任教师。不少青少年受到革命教育，起而参加政治活动，趋向革命道路。

谢英伯等同盟会员在香港还开展了“剪发穿华服”的宣传，极得到社会上层人士拥护支持，不久，香港公众场所，有长发，长辫的人逐渐减少了。风气一来，澳门也在同盟会宣传下，成立了“澳门华服剪辫会”。从此港澳剪辫之声有如雷响，无异是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先声！

二、谢英伯在澳门主持同盟会和活动

谢英伯与其盟友参加1911年3月29日，“黄花”之役失败后，回去香港、澳门，深受青年学生、知识界和工商界人士欢迎。谢英伯乘这个革命思潮高涨，去澳门发展组织同盟会支部，组织澳门《濠镜阅书报社》，吸引人们看书阅报，从中宣传革命；在社员中进行发展同盟会员，凡同意反清反帝制的，并遵守同盟会的誓约的，都可填表加入；谢极重视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力求在青年中和妇女界徴求同盟会员。他自己设法到培基学校任教员，暗中宣传革命，反清反帝制运动，首先积极征求教师和学生加入同盟会，加入者不少，虽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子女，如赵莲城、古桂芬、冯印雪、区凤韶、梁秋雪、何国材等人。但对革命热情意志坚定，始终而一，能经受艰苦考验，参加武装光复广东和参加武装北伐。

谢当时利用《濠镜阅书报社》成立大会时，撰写好反清反帝制的宣传讲话稿，交盟员女同志赵莲城在成立大会上演讲，在这篇演讲稿中有一段是大声疾呼，提倡女权，争取男女平等，在当时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社会里，轰动一时，港澳报刊大登特登，社会上传为奇谈怪事。有人说：一个女子敢公开在丛人广众中讲什么反清，反帝制，又要提倡女权，那还了得？！也有人说：这是“洪秀全世代”又来了，这些加入同盟会女同志还向各亲友募捐经费，以维持《濠镜阅书报社》的发展，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谢奉派去美国檀香山，一面向华侨捐款以接济港澳同盟会活动经费，一面在海外发展同盟会，华侨加盟者不少。

三、谢英伯领队回粤光复石龙和广州会师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全国影从。广东方面的同盟会员陈炯明、王和顺等新军在东江起义；港澳同盟会员也组织队伍，以“光复广东”为己任，由港出发至广九铁路的石龙，配合陈、王武装队伍行动。这支“光复广东”队伍，由香港分两路分别入粤省（为惠州和石龙）会师进攻广州，陈自觉、陈逸川等率领的同盟会员的目的地为惠州（现惠阳县）；谢英伯、高剑父率领的同盟会员的目的地为石龙，这支队伍有赵莲城、韩玉珍、梁雪军等男女同志百余人，其中工人居多数，商人、学生教师、新闻界、医务人员都有。谢英伯、高剑父布置安排他们于夜间人静时，分批在香港湾仔海边偷渡乘上准备好的小电轮驶向宝安县境登岸，取道黄岗、黎村、塘下等地绕道跋涉过岭步行到石龙。石龙、广东光复后谢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4年黎元洪被袁世凯赶走，谢亦南回闲游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寄食友朋之家。高剑父则写画卖字于省港澳过活并在写画界有一定的名望。谢、高同其他盟员一样，无所事事，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慨！

四、谢英伯做律师和谈佛学

谢英伯从北京卸了黎元洪总统府顾问职后，闲游省港澳。常与省港澳和尚、僧人、尼姑往来，谈佛经之密，讲观音世道，大论其虚无人生哲学，吃素餐过活。约于1916年，在广州向政府领取律师执照，在惠福东路梁氏宗祠（现向阳路起义路东北角）挂起“谢英伯大律师事务所”招牌，执行律师业务，生意兴旺。对妇女界因受男人压迫请求离婚者常免费代为进行合法申诉，指导女律师苏汉生出庭为女当事人出力。谢英伯接受的讼事，除非案情重大，他不亲自出庭，而委托其他律师如苏汉生、黄鸿海（这名或有错，因记不清）等代出庭。当时广东称律师界有“四大天王”绰号，谢英伯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叶夏声、陈大年、张某（忘其名）。

五、谢英伯在广州办新闻学院

谢英伯在执行律业以后，约在1923年筹办了一间《广州新闻学专科学校》，地点在梁氏宗祠，与律师事务所同在一起。以后改名为《广州新闻学院》，地点在东堤八旗会馆，谢自兼校长和院长，并定校训“笔强于剑”，聘中山大学教授谢哲邦兼教务主任，其他教授也多数请中山大学教授兼课。该学院设有一个“新闻通讯社”为学生实习采访、发稿供各报社采用，谢英伯自任社长，介绍学生到各报社见习，学生都感有趣。先后办了八届毕业班，现多在海外各地和港澳新闻界工作。这个学院无固定经常费，全由谢英伯个人向人募捐或借贷来维持的。每届学期结束无法完欠债时，谢英伯常向当时财政界、工商界人士借钱应付完债，付清教职工薪水。他曾先后向当时的广东财政厅长范其务、冯祝万、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以及广东省银行行长霍宝树，工商界人士霍芝庭及其他药房的老板刘卓凡等借过钱来办新闻学院。

1929年谢英伯发起组织本省各县市新闻界人士组织《广东省新闻记者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该协会理事长。谢英伯办理新闻学院期间，曾请过无政府主义人物江亢虎和所谓“哲学名流”胡适演讲。江亢虎一连讲了二次，援经引典，讲者口沫横飞，听者欲睡！胡适因受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反对，中山大学顽固教授左直向邹鲁校长苦谏，不能让胡适反孔人物来广东讲学放毒，因此，胡适到了香港受阻不能来广州。陈济棠、左直都主张尊孔，读《四书》、《五经》，而当时的胡适则有主张新文学反孔的一面。之后，谢英伯还请了左直到新闻学院演讲，讲得不三不四，语无论次，听者皆说：“公开见丑的愚人”，左直字“公愚”也。有人问谢英伯：左直反对胡适来粤讲学，为什么又请左直来讲呢？谢答：正因为左直反胡，所以请左来，试看左教授有何“高见”？如左有卓识高见，我们听了有益，多见多闻嘛！否则，让他在众人面前现丑也好吧！好坏由你们评论。

约在1925~26年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主张联俄联共，扶植工农政策，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来粤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工作。谢英伯也先后邀请过鲍加两位到新闻学院演讲，他们的讲话内容，记不清楚，但大意是讲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打倒帝国主义的调子，当时师生们听了觉得新鲜！谢英伯还请过鲍罗廷在陶陶居午餐，请加伦在惠和茶楼晚餐，有一部分教师和妇女界作陪，谈笑风生不在话下。

谢英伯1934~1938兼做广州市博物馆馆长，即现在的“五层楼”。馆内古物少得可怜，谢英伯以私人藏物拿来充数，也只是屈指可数。知道有外来参观，就预先向本市古物收藏家借些来摆场面。该博物馆总的经费每月仅二百元，包括一切人事和管理及购置费，旧社会之不重视文物、文化，于此可见！谢常自慨叹：博物馆“剥无馆”。

六、谢英伯走入仕途

1935年的一天，谢英伯接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委派他但任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公文，有人问他何以官运飞来？谢笑答：“我素来不求官，视富贵如浮云，也不知从何来，只可说：‘目睡鸟自有飞来虫’”！但据谢英伯亲自对我说：“或许是立法院长孙哲生（孙科）知我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有年，念我现在经济生活和办学有困难，我曾写信向哲生借钱维持新闻学院，因此，哲生自动推举到司法行政部亦未可定。”真实情况如何？写此史料者无所知矣！

谢在任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上任之初，他们亲友欲向他求一官半职者不少，各有权势的人物介绍的人也多，谢亦亲笔作复。大意说：“借重有心，罗致乏术，若有机会，再行奉闻”云云。谢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仅二三年，且值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紧张之际，社会动荡，人民不安，未闻有什么善政，也不悉其有什么苛行。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先后侵占了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各地。1938年10月，日敌侵犯广州，广东高等法院撤退后方至广宁县，日敌飞机追逐轰炸扫射机关人员，谢在撤退至广宁时牺牲了。

谢英伯的祖父、父亲均在香港经商。谢英伯育有一男一女，男在美国经商开餐馆，女嫁易姓在港做小生意，家庭妇女。谢英伯一生对家庭子女淡薄，家无恒产，没有田地，没有一间房舍，这或许与他学佛有关。

谢英伯论著不少，多散见于海内外报刊。专著有《人海航程》、《中国古玉时代文化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