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觉论》提出“语觉是人类第六种感知觉”的崭新命题，是对以前的儿童语言获得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语觉，主要是指“从一般听觉系统中独立出来的语义感知觉系统”，本书对此做了详尽、完整和科学的论证。既肯定语觉功能的生理基础及先天性，又强调基于语觉的儿童语言获得的思想，并提出了“后天环境的影响和语觉的生长发育关键期”。为此。本书不仅比较了儿童语言获得过程和成人言语生成与理解过程，而且也论述了阅读与书写能力的后天习得性；不仅阐述了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且也分析了语觉论对儿童语言获得过程的影响作用。

“语觉论”——儿童语言获得新论

主要分类为：

1.模仿说

该理论认为儿童是通过对成人语言的模仿而学会语言的。但是儿童所接触的成人的语言结构并不相同，有的父母喜欢和孩子交流，有的却很少和孩子说话。但不管怎样，孩子长大后所运用的语言体系是大致相同的，这便足以说明模仿说过于简单。

2.强化说

斯金纳（1974）：指强化刺激紧紧跟随在言语行为之后发生。 最初被强化的是个体的偶然发生的行为，强化依随是渐进的。

3.斯塔茨：

刺激和反应之间具有传递性。一个词或一句话都可以具有刺激的性质，可以诱发出条件反应。在外显的刺激和反应中间，有一系列因联想而引起的隐含的刺激和隐含的反应所构成的中介体系。

事实上，言语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受语言交互环境的制约，也受说话人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决不可能归结为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控制刺激就可控制反应、预测反应，就可控制和预测人的各种言语行为。许多语言学家通过长期观察与实验也证明，儿童掌握语言能力主要是通过人际交往，虽然有时儿童也有重复或模仿大人说话而得到夸奖的情况，但这绝非儿童获得语言的主要途径。在上个世纪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后天环境论”曾一度流行，但从（2010年）情况看，这种观点已经过时。

较有影响的先天决定论主要有两种：LAD理论和关键期理论

1、LAD理论

同后天环境论相反，乔姆斯基认为儿童有一种受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语言获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简称LAD）。为了说明这种机制是如何影响婴幼儿对母语的获得过程，乔姆斯基于1988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简称UG）的语言获得模型。在此模型中，婴幼儿对母语的获得过程被描述为：“语言能力可看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该网络与一个包含开关矩阵的开关盒相联接，这些开关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在系统运行之前，必须先对开关进行设置。一旦这些开关 设置成某种允许的工作方式，系统就按其自身的性质工作。不过，取决于开关设置方式的不同，系统的功能也有所不同。这个固定的网络就是普遍语法（UG）的原理系统，开关值就是由经验所确定的参数。开关设置以后，儿童就掌握了一种特定的语言并了解该语言的事实——一个确定的表达具有确定的意义，等等。这样，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值的过程，就是确定使网络运行所需开关值的过程。……除此以外，语言学习者还必须发现语言的词汇项及其特性。……语言学习并不是儿童实际在做什么事情，而是处于某种适宜环境中的儿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儿童的身体在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

由此可见，按乔姆斯基的观点，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儿童主动地发现并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及相关词汇项的过程。儿童是主动生成与发展语言的主人，而不像后天环境论者那样，把儿童看成只会对刺激作出被动反应的模仿者。儿童对于语言并不是通过一个一个的句子来掌握，而是通过普遍语法体系的一系列规则来掌握（每条规则都管辖一大批句子）——只要参数一设定，普遍语法体系就被确定。乔姆斯基认为，这就是所有儿童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掌握各自母语的根本原因。

LAD理论和后天环境论相比，尽管有上述优点，但尚未能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主要原因是它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⑴

乔姆斯基关于婴儿先天存在“语言获得机制”的论点是思辨的产物（乔姆斯基并未对此提供脑神经生理学的证据），大脑中是否先天就存在处理普遍语法的神经机制，还只是假说，尚有待证实。

⑵ 对后天语言环境的作用重视不够。如上所述，乔姆斯基认为，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 是儿童主动地发现与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及相关词汇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要求“儿童实际做什么事情”，只要“处于某种适宜环境中”，儿童自身就会发生该发生的事情，“就像儿童的身体在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很清楚，乔姆斯基认为，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并不要求儿童实际去学习语言（不要求“儿童实际做什么事情”），只要能让儿童置身于“某种适宜的环境”就可自动获得语言能力——就像身体在适当营养条件下的自动生长、发育一样。

2、

比较有影响的另一种先天决定论是伦内伯格的“关键期理论”。

1967年伦内伯格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语言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在该书中，他提出一套用于判定是否属于“先天能力”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以下六条：

（1）与这种能力相关的行为在需要之前就已出现；

（2）它的出现并非是有意识决策的结果；

（3）它的出现不是靠外部事件激发的，但是必须为能力的发展提供理想的环境；

（4）直接教学与强化训练对这种能力的发展影响甚微；

（5）这种能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并与年龄及其它方面的发展水平有关；

（6）这种能力的获得有一个“关键期”（critical period），过了这个关键期要想掌握这种能力是非常困难的。

伦内伯格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完全符合上述准则，所以是先天的。他把儿童的语言发展看成是受发音器官和大脑等神经机能制约的自然成熟过程。伴随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发音器官和大脑的神经机能逐渐成长发育。当和语言有关的生理机能成熟到一定的准备状态时，只要受到适当外界条件的激活，就能使潜在的与语言相关的生理机能转变为实际的语言能力，所以儿童语言能力的获得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伦内伯格还指出，在儿童发育期间，语言能力开始时是受大脑右半球支配，以后，逐渐从右半球转移到左半球，最后才形成左半球的语言优势（左侧化）。伦内伯格认为，左侧化过程发生在两岁至12岁之间，并强调这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后，如果大脑左半球受损，将会造成严重的语言障碍，甚至终生丧失语言能力；如果是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开始或中间阶段（即左侧化完成之前）左半球受损，则语言能力将继续留在右半球而不受影响。这就是伦内伯格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理论”。

从当前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来看，伦内伯格关于儿童发育早期（四、五岁之前）语言能力是受右脑控制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儿童在青春期之前（尤其在10岁之前），大脑两半球都具有发展语言的潜在机能，在语言能力发展上两半球是处于竞争状态，这时尚不存在单侧优势。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交往的增加，对言语能力要求愈来愈高，需要相关神经机制的更为精细的调节与控制，加上人类的大脑结构有天生的不对称性[瓦达（Wada）等人对胎儿大脑的研究表明，其左半球的颞叶均比右半球略大，而颞叶正是与话语理解密切相关的部分]，最后才在两半球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左半球的言语功能优势。

尽管有这类争议，但是就伦内伯格的“关键期”理论本身而言，我们还是应当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重视。事实上，儿童获得语言具有“关键期”（也称最佳敏感期），已不再是一种“假说”，而是已得到许多实验与观察证实的科学事实（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五讲还将作更深入的讨论）。

这种理论以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为代表。他认为，婴儿在出生时就对人类言语的声音模式具有特殊敏感性，脑中具有接收、理解和生成言语的特殊结构。但是要使这种结构产生言语功能，还需要有适当的环境和经验的作用。这就是说，人类之所以有言语功能，一方面是因为大脑中先天就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言语中枢），具有处理抽象语言符号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后天经验的作用和语言环境的影响。赫布的上述观点已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近二十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事实为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理论提供证据。以这种理论建立的基础——假定大脑中具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言语中枢）为例，迄今为止，发现大脑中确实存在以下四种言语中枢： （1）

——位于大脑皮层左半球的额下回（即第三额回）后部。其主要功能是口语表达，这一区域若有损伤，会发生典型的“口语表达性”失语。这时患者不能组成正常的言语，说话缓慢费力，语言贫乏，严重患者缄默无语。多数患者能说出单词，但发音不清，造不出完整句子——类似电报语，并有不自主的言语重复。这一言语中枢最早是由法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于1861年发现，所以通常也称为“布洛卡区”。

（2）

——包括大脑皮层左半球颞上回、颞叶后部以及顶叶在内的广阔区域。其主要功能是言语理解，这一区域如有损伤，患者尽管能主动说话，听觉也正常，但却听不懂别人的话语，也听不懂自己所说的话。由于这一言语中枢最早由德国神经学家卡尔·沃尼克（Garl Wernike）于1874年发现，所以通常也称为“沃尼克区”。

（3）

——位于大脑皮层左半球顶叶的沃尼克区后部（角回区）。其主要功能是把语言转换为视觉信息，使人能写下听到的话语；又能把文字信息转换为语音，使人能诵读诗文，从而在书面语的视觉表象与口语的听觉表象之间建立起联系。所以，一般把“角回区”称作是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桥梁”。角回区损伤，视觉表象与听觉表象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书面语就不能转换为有声口语，形成书面语阅读障碍——过去认得的文字读不出它们的音，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患者能说出听到的词，却不能说出看到的词。这种阅读障碍，就是所谓“失读症”，所以，角回区就被认为是“言语阅读中枢”。

（4）

——位于大脑皮层左半球的额中回（即第二额回）后部。其主要功能是书面语表达。由于人在写字时需要头、眼移动和手的活动，所以这一区域正好处于大脑皮层左半球的头、眼和手的运动投射区内。这一区域若受损，将使患者形成书写障碍——造成“失写症”。由于书面语和口语都是内部言语的外部表现（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书写中枢和表达中枢（布洛卡区）之间有密切联系：当书写能力有较严重障碍时，说话也往往有些困难；反之，当口语表达有较严重障碍时，书写能力也会轻度受损。事实上，如上所述，言语表达中枢和言语书写中枢二者都在左半球的额叶部分，前者在额下回，后者在额中回，彼此互相邻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这两个言语中枢之一有损伤时，会对另一中枢的功能产生影响。

上述四个言语中枢，正好是和“说、听、读、写”四种言语能力相对应，可见，唐纳德·赫布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大脑“具有接收、理解和形成言语的特殊结构”的观点已得到脑神经解剖学的支持，所以是比较科学的、可信的。

唐纳德·赫布所提出的“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的理论，虽然有其科学性，并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尚未能科学地阐明儿童获得语言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它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任何民族的四、五岁儿童都能无师自通地掌握包含数不清的语法规则变化的本民族口头语言？”乔姆斯基的LAD理论虽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LAD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人脑中先天就存在处理普遍语法的神经生理机制”，这一关键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能得到证实。从而使人们对LAD理论始终抱有怀疑。其它几种理论也有各自的优缺点，其中有些优点还比较突出，但是又还无法解释上述核心问题，更不能直接用来指导我们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创新探索实践。为此，我们必须在全面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努力提出一种全新的“儿童语言发展理论”，来解释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运用这种新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创新探索实践。

在上述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几种主要理论中，有两种理论特别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思索：一是乔姆斯基的LAD（天生语言获得机制）理论，二是唐纳德·赫布的先后天相互作用理论。

乔姆斯基的LAD理论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对上述“儿童语言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任何一位四、五岁的幼儿都能无师自通地基本掌握包含数不清语法规则变化的本民族口头语言？”）作出较合理解释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所强调的“先天语言获得机制“是指具有以下两方面言语功能的脑神经机制（即 “言语中枢”）：

1、能够分析与把握涉及各种语言范畴和语法规则的普遍语法（UG），普遍语法有尚待确定的一组参数，一旦参数被确定，即表现出言语能力；

2、能对语言信息作出评价。

在LAD这两方面言语功能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断定，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就是为普遍语法确定参数（也就是为语言范畴和语法规则赋值）的过程。当儿童听到某一句话（也就是可以用来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的言语输入数据）后，其LAD首先根据普遍语法框架的要求对该句话的语法结构提出假设，接着运用评价能力对该假设进行评价，如果评价获得通过，表明某种普遍语法结构的参数已被当前输入的语言信息所确定（某种语法规则已被赋值），于是，当前听到的这句话就被正确理解——表明该儿童具有这种语言能力；反之，如果评价未能通过，表明儿童对这句话的某些词语可能没有听清楚，或是说话方的表述有误，从而使普遍语法的参数不能正确设定（即相关的语法规则未能正确赋值）。

由于这种理论认为，儿童的大脑中天生就有分析与把握普遍语法的言语中枢，只需把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听到的各种句子，作为言语输入数据，经过LAD评价功能的评价与验证，即可掌握相关的语法规则。由于这种语言学习方式不是基于一个一个具体句子的学习，而是基于语言范畴和语言规则的学习（而范畴和规则是有限的），所以它有很高的学习效率，加上LAD是先天遗传的，所以能够“无师自通”。这就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上述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所有其他的儿童语言发展理论，都是基于一个个具体句子的学习，由于任何一种语言的句子集合都是无限的，要让幼儿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熟练地记住这么多不同句子的千变万化用法是无法想象的，所以都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上述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乔姆斯基的LAD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具有上述两方面言语功能的言语中枢，至今尚未得到脑神经解剖的证实，所以LAD理论还难以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

唐纳德·赫布的先后天相互作用理论也认为大脑中先天就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言语中枢），但是这种言语中枢只对言语信号敏感——可以接收、理解和生成言语信号，因而有利于儿童对言语能力的获得。这种理论的优点是，赫布所说的具有接收、理解和生成言语功能的言语中枢，已基本上被当代的脑神经解剖学所证实。尽管有些言语中枢在大脑皮层中的准确定位及范围还有争议，其核心部分及主要区域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这种理论才能在国际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关于儿童学习语言的方式这种理论也是建立在对一个个具体句子的掌握上。由于句子的无限性和语法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尽管这种理论有专司“听、说、读、写”的四类言语中枢，在脑神经机制上为儿童学习语言提供生理基础和功能支持，仍难以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何四、五岁小孩能在短短几年内无师自通地掌握如此复杂的本民族口头语言？

可见以上两种理论均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有没有可能在吸收以上两种理论的优点而摒弃其不足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儿童语言发展理论呢？

众所周知，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虽然只有几千年，而有口头语言的历史，却要比这长得多。由于口头语言不像书面语言，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去考证，而语音不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无法通过考古去发现，所以人类什么时候开始有口头语言，至今还是个谜。有些语言学家根据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动物学家的研究提出“人类只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四、五万年前，才开始掌握有声语言。” 但我们认为，人类开始有口语的历史恐怕要比这早得多。如上所述，人类大脑中有专司“言语表达”的神经中枢（也称“布洛卡”区）和专司“言语理解”的神经中枢（也称“沃尼克”区），这正是与口头语言直接相关的言语中枢（这两大言语中枢自19世纪后半叶被发现以来，随着现代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其范围有所扩展，定位也比原来准确，但其核心部位并未改变）。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和黑猩猩（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目）的大脑相比较，二者重量相差不多，结构也很相近，其主要区别就是人类有专司词语功能的高级言语中枢，而黑猩猩没有（黑猩猩顶多具有专司手势语的“低级言语中枢”，而没有布洛卡区和沃尼克区这类高级言语中枢）。可见，高级言语中枢是在由“猿”发展到“人”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才形成的。要想在大脑中通过世代的种族遗传进化出一种全新的、功能如此复杂的神经中枢，如果没有上百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在人类进化史上，四、五万年是很短暂的，不足以形成如此复杂的神经结构。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言语中枢是上百万年进化的产物，而物种的进化决不是盲目的，它必定有自己特定的目标——实现某种功能（就像进化出视觉神经中枢是为了形成“视知觉”以便观察了解客观世界的各种物理形态、进化出听觉神经中枢是为了形成“听知觉”以便感受辨别客观世界的各种不同声音一样），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去探究人类进化出高级言语中枢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它最终要实现的到底是什么功能？如果仅仅用这两个言语中枢的名称（“言语表达”中枢和“言语理解”中枢）所表示的功能来回答，即为了实现“言语理解”和“言语表达”功能，固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只是涉及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还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实现“言语理解”与“言语表达”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实现言语理解和言语表达的目的是为了人际交流，为了沟通彼此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要辨识对方所说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即要弄清“是什么”、“怎么样”、“做什么”、“谁做的”、“怎么做”等语义关系。换句话说，实现言语理解与言语表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弄清话语中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关系是要通过语法关系、语法规则来体现的，而且同一种语义关系，可以用几种、几十种甚至几百、几千种不同的语法关系和语法规则来体现，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拥有几千种不同的民族语言——各民族的语言形式、语言结构、语法关系和语法规则虽然彼此有很大差别，但是，所有语言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却是完全一样的，这正是各种不同语言可以进行互译（例如中译英或英译中）的客观基础。总之，世界上的语言多种多样，其语法关系、语法规则千差万别，而语义关系只有一种。所以，人类言语中枢进化的最终目标只能朝向对语义关系的辨识，而不是朝向语法关系的辨识。

通过世代遗传，不断进化而形成的先天性语言获得机制（即言语中枢）其核心功能应当是辨识“语义”，而非辨识“语法”（乔姆斯基理论的缺陷正是在这里——因为世上并不存在各民族之间可以通用的“普遍语法”）。如上所述，人类进化出视觉神经中枢是为了形成“视知觉”，以便观察了解客观世界的各种物理形态；进化出听觉神经中枢是为了形成“听知觉”，以便感受客观世界的各种不同声音。那么，根据脑神经进化的规律，我们有理由推断，人类大脑之所以要进化出言语中枢是为了形成“语义知觉”——专门用于感受与辨识语义关系。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人类将不止是只有五种感知觉，而是有六种感知觉——增加一种“语义知觉”。其中前五种是其他动物也具有的，只有这第六种“语义知觉”（可简称之为“语觉”）为人类所独有。

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斯特朗斯沃德（K.Stromswold）在分析了许多语言发展存在关键期的案例后指出[6]：“精密的语言能力测验表明，若儿童在青春期过后才首次接触一种语言，其流畅性就极少能接近该种语言的本族语者的水平。这种现象与哈贝（Hubel）及威塞勒（Wiesel）所发现的关于正常视觉发展要求在视神经发展的关键期提供视觉刺激的现象是一致的，并说明神经的精细转折（neural fine-turning）对正常语言获取非常关键，而且这种精细转折只有在一定时期内处在语言环境中才可能发生。” 斯特朗斯沃德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哈贝及威塞勒的发现，是指他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猫、猴、鼠等哺乳类动物视觉系统早期神经发育的可塑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俩发现，在高等哺乳动物（例如猫）出生后的某个称为关键期的时间内，如果将其一只眼的眼睑用手术缝合，暂时剥夺视觉1周以上时间，该眼便会失明（即使把缝线拆去也不能恢复这只眼的视力）[11][12]。这表明视觉环境对幼年动物的视知觉形成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诚如脑神经专家寿天德教授所言[12]，“每种动物的视知觉都有其特别敏感的发育阶段——关键期，在此关键期内视觉环境对大脑的视觉中枢系统和视觉功能有不可逆的影响。”他还进一步指出，不同动物的视知觉成熟关键期各不相同。猫是出生后24～36天，猴是出生后至40天左右，人是出生后至3～4岁。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不仅视知觉有其成熟的关键期，语义知觉（语觉）也应有其成熟的关键期，而且比视知觉关键期更长，伦内伯格认为是从出生到12岁左右（J.K.Chambers 的研究案例表明，在8岁以前可能更为敏感）。最后，综合当前国内外脑神经专家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关键期”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① 由言语神经中枢所支持的语义知觉（我们简称之为“语觉”）和由视觉神经中枢所支持的视知觉，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其相似性，二者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

② 视知觉的发育成熟有其关键期，语义知觉（语觉）的发育成熟也有其关键期（也称语觉敏感期）。如上所述，语觉关键期是指：“语音辨析”和“语义辨识”这两方面的能力是天生的、可通过遗传因素获得，而且这两种能力的发展成熟均有其关键期。如前面图2的“语觉敏感度曲线”所示，这一关键期（即语觉敏感期）大致是在2至12岁之间，而其中最敏感的年龄段则在8岁以前。在关键期内，视知觉要求提供视觉环境及视觉经验，语义知觉要求提供语言环境和语觉经验，如果在这关键期内，未能提供所需的环境与经验（例如对猫进行单眼视觉剥夺），那么，大脑神经中枢虽然有天生的视知觉和语义知觉的潜在功能，它也不可能实际发生。可见在强调感知觉成熟关键期的同时，绝不应忽视相关环境与经验（即相关环境中的练习）的作用。孙久荣教授曾这样介绍他在这方面的观测结果：“笔者在马赛第一大学神经生物学实验室观测了生活在感觉运动丰富（sensorimotor enriched）环境的大鼠，它们生活在有各种可抓、可滚的玩具环境中，并且有伙伴相陪伴。每天实验人员都陪它们玩耍。生活在‘贫乏’（sensorimotor impoverishment）环境的大鼠独居，没任何可抓、可滚的器具，生活空间狭小。结果是，到了成年，前者的大脑皮层的前爪感觉运动代表区比后者的大。进一步还可以看到，前者的大脑皮层锥体细胞的树突的分枝、树突棘的数量和密度都大大超过后者。”可见神经网路之间连接的丰满程度是可塑的，且直接受到后天环境与经验（即相关环境中的练习）的影响，并执行“不用则废”的原则。

③ 关键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期间，若有适当环境的刺激将会出现对脑神经中枢发育至关重要的“神经精细转折” 现象——而这种精细转折正是形成视知觉或语义知觉的必不可少的神经生理基础。关于神经精细转折的含义及作用，斯特朗斯沃德曾作以下说明：“为掌握一种语言，必须在婴儿期和婴儿早期就接触这种语言，其原因可能是，与学习特定语言参数相联系的神经精细转折必须在神经具有高度可塑性时建立。语言涉及的结构和操作在解剖上和功能上都表现出模块化，并与非语言模块有显著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