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变之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严复所作的文章，发表于1895年。该年2月至5月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了4篇文章，《论世变之亟》是其中的1篇。本文大旨在于阐述近代中国变化之快、之多，有尊民贬军，尊今判古等内涵。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浸多，镌镵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沉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抬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曝腮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 嗟乎! 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盖自高颡深目之伦，杂处此结衽编发之中，则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忠爱之道，固如是乎? 周孔之教，又如是乎?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 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 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马嘉尼之请不行，东印度之师继至。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此郭侍郎《罪言》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自蒙观之，夫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不见夫激水乎? 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不见夫火药乎? 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三十年来，祸患频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 且其祸不止此。究吾党之所为，盖不至于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虑所万不及知，而闻斯之言，未有不指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为中国之人民，谓其有自灭同种之为，所论毋乃太过? 虽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来也，持不义害人之物，而与我搆难，此不独有识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为大诟者也。且中国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员之广远，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谓横目冒耏之伦，莫我贵也。乃一旦有数万里外之荒服岛夷，鸟言夔面，飘然戾止，叩关求通。所请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虏我官宰，甚而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当是之时，所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力不足耳。谓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讲其事而咨其术，此非病狂无耻之民，不为是也。是故道咸之间，斥洋务之污，求驱夷之策者，智虽囿于不知，术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谓非忠孝节义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时，则大异矣。何以言之? 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绶若之徒，其必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宁视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贵。”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辈志得而自退处无权势之地乎! 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观之，仆之前言，过乎否耶? 噫! 今日倭祸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调集，此何为者? 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 尚忍深言也哉! 《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又曰：“瞻乌靡止。”心摇意郁，聊复云云，知我罪我，听之阅报诸公。

看如今的世事变况，大概自秦代以来没有像这样迅速的了。这世事的变况啊，人们不知道它的缘由，强行将其定义为时势。时势已然形成，即使是圣人也无能为力，大概是因为原本圣人也是时势中的一部分。既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说他能谋取时势并改变它，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些圣人，不过是知道时势的趋向，而预见它的去处。只因知道时势的趋向，所以才能承继遵循它变化的规律；只因预见时势的去处，所以才能重视时势而不与它违背。然后对时势加以调节掌控，使天下归于安定。后世的人因而看到圣人成就的功业，就像圣人确实能改变时势，而不知道圣人实际上从最初开始就未能改变它。就像是如今中日两国的结仇交战，探究它的缘由，这岂会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呢？

曾指出中西方之间的处理事物的方式，其中最不同而完全无法相合的一点，莫过于中国人尚古而忽视当下时势，而西方人则力求以当下超越古时。中国人把太平盛世与乱世相隔，国家兴盛衰败交替当作是上天主宰的自然的循环，而西方人把每天无穷尽地进步，国家兴盛后不会再衰败，社会太平昌盛后不会再动乱，作为学术研究、政治教化的最高准则。大概我们中国圣人的心意，是说：“我不是不知道宇宙是无尽的宝藏，人心的灵慧如果每一天都能开导它，在机巧之术和智能方面就可以逐渐达到无法测量估计（的地步）。但我却将其放在一边，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是因为百姓的生存在于相安相养罢了。”天地之间的物产有限，但是百姓的贪欲是无穷尽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对物产的发掘每一天都在扩大，这终究会走向物资不足的趋势。物产不足则必定会起纷争，而纷争则是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所以宁可将知止知足作为教育感化（的内容），使人民安居于鄙俗愚昧之中。劳动人民尊长敬上，所以便有了“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春秋大一统，就是全面平定纷争的局面。大秦销毁兵器焚毁书籍，它的作用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顺延而下到了宋朝以来的科举考试，它防止纷争就更为深远了。拿人人都尊崇信奉的典籍，让人反复深入研读他们，而典籍的道理又常常介乎于似远似近，似有用又似没用之间。制定标准来招揽这些读书人，使得最聪明的人也有不一定能成功之忧，最愚昧的人也有偶尔成功之庆。然后对全天下中智慧杰出的人和稍有想法的人，张开八股文的大网捕捉他们。即便间或遗漏几只能吞没船的大鱼（指有能力的人才），他们已经遭受挫折，颓然老去了，还怎么去做推波助澜等事呢？可悲啊！这还真是圣人禁锢天下人，平定纷争消除祸乱的最高明的方式啊，然而人民的智谋就因此日渐低劣，人民的力量也因此而日渐衰弱。到头来，继而发展到了不能与外国人争夺一天生命的地步，这是圣人所没能考虑到的啊。即使这样，到现在这种局面，我们仍然闭门造车，如果跨海的轮船无法到来，能遁地的飞车没有途径过来，那么中国的百姓，与异族便老死不相往来了。富贵的人一直享受他们的财富，贫困的人一直安于他们的贫穷。通晓福泽青天的道义，就能做到秩序分明；推崇柔和谦让的教化，就能止息纷争。偏远的灾难虽然频繁，有弥补的方法；盗贼虽然多，有围剿灭绝的办法。这样虽然说不上是大治之世，但起码百姓也可以相互生活安定了。而谁能想到祸患常出现在考虑之外，继而西方人忽然出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之中，于是我四千年历史典章制度，便有了涣散不能终日的担忧了。到了今日才开始知道它的弊病，和齐桓公感受到疼痛之时才接受治疗有什么不同呢！

和中国人谈论西方的治理，常常苦于难以说明它的本质。存在对中西方彼此成见的人，不明察事实，就说中国是讲究礼法道义的地方，而东南西北，凡是我王朝的威灵不能到达的地方，都是边远异族。这是第一大蔽塞。明理有见识的人，想要全国人民都客观清楚地看到中西方彼此的实情，他的评议是不能不体现出是非好坏的公道评判。然而肤浅的人坚持私利，常常责骂（有识之士）美化仇家而背弃本宗，这又是一大蔽塞。却不知道只是满足于自欺欺人的小聪明之中，却使得常受他族的侵扰侮辱而无能为力。忠诚仁爱的道义，本来是这样子的吗？周公和孔子的教化，又是这样的吗？各位思考一下，如今的夷狄，不是古时候的夷狄了。如今人们看待这些（被称作夷狄的）西方人，以为他们只是善于计算，又擅长技巧之术罢了。而不知我现在所见闻的，比如制造蒸汽机和兵器这一类东西，都不过是西方文明的支末，就是所谓的最精通于天文历算和自然科学，这只是他们擅长的事的端倪，而不是其中（西方兴盛的）关键所在。那关键是什么呢？我抓重点说，不外乎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崇尚科学，在刑法和政令上公大于私罢了。这两者，和中国最初的理政之道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之所以他们运用起来常常成功，而我们常常失败，那只是因为自由而不自由的区别罢了。

自由，实在是被中国历代圣贤所深深畏惧，并且从未被确立为教育内容的东西。那些西方人的理论说：上天生下了人，使他们各自拥有天赋予的权利，得到自由的人才是完整的。所以人人各自得到他们的自由，各个国家各自得到它们的自由，只管致力于不让它们互相侵略损害罢了。侵犯别人自由，这是违逆自然法则，且违背人伦道德的。那些杀人伤人偷窃他人（的行为），都是侵犯人的自由到了极致（的表现）。所以侵犯人的自由，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可以，而那些法律禁令章程条例，大体上都是为了这件事而设立的。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观念）最相似的地方，是宽恕和法度（并用）。然而说他们相似可以，说他们确实相同，就大大不可了。为什么呢？中国的宽恕与法度（并用），是专门针对待人接物来说的。而西方人的自由，则既指待人接物的方式，但实际指的是一种人的本质。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便造就了中西方相当多地方的差别。我大致地举出一两件（异处）来讨论：就比如中国人最看重三纲五常，而西方人则首先强调平等；中国人亲近亲人，而西方人崇尚贤者；中国人依靠孝道来治理天下，而西方人以公正治理天下；中国人尊崇君主，而西方人则尊崇民权；中国人看重政令一致，风俗趋同，西方人则喜欢结成群体来聚居，各为其政；中国人大多避忌隐讳，而西方人多讽刺批评。对于钱财的使用来说，中国人重视减少支出，而西方人重视增加收入；中国人追求敦重朴实，而西方人追求现世的欢愉。对接物待人来说，中国人赞美谦恭含蓄，而西方人则主张直接；中国人崇尚繁复的礼仪，而西方人（在这方面）则较为简易。在致学方面，中国人夸耀博学之士，西方人尊崇创新的人。对于灾难祸患，中国人将其托付给上天命数来解决，西方人则依靠人的力量解决。像这一类的例子，所列举的有和中国道德伦理相违背的，在这二者之间，我实在不敢仓促地分出它们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