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一统”概念由西汉
董仲舒提供，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实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迎合皇帝心理的，也是他推行儒家学说的一个表现，由此，董仲舒最终实现儒学独尊的局面。
董仲舒提出这项建议并且被采纳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历史上看，秦统一
中国后，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
法家思想，而采用有利于巩固
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的
儒家思想，但
秦始皇没有这样做，相反却
焚书坑儒，而终不能解决巩固统一
封建国家、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教训董仲舒是清楚的，因此他常用类似于“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食货志上》）这种委婉言辞来提醒当世的
统治者。
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
春秋》那里找依据。他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的
宗师，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
春秋繁露·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以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他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的，它立足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虽然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基础是现实社会，但他从不盲目赞扬现行的社会制度，而总是以理想社会的标准来批评和要求改进现行制度。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一个
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大一统是他所述《春秋》的根本含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就是大一统的开始，并且还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重政》），因此他希望
汉武帝是圣人，能成就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功业。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的统一。董仲舒在他的
贤良文学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儒学便从此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
从现实情况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由于理论基础不统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如此社会怎能安定，政权怎能巩固呢？因此治国之君必须掌握统一学说，使“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言，而法变可明，民之所从矣“（《董仲舒传》）。
在表面上看来，法家是反对言论教化的，因其会使“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商君书农战》）。但法家没有预想到，如果言论一律，就可避免君臣乱、莫衷一是以及百姓不知所从的情况。可以说，法家以前以至与其同时的儒家看到了这一点，并作出一定努力，而董仲舒则最后将大功告成――实现了儒学独尊的局面。
董仲舒深知，安定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理论基础要统一。因此他选定儒学（而且唯有儒学）作为
安邦定国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国家政权出发，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顺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从而奠定了封建大一统国家不可或缺的根基――思想统一。董仲舒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在这种理想和谐的大一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君民各得其所，和睦不争，共处于一种和平安定的礼制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