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穆兰（法语：Jean Moulin，1899年——1943年7月8日），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法国抵抗组织、自由法国）的领袖。让·穆兰因积极参加组织抵抗运动被捕后，坚决不投降，以绘画讽刺德国侵略者，在遭受了盖世太保一个月的折磨后去世，年仅44岁。

让·穆兰1899年出生在大学教授家庭，从小受列良好的教育。早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后来进入政界。1930年，穆兰成为法国最年轻的区长。

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执政时期，穆兰出任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办公室主任。1937年，穆兰成为法国最年轻的省长。

西班牙内战时期，穆兰同情和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穆兰极力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扩张政策和英法奉行的绥靖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穆兰正在法国北部厄尔-卢瓦尔省任省长。1940年6月当德军进入沙特尔城时，穆兰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坚守领导岗位，沉着冷静地指挥当地居民的疏散，有条不紊地安排没有南撤的群众的生活。同年6月17日，穆兰被德军逮捕。德军企图利用他来侮辱法军、但最终没有得逞，这位省长什么也没说。后来穆兰被投入监狱，受到毒打，但他并不屈服于敌人。他当时曾想引颈自杀，以身殉国。敌人终于无计可施，遂将他释放。

穆兰曾在1940年11月被监禁过。当时，他正任巴黎西南部一个县的文职长官。他拒绝签署一项塞内加尔士兵犯有谋杀罪的声明，而这次谋杀实际却是德国人干的。一个德国士兵写道：“我很钦佩你那种维护你们国家荣誉的精神与力量”。

1941年9月，穆兰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里斯本，然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到达伦敦。英国情报部门对穆兰极为重视，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试图争取他返回法国为英国服务。但穆兰决心已定：投奔戴高乐将军，效力自由法国。正因为如此，穆兰到达伦敦不久便得到戴高乐将军的重用。

如果说戴高乐是在伦敦高举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和贝当投降政府的大旗，那么以左翼激进党人、前厄尔-卢瓦尔省长让·穆兰为代表的法国本土抵抗者则是在德国纳粹统治的北方“占领区”和维希政府统治的南方“自由区”展开抵抗斗争。为了抵抗组织的发展壮大，让·穆兰从1940年10月至1943年初期间，同南北地区的主要抵抗组织进行联络和促进联合的工作。他曾两次秘密前往英国，会晤“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1941年9月，戴高乐亲自听取了让·穆兰关于本土抵抗组织情况的汇报，赞同他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武装力量，以便同“自由法国”军队和盟军一道解放巴黎的规划。戴高乐还任命让·穆兰为他的代表，回国后担负联合南方地区三大抵抗组织的重大使命。1943年2月，戴高乐在伦敦再次会见让·穆兰，赋予其成立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和组建“秘密军”的新使命。

1941年苏联和美国参战后，1942年发生的战势变化使许多以为德国已取得胜利的人认清了形势。盟军的胜利对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对形势预计准确。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

1941年12月31日晚至1942年1月1日，时年43岁的穆兰作为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代表，只身伞降到法国南部萨龙地区。穆兰肩负的使命是：建立自由法国与国内抵抗组织的联系，协调这些抵抗组织的言行，在法国南部三派主要抵抗组织（“战斗”、“南方解放”和“自由射手”）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军，并使之直接服从戴高乐将军的领导。这是一项困难重重而又极其冒险的使命。除了德国占领军的搜捕和维希政权的干扰之外，这三派抵抗组织彼此存有成见，互相争吵，地方游击习气严重，在对敌斗争方面时常表现步调不一，各行其是，往往干扰了国内的抵抗运动。他们将驻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当作一种名义或象征，根本不愿让他直接领导各自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形势，穆兰以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出色的组织才能，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工作，最终说服H·弗雷内（战斗派领导人）、E·维热里（南方解放派领导人）和J·莱维（自由射手派领导人）等人，成功地使他们接受戴高乐将军对各自抵抗力量的直接领导，并将各自的准军事力量纳入统一的抵抗运动，共同建立起一支秘密军，从此结束南方各派抵抗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沙。在此期间，穆兰还为抵抗运动建立了一些联合组织：“研究委员会”（旨在为未来的和平谈判作准备）、“新闻出版局”（负责地下刊物的编发）、“团结委员会”和负责空投与登陆的机构。

穆兰坚信法国定将取得最后胜利。他不但把南方非占领区的各派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而且还动员各党派联合行动。

1943年2月14日，穆兰第二次抵达伦敦，其主要任务是向戴高乐将军汇报那一年法国本土形势和抵抗运动开展情况，听取戴高乐将军的指示，同时还考虑成立酝酿已久的、能代表整个抵抗运动的权力机构——民族抵抗委员会。该委员会统管现有的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两个协调委员会，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穆兰担任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于1943年5月27日亲自在巴黎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民族抵抗委员会的成立不啻是穆兰对法国民族抵抗运动的重大贡献。

1943年3月21日，穆兰返回法国，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立即投入到新的斗争。他组织召开种种会议，接见各派组织与政党的领导人，解决各派抵抗运动力量之间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积极开展法国南方和北方的抵抗运动。出于工作的需要，穆兰还担任过秘书、联络员，经管过来往人员的住宿、战地电台。穆兰还为一些抵抗组织募捐、分发活动经费和武器装备。可以说，穆兰的生活离不开抵抗运动，抵抗运动也离不开穆兰，“在让·穆兰到来之前，法国曾有一些抵抗者。在让·穆兰到来之后，法国有了抵抗运动”。

在戴高乐的高度信任和坚定支持下， 1943年5月27日，让·穆兰在巴黎成功地召开了有“南方解放”、“北方解放”等八大抵抗组织，激进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六大政党和法国总工会及法国工联两大工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与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的《告法国人民书》同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广大抵抗者心目中，戴高乐是著名的“六·一八”历史人物，让·穆兰则是著名的“五·二七”历史人物。

穆兰极能适应秘密的生存环境。他精明谨慎，多次躲过敌人的搜捕。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刚刚在1943年5月成立，抵抗运动的“秘密军”司令德莱斯特兰将军就在6月9日因叛徒出卖在巴黎地铁站被捕。自从他所信任的同事德莱斯特兰将军被捕后，穆兰时刻处于危险的境地。穆兰的同事曾多次提醒他去伦敦躲避以保证安全，但都被他拒绝。穆兰仍坚持留下来，按期完成自己的工作。6月21日，由于同一个叛徒的出卖，正当穆兰与其他12位同事一块在里昂郊区卡路尔的一个医生的家里举行会议时，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穆兰先被关押在蒙吕科堡。他的战友曾设法帮助他越狱，但没有成功。不久穆兰又被押往法国的讷伊。当地的盖世太保头子克劳斯·巴比下令对他施以酷刑。面对敌人的毒打，穆兰守口如瓶，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和抵抗运动力量。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德军把穆兰送往德国的法兰克福，7月8日他即死在那里。

让·穆兰的牺牲使法国抵抗运动失去一位最有魅力和权威的领袖。但是，他的牺牲精神鼓舞着成千上万的抵抗者踏着让·穆兰的足迹继续前进。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底，以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新主席乔治·皮杜尔为代表的法国本土抵抗者坚持让·穆兰同戴高乐结成的反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维护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主席的领导地位，制定战后社会经济改革纲领和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一支相当于正规军的“法国内地军”。

后来穆兰的尸体被运回法国，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为了纪念这位法兰西抵抗运动英雄，戴高乐总统1964年12月19日亲自在巴黎举行隆重仪式，将让·穆兰的骨灰从拉雪兹神父公墓迁入法兰西伟人长眠的所在地先贤祠。

1983年6月17日他逝世40周年时，法国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纪念活动，凯旋门悬挂他的巨幅图像。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亲往先贤祠向他的墓地献花。

入围2017年傅雷翻译出版奖、201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让·穆兰的亲密战友罗贝尔·尚贝隆所著的《法兰西抵抗者》，回忆了戴高乐将军的亲密战友——让·穆兰所领导的法国本土反法西斯运动的战斗历程，以及那些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