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年8月2日——1987年12月1日），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一生著述颇为丰厚，共写有六部长篇小说、四部剧本、十几部散文集、一本童书和一卷诗集，其作品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他的小说《向苍天呼吁》与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被并列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在二战后的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进程中，鲍德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个“真正的必不可少”的作家。

1924年8月2日，鲍德温出生在纽约市黑人聚居区哈莱姆。他的父亲是不受教区供养的穷牧师，有毒瘾问题。1927年，母亲爱玛·贝尔迪·琼斯嫁给牧师大卫·鲍德温，又生育8个孩子。因家贫受教育不多，鲍德温主要靠自学。12岁发表一篇描写西班牙革命的短篇小说，以后一直练习写作歌曲和剧本。他的父亲一心要他当牧师，极力反对他的创作活动。1938年，14岁的他成为了哈莱姆地区的一名牧师，开始在教堂布道，3年后自称“看透了宗教的虚伪”，从此离开教堂，不信宗教。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后来写的散文也带有布道时的说教口吻和激情。19岁生日那天，其继父去世，当天哈莱姆地区也发生了暴动。

鲍德温离开教堂后不久，在他所谓的“美国工商业世界”中谋生，充当过饭馆侍者和仆役，业余时间写作书评和小品文，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在散文集《土生子的札记》（1955）中。1944年他结识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并在赖特的帮助和鼓励下从事创作。4年后步赖特的后尘离开美国侨居巴黎和欧洲。1953年，鲍德温出版了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的处女作《向苍天呼吁》。此后的三十年里，他陆续出版了《土生子札记》《乔万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家》《下一次将是烈火》《告诉我火车开走了多久》《如果比尔街会说话》等著名作品。

1957年美国爆发警察镇压黑人示威的小石城事件，鲍德温认为他身为作家，“责任是在美国”，因而回到美国从事写作和斗争。1987年12月1日， 鲍德温因肺癌在法国去世。

他参加黑人民权运动，同时写了许多文章，就反对种族歧视、黑人解放的道路等问题发表意见。其中有著名的散文集《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1972），还有政论、文艺评论、回忆录、随笔、游记、报告文学等多种文字，文笔犀利泼辣，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西方有不少评论家认为他是20世纪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充满无人能模仿的激情，这种激情……出自作者的内心，无法与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分割开来。”

除散文外，鲍德温也写作剧本和小说。他的剧本《黑人怨》（1964）在百老汇上演后获得好评。他出版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长篇小说，较优秀的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向苍天呼吁》（1953），主要描写美国黑人青少年面临两种抉择：不是进教堂，就是进监狱。后来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乔瓦尼的房间》（1956）、《另一个国家》（1962）和《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1968），企图通过复杂的性关系（包括同性恋）来反映美国现实社会中的种族关系，猥亵的描写较多。197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写一对黑人青年男女遭受一个白人警察的迫害和诬告的悲剧，反映种族问题较前深刻。

鲍德温关于种族问题的基本看法是：美国的“复合命运”使白人和黑人的生活及利害关系在20世纪的美国变得不可分割。他认为要解决美国黑人问题，关键在于美国白人必须寻找出一条道路来与黑人共处。他一方面警告白人世界必须停止种族歧视，因为物极必反，黑人的怒火会一发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又规劝黑人不要采取极端的行动，以免煽起种族仇恨，自取灭亡。他的观点虽遭到某些黑人领袖的指责，但在黑人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

父子关系是詹姆斯·鲍德温毕生探究的一大主题，他的许多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心目中理想的黑人父亲的渴求。此外，其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情结同样不容忽视。鲍德温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部作品——《向苍天呼吁》、《阿门角》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中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黑人父亲形象，而且这些父亲形象都可以从《圣经》以及鲍德温本人的生活中找到原型。从《圣经》原型的角度解读这些作品中的黑人父亲形象无疑对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鲍德温的作品往往以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因而大多具有自传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是他对继父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对父亲形象的刻画贯穿于他的许多作品，比如，小说《向苍天呼吁》（1953）中脾气暴戾的继父加布里埃尔，戏剧《阿门角》（1968）中具有深刻思想却疲软无力的父亲卢克，以及另一部小说《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1974）中两位性格迥异的父亲弗兰克和约瑟夫。为什么鲍德温要在他的这些作品中反复刻画黑人父亲形象?为什么这些黑人父亲的形象随着作品写作时间的变化而不同?这些都是的德温留给读者的思考，解读这些作品中的黑人父亲形象无疑对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此外，鲍德温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情结同样不容忽视。年轻时的鲍德温曾在当地教堂做过三年牧师，这一段生活经历对鲍德温的思想及其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黑人信仰基督教源自17世纪初期。那时，首批黑人刚被贩运至美洲大陆，身心备受白人奴役却无力反抗。而且，同一个庄园的黑奴往往来自非洲的不同部落，持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根本无法述说内心的苦楚。此时，基督教在黑人群体中广泛传播，成为黑奴精神上唯一的慰藉。信徒们被告知，上帝安排着各人的命运，人们应该默默忍受尘世的痛苦与折磨，死后在天国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根据基督教教义，黑人自然应该听从上帝的安排，接受比白人低劣的命运。因而，从一开始宗教就是白人借以蒙骗黑人并控制黑人身心的强有力的工具。

有过三年牧师经历的鲍德温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诚如他在《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中所剖析的那样，在教堂内做牧师“就像是在剧院内”工作，因为他可以“在布景的后面了解到幻觉是怎么产生的”。他也看透了神职人员对教民剥削的伎俩，明白他们是怎样操纵和影响会众“直到最后一枚硬币被捐献出来”。宗教的欺骗性以及教堂内爱心的匮乏令他深感失望。于是，他抛弃了宗教转而投身文学。后来，鲍德温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宗教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尽管鲍德温后来因为看透了宗教愚弄黑人的本质而离开了教堂，但是宗教对他的影响伴随着他的一生，并影响着他的创作。他那令人折服的雄辩的文风得益于做牧师时的布道经验，他的许多作品中的人物都可以从基督教中找到原型，甚至很多名字都源自《圣经》。而且，鲍德温虽然从来没有终止过对宗教的批判，但他却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基督教教义中一些积极因素，比如教民们应该遵行上帝的指令而爱他人，直至爱仇敌。这种博爱思想深深影响了鲍德温，他后来成为一位种族和解思想的倡导者的根源在于宗教，而体现在他写作中的是那永久不变的爱的主题。正是在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指引下，鲍德温才得以超越他曾信奉的黑人抗议传统，引导人们从整个美国人的角度而不是单从黑人角度来看待种族歧视的危害。也正因为如此，鲍德温在其作品中才能够更全面地展示黑人的人性，弘扬黑人文化，从而将美国黑人文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了解鲍德温的宗教情结是解读其作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主要从《圣经》原型的角度分析鲍德温于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部作品——《向苍天呼吁》、《阿门角》及《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下文中分别简称为《向》、《阿》和《假》）——中三类父亲的形象，并将作品中的父亲与鲍德温本人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以及曾被他视为父亲并对他有着深刻影响的几位人物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解读鲍德温的创作主旨，揭示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内涵。

根据《旧约》，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虔诚侍奉上帝，深得上帝庇佑。最初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亚伯拉罕纳使女夏甲为妾生下以实玛利。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上帝赐与撒拉生育能力，生下以撒。尽管同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以撒因为是亚伯拉罕妻子的儿子，被认定为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其产业的继承者，并延续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定，他的后裔将继续蒙受上帝特别的恩宠。而以实玛利由于是妾所生，他的地位远在以撒之下。亚伯拉罕临终时“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以实玛利则无权享有父亲的财产与祝福。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只能作为一名弓箭手生活在巴兰的旷野。不公平的待遇抹去了兄弟间的亲情，以实玛利的后裔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死敌。

鲍德温早期的小说《向》描述了黑人少年约翰14岁生日那天在继父家中所过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约翰皈依宗教时的思想活动，以及他的继父、母亲、姑姑在教堂祈祷时的回忆，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无情地抨击了宗教对黑人的麻醉和欺骗。在该小说中，鲍德温借用《圣经》中墨守成规冷落私生子（即不受法律保护的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这一原型，塑造了一个冷漠偏狭的继父形象。继父加布里埃尔是当地教堂的一名主要执事，他脾气粗暴，动辄打骂约翰。在父亲看来，约翰不过是一个“懦弱而傲慢的女人同某个轻率的家伙生的儿子”，一个长着“撒旦的脸”、眼里露出“撒旦凝视的目光”、充满了“恶毒的自尊”、奇丑无比的小魔鬼。

与亚伯拉罕一样，在继父心中，他与妻子所生的儿子罗伊才是上帝许诺给他的儿子，他唯一“合法的继承人”。他认为罗伊将“传宗接代，继承父亲的姓和幸福的血统，他将为主服务，直到基督再临、带来圣父的天国的那一天”。继父对寄托着自己全部希望的罗伊宠爱有加，但是偏偏罗伊不服管教，整天在外惹是生非。想着将要继承自己事业的人不是自己的儿子罗伊而是约翰这个私生子，父亲感到失望、愤怒与恐惧，他对约翰更加冷漠与粗暴。极度的绝望和刻骨铭心的恐惧时时刻刻地攫住约翰那颗稚嫩的心。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他决定皈依宗教，希望从中寻求庇护和安慰。

《向》中约翰皈依宗教的经历源自鲍德温本人青少年时三年的牧师生活。鲍德温在其著名的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中详细地述说了他在14岁那年信仰宗教两个最主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依然严重，教堂成为黑人最好的避难所。其次，继父冷漠严酷，经常打骂鲍德温，继父对他的歧视更令他愤恨，父子关系非常紧张。于是，对人世间的爱感到了绝望的少年鲍德温为了躲避哈莱姆街上的堕落和摆脱继父的控制并最终战胜继父而逃进了教堂。

此外，在鲍德温看来，继父的偏狭不但体现在对待私生子的粗暴态度上，也反映在他不分青红皂白排斥一切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鲍德温自小受到白人民主人士的关心与照顾，成年后所结交的白人朋友也对他进行过无私的支持与帮助，这些使他“一直无法真正憎恨白人”。但是，继父对鲍德温与白人交往非常反感，甚至厌恶那些热心帮助鲍德温以及家人的白人教师，怀疑他们帮助黑人孩子的动机，因而他一直反对鲍德温进学校读书。《向》中的继父也是如此。在内心对白人暗藏着巨大仇恨的继父眼里，约翰接受白人的教育与白人交好是一种“邪恶”，他将黑人的一切不幸归咎于所有的白人。继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让约翰感到非常反感。

后来，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鲍德温对美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青年黑人作家一样，鲍德温这个时候也深受前辈作家赖特的“抗议”小说的鼓舞。赖特的声声抗议喊出了长期郁结在黑人心头的愤恨，也加深了鲍德温对继父的理解，他逐渐意识到继父狂暴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悲凉与无奈。这也正是当初鲍德温创作《向》的动机之一：鲍德温曾希望通过写作来理解继父的痛苦从而谅解继父对他的伤害。

其实，鲍德温在《向》中所刻画的这样一个冷漠偏狭的父亲形象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美国黑人是美国文明的私生子”。他在《无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街上无名》（1972）等多部散文集中指出，不公正的国家（隐喻着偏狭的父亲）不仅给黑人身体和精神上带来了巨大伤害，而且也造就了白人对真实历史的盲目认识以及由此而生的残忍与恐惧。白人长期生活在美国是他们的、黑人不过是他们财产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谎言中。即便黑人已经在法律上获得了独立身份后，白人打心眼里依然不愿放弃白人至上的神话。鲍德温仔细分析了白人的重重顾虑：如果抛弃这个神话，他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将不得不抛弃他们的特权与财富，意味着他们的理想将不复存在。同样，黑人由于世世代代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残酷压迫，他们对白人的怨恨根深蒂固。用鲍德温的话来说，“如此的挫折，如此漫长的忍耐，使许多强壮得令人钦佩的男男女女——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肤色——变成了偏执狂”。他们永不停歇地采用各种暴力手段进行反抗，因而造就了白人内心的恐慌。一些明智的白人民主人士开始意识到白人至上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并有意与黑人接近。即便如此，黑人依然心存芥蒂，不愿意接受他们。这显然是因为不公正的父亲在黑白兄弟之间埋下了相互仇恨的种子。鲍德温在许多作品及其演说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担忧与失望。

但是，在传承抗议精神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鲍德温敏锐地注意到了抗议作家思想中的局限性及其毁灭性的力量。鲍德温感觉到，黑人的暴力反抗行为虽说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白人，但是，黑人本身往往也被内心的怒火烧灼得伤痕累累。于是，鲍德温在《人人的抗议小说》（1949）以及《啊啦，可怜的理查德》（1961）等文章中对曾一度被他视为“精神之父”的赖特的抗议主张提出了质疑。在随后的一些作品中，鲍德温倡导黑人“丢掉头脑中的愤怒”“谅解白人，用关爱来引导他们“迷途的兄弟”走出历史的误区，并用爱去对抗“无爱的世界”，从而达到共同改进社会的目的。

鲍德温对抗议文学由推崇到批判的转变引起了不少评论家们关注，他因此招来以克利弗为代表的众多黑人激进青年的猛烈攻击。其实，创作思想的不稳定并不是的德温独有的特点。几乎所有黑人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带给黑人民族的屈辱、愤怒以及深深的困惑。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黑人作家既对白人的压制深恶痛绝，又囿于它的强横，找不到抵制它的力量，同时他们也不能忽视白人民主人士的存在。就连赖特和克利弗也不例外。对于鲍德温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斯蒂芬尼。邓宁给予了充分的理解：鲍德温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在探索解决种族冲突问题时遇到的挫败感，表达了美国种族矛盾本质上的悲哀与模棱两可。

鲍德温力图突破黑人抗议传统的禁锢宣扬种族融合思想的尝试深深影响了沃克、莫里森、福勒和威尔逊等许多后来的黑人作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探讨种族问题的新思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作家逐步摆脱了表现种族对抗、把黑人简单描绘成种族压迫牺牲品的传统模式，而是致力于保存和弘扬黑人文化，并在小说的主题和形式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美国黑人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16年，哈乌·佩克执导的、以鲍德温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I'm Not Your Negro）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评价鲍德温：“以优美的艺术性，通过将自己个人经历中最隐秘的部分和国家及世界命运中最广泛的问题结合起来，刺透了美国种族意识中的历史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