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冈恩（1923年7月12日-2020年12月23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1923年诞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二次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任少尉军官。战后，他进入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大学学习，1947年获新闻专业学士学位，1951年获英语硕士学位。

冈恩的科幻创作生涯始于1949年。那年，他的处女作《通讯系统》在《惊人故事》上发表，用的是笔名埃德温·詹姆斯。1952年，在发表了10篇小说之后，他才开始用真名发表作品。冈恩擅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即使是他的长篇小说，读来也似短篇小说的组合。他已发表80多则故事，出版了19本书，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堡垒世界》（1955年）、《星际桥梁》（1955年）、《空间站》（1958年）、《快乐制造者》（1961年）、《长生不老的人》（1962年）、《倾听者》（1972年）、《校园》（1977年）和《危机》（1986年）等。除小说创作之外，冈恩的评论和学术专著也为他赢得了不少荣誉：1976年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朝圣奖”，同年又因《交替世界：图文式科幻史》获特别雨果奖，1983年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基地》获雨果奖，1992年获伊顿终身成就奖。

作为编辑，他的主要成就是《科幻之路》四卷（1977～1982年）和《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1988年）。《科幻之路》集中了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系统地介绍了科幻的性质、发展、演变及其名家名作，是科幻爱好者的必读之书。《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尤其收集了大量的科幻电影资料。它体现了科幻界内部的观点和认识，反映了最新的时代内容。

冈恩热心推动科幻小说的发展，参与许多科幻活动。他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1971～1972年）、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1980～1982年）。197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约翰·坎贝尔纪念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该奖由专家组成评委，授给年度最佳长篇科幻小说。他经常应邀出席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年会，并应美国新闻署邀请，赴许多国家和地区演讲，足迹遍及瑞典、丹麦、冰岛、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前苏联、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每到一处，他总是满怀热情地介绍科幻小说。

作者自序

提笔写《危机》这本小说时，原本是想写一部电视连续剧。70年代中期，一部名为《六百万富翁》的电视连续剧十分走红，排列在全美最受欢迎的六大电视节目之中。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网上播出，吸引了大批观众。为了争夺这批电视观众，另一家美国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意播出一部科幻电视连续剧。其时我正打算前往洛杉矶，所以，我的好莱坞经纪人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可加以扩充并改编成这样一部科幻电视连续剧的想法。“当然有。”我对他说。于是，我的经纪人就为我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决策人员安排了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我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官员们描述了我对这样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想法，其中心线索和关键人物是一个受未来委托而被派遣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我们生活的时代，问题成堆，矛盾重重，如果听任它们自由发展，人类的未来将成为一个无法生活的地狱！那个受未来派遣而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但有趣的是，这个来自未来的人，每次介入进来解决好一个问题，或者介入进来帮助其他人解决了问题之后，总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并且还忘记了自己刚做了些什么。为此，他不得不每次为自己留下一张便条，以便及时地提醒自己。根据这样一个中心线索和关键人物的特点，我把《太阳的儿子》的情节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官员们做了个梗概性介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决策人员似乎喜欢我的想法，但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音。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想，既然我已经把情节的构思准备工作都做了，我干脆把它写成小说得了。于是，我写了《太阳的儿子》这篇小说，并把它卖给了《模拟》杂志。1977年3月，我的这篇小说在该杂志上发表。第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1978年度世界最佳科幻小说集》里，我也因此收到环球电影公司属下一家制片厂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购买这篇小说的电视和电影版权。这家制片厂后来支付了1年期限购买权的费用。我随后与制片厂通了数封信，告诉他们把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可能性，并罗列了近20个其他可以写成电视连续剧的重要题材。

可事情发展的结果是，环球公司属下的那家制片厂在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便宣告解体，他们的购买权也因此而自动失效。几年之后，我写好并出版了其他6本书后，决定顺着《太阳的儿子》的结局继续写下去。我当时的想法是，这篇小说之所以在电视连续剧问题上遇到障碍，是由于制片商们还不能看到其他戏剧性情节的发展。《太阳的儿子》开头部分有一张约翰逊读到的便条，上面提到了那场危机——“你刚使这个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你记不得……”现在看来，在《太阳的儿子》里写这么一句话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在那时，我脑子里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写“使这个世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故事。只是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我掌握了一条原则，即：最棘手的问题可编织成最精彩的故事。据此原则，我写了《世界的末日》这篇小说，描写这个世界是怎样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的末日》后来发表在《模拟》杂志上。

紧接此后，我在较短的时间里分别写出了《富豪的野心》、《智慧的较量》、《时代的女英》和《河边的鬼火》4篇小说，它们全都刊载在《模拟》杂志上。在写所有这些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些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写故事时，要把一切写得仿佛是由一架摄影机拍摄下来那样客观自然，不带任何主观推测的成分。这种写作方法，我早在写作《太阳的儿子》时就采纳使用了。我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这种写作手法一定会使那些对我作品可能会感兴趣的电影、电视制作人，看到它们适宜于拍电影、拍电视的特性；再者，这种写作手法不管怎么说，也是对我写作技巧上的一种挑战。为了使这些短篇小说连贯串通起来，我在写每一篇短篇小说时，还特意为每一篇写了一个富于戏剧味道的开场景，这样一来，不管是连载性的小说，还是电视连续剧，它们每一篇，或者每一集都有一个明确说明连载或连续性质的情景。这种做法套用电视术语的话，可称做“玩笑式的引子”；在这本书里，它成了全书的《序曲：笼中人》。

我向自己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比第一个挑战容易些，即让所有短篇小说的标题相对称。我不知道这些标题在汉语中读上去怎么样，但在英语中，它们有着相同的格式：名词+1个修饰它的of介词短语。我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这些标题，尤其是最后一篇。在这一篇里，随着困难的层层叠加，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于是，我仔细地考察了一下约翰逊的困境，并问自己，为什么约翰逊相信他看到的那些便条，为什么约翰逊在最后一部分里对那张便条和他自己的精神健全情况提出质疑，为什么约翰逊决定去找心理咨询和治疗？

此外，我在每篇小说里还就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描述和探索。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对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被众多的问题所困扰：能源短缺、政治领导、恐怖主义活动、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等。小说中提及这些问题后，我都得为它们想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法，而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小说主人公约翰逊身上。这并不是说，比尔·约翰逊可以靠他一个人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说，他可以说服其他人相信：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他们自己有利，也对整个人类有利。当年在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官员们探讨将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时，我就曾经对他们说，过多的电视节目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对我们所有的其他人来说，这个世界是靠了千百万富翁、詹姆斯·邦德（007）和超人之类的英雄才得到了拯救。我还告诉他们，我要创作的是一部没有任何英雄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主人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有着美国人中最常见的姓和名。他在所有的故事里面，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引发和促动他人做出反应，并向人们说明（包括读者以及我曾希望过的电视观众）每个人有责任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有效的办法，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向读者传递这些信息上取得了成功。《危机》一书于1986年由美国托尔书局以小说形式出版。书评在评论这本书时，既没有提及本书照相机镜头直观拍摄式的写作手法，也没有谈到本书各节的六个标题，甚至连本书的叙述策略也未曾提到。这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科幻小说评论的现状。

还有，小说出版之后，从未有任何电视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有关购买它的电视剧版权问题，尽管任何人打开书，都可以在目录一页上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六个部分是以“集”的形式标示出来的

这是一个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我认为，它不该由比尔·约翰逊来解决。

作者自序

在《空间站》一书中文版的前言中，我曾经讲述过关于太空旅行的思想如何一步步地发展成由一系列故事构成的小说。大约就在我着手创作《星夜洞窟》（后收入《空间站》）的时候，《快乐制造者》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也在不经意间进入了我的脑海。那时，我正在查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书中我偶然看到一个关于“感觉”的条目。这个条目所探讨的内容是快乐，比如快乐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会感到快乐等等。在论证的过程中，这篇文章描述了获得快乐的两种基本方法：当人们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东西时，他们能够获得快乐；而当人们能喜欢已经得到的东西时，他们也可以获得快乐。此文还探讨了如果人们得不到自己所向往的东西，他们可以采取哪几种替代策略：比如白日梦、幻觉（有时则是错觉）、麻醉品，或者将自己的欲望降低，比如“酸葡萄技巧”——这种技巧因为那一则关于狐狸和它吃不到嘴的葡萄的寓言而家喻户晓。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但是一门真正的实用快乐科学，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科幻小说作家都会因为这样一句话而产生创作的灵感，反正我是立刻感到这可以是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如果有人创造出了一门快乐的科学，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按照“冈恩法则”（在《星际桥梁》和《空间站》的前言中我讨论过“冈恩法则”），我马上以较短的篇幅来考虑这种构思。正如《空间站》和其他用相同方式创作的小说一样，如果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我同样可以探讨那些需要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说得清楚的思想，同样可以把这种思想，而不是把一两个人物，作为小说的中心。

我所写的第一个故事题为《不快乐的人》（本书第一部），在这篇小说中，快乐学被引入了当代世界。故事发表在1955年2月的《神奇宇宙》杂志上。同月，《星夜洞窟》在《银河》杂志上发表。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惊险奇妙故事》杂志的编辑请我为他的杂志写一部中篇小说，于是我决定把快乐学的未来发展史继续下去，题目我原想定为《快乐学家》，不过编辑改成了《说出您的快乐是什么》（本书第二部）。故事发生在第一部之后大约一个世纪，那时快乐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而其内在的矛盾也开始渐露峥嵘。有一些快乐学实践者选择的目标是去获得自己所向往的东西，而另一些纯粹主义者则追求更为艰难的目标：“喜欢已经得到的东西”。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小说是中篇小说《赤裸的天空》，1955年秋发表于《惊险故事》杂志。故事发生于《说出您的快乐是什么》的时代之后大约100年，从快乐委员会及其强制的幸福中逃亡出来的人，来到了环境恶劣的金星，并且正努力将金星改造成一颗可供人类居住的星球。有一名金星开拓者被派回地球，以查明地球发生了什么变故，以及为什么金星上会出现与人类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1958年，班顿出版社出版《空间站》之后不久，我向出版社呈交了《快乐制造者》的手稿。我等了一段时间（我的代理人来信说，向班顿出版社交稿就像把稿子扔进一口深井，不过编辑最后十有八九会和你签定合同）。8个月以后，出版社终于接受了书稿。编辑通过我的代理人询问我是否能为此书再想几个别的书名。我寄去一张清单，列出了大约一打左右的名字。当我最终在纽约一间堆满稿件和书籍的狭小办公室里与编辑迪克·罗伯茨会面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决定书名。“《快乐制造者》，”他说道，“你喜欢吗？”《快乐制造者》于1961年出版，售出了几乎13 册，并于1963年在英国重印，德国和意大利也重印过此书。

《快乐制造者》是我早期作品中惟一得到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的一部小说，该报把它与奥尔德斯·赫胥黎①的《美妙新世界》进行了比较。有许多人找过我，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其中一位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前任经理，并且是新电视节目《广阔世界》的制片人。他准备摄制一部“比《埃及艳后》的投入还要大”的电影。当时《埃及艳后》是有史以来制作成本最为昂贵的影片。但是，他指望得到的资金来源（由一家英国矿业集团提供）一直没有落实。好莱坞的财富就像童话里的金子，只要你一碰，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者自序

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有关科幻小说创作的会议并遇见杰克·威廉姆森，是在我写了4年科幻小说和我的首部作品发表3年之后。那次会议是1952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科幻小说大会。我当时在威斯康星州的雷辛做编辑，坐火车往北只要一会儿就能到芝加哥，因此我说服老板派我去参加会议，见见那些科幻小说作者，以便日后和他们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我在会上与作者们见面，并和他们建立联系，但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出版商。我见到了我的出版代理商弗雷德里克·波尔，他告诉我说替我卖掉了4个故事，于是我辞掉了工作，回去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我还见到了安东尼·布彻和约翰·w·坎贝尔等编辑和其他一些作家，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使我深以置身于他们的圈中为荣。这正是此种会议一直能给我带来的好处：它使我更勤奋地工作，以在这些写科幻小说的好兄弟们中间获得一席之地。

我们认识的时候，杰克·威廉姆森已经写了24年的科幻小说。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在大会的报到处排队，一转身在身后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你是杰克·威廉姆森？”我脱口而出，因为我曾经在书的封面上见过他的照片。他谦逊有礼地承认了。一段漫长的友谊就此开始了。

也是我的运气好，杰克的妻子布兰琪·威廉姆森有个妹妹住在堪萨斯城，那是我出生的城市，后来我又回到那里去当职业作家。杰克和布兰琪每年要到那儿去一到两次。他一来，我们俩就凑到一块儿谈论写作。我们谈论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是上学的事：杰克当时已经回大学去拿下了硕士学位，他正在考虑再去攻读一个英语的博士学位（他后来拿到了）。另一件事是他当时在写作中遇到了一点障碍，有好几本小说都没写完。他问我是否想读一下其中的一本手稿，看看有没有兴趣将它续完。当时我正忙着写我的第一本小说《这个堡垒世界》，但我还是答应看看他的手稿。他给了我前一两章的50页稿子和150页的笔记。

就这样我答应接手了。我先凑了个提纲出来，杰克过目后同意了；然后我写了个初稿，杰克看过后也同意了；最后的定稿1955年交由一家专门出版科幻小说的诺姆出版社付梓了。翌年，叉由爱斯出版社出了平装本。我们对这本小说挺满意，但它没有为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效益：我们总共挣了500美元，一人250美元，即便在1955年这点钱也算不得多。虽说写这本书只花了我3个月的时间，但这点钱显然是不够我过日子的。通过这本书以及我在出版《这个堡垒世界》时遭遇到的相同经历（也是500美元，我一个人挣下了），我确信写小说决非发财致富之路（现在或许是了，但那又另当别论了），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小说构思分割成更短小的故事，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再结集成小说出版。我将这一策略称为“冈恩法则”，并制定了自己的座右铭“卖它两遍！”——随后的《空间站》、《快乐制造者》，《长生不老的人》以及再往后的《倾听者》、《做梦的人》都是实施这一法则的产物，而且效果也都挺不错。

然而奇怪的是《星际桥梁》却有着它与众不同的经历。它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德文（有两个版本）、法文和意大利文，在英国被重印，而在美国更是数次重印。每次它为我们带来的附加版税都是在以我们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报答着我们在它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此书在美国的一次再版之后，《纽约时报》的一位书评家如是写道：“此书并不是一本那一时期（1955年）公认的‘经典’。根据我所查阅的相关资料，它没有赢得过任何奖项，没有为它的作者增添过任何荣誉。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本书，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它。我之所以提这些事实是想让读者们能够体会到我的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本由威廉姆森和冈恩合作而成的默默无闻的小说读上去更像是海因莱恩与阿西莫夫联袂的产物。一本纯正的科幻小说经典……”

此书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使我们觉得获得了比预想更大的成功。有几个作家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开始读了《星际桥梁》后改写科幻小说的，还有一位剧作家在整整12年里一直都想把它改编成一部电影。《纽约时报》的书评接着又说：“如果我说这本书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两位作者都无须为他们的作品感到惭愧的话，我是冒着受到误解的危险的。同所有擅长说故事的人一样，他们成功地将自己隐身在了讲述的过程之中，而将读者邀请进来，共同合作，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真的’。”

再说一则轶事。杰克现已年届九秩了，依然笔耕不辍，他的小说也仍然受到欢迎。我在写《星际桥梁》的时候刚刚30出头，杰克则是四十五六岁（可他已经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写作经验）。大约20年前，一天我正在纽约和一个编辑一起吃饭，正是他出版的那一版《星际桥梁》引出了《纽约时报》的书评。他说他想为他的新出版商再次重印《星际桥梁》。他说这本书是杰克的经验和我的年轻活力的完美结合。“你错了，”我对他说，“这本书包含的是我的经验和杰克的年轻活力。”在精神上，杰克一直是比我还年轻的。

我希望我们的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太空史诗，它讲述了一个名叫埃戎的未来帝国，用金色的能量管道把各个星球联结在一起；还讲述了一只能变形的鹦鹉莉儿的故事。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偏爱这个名叫吴老头的人物（有点儿像我的朋友吴定柏），可当时写的时候无论是杰克还是我都从来没见到过一个中国人。

詹姆斯·冈恩作为当代世界科幻界公认的权威，如数家珍地讨论了影响整个科幻小说流派，以及在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作者和代表作品，为不断变化的科幻小说勾勒出清晰的脉络。冈恩独到地结合了科技发展历程（如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的科技创新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从而透彻地分析了世界科幻史各个阶段的文化流变，进而探索其中的人、事、物对后续科幻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影响。（南方都市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