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堂集林》是
海宁王国维先生（1877-1927）的一部自选文集，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 《观堂集林》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其《艺林》系遵《
汉书·艺文志》所设《六艺略》，指经学，包括《书》、《诗》、《礼》、《乐》、《
春秋》、《论语》、《
尔雅》，以及小学，小学又分文字、音韵。
王国维的后半生，著作数量不多，主要都收于1923年他自选的《观堂集林》一书。
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
无关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静安先生年谱》）。可见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论著虽然还有（如《
史籀》、《急就》、《苍颉》之书，两种《金文著录表》、《纪年》研究和《
古史新证》等），但其思路、观点和研究范围皆体现于此。印行《集林》的蒋汝藻说，此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蒋氏作《观堂集林》序）。
（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
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
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
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
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
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
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
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
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
罗氏后人售于
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
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
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
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
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
李零先生认为都有问题。
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
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
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的研究多属
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
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
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
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